和從上海旅遊回來的朋友相聚。他很嚴肅地說明他的感受：若以對岸的標準，台北不是二線，可能要列為三線都市。
我能聽出朋友的焦慮和挫折。但對我而言，他這番話語，我聽來一點也不刺耳。我笑笑地回答：我倒關心台北是不是個「一向度」的都市，還是多向度？是甚麼樣的 dimension ? 誰會關心她的 size ，多少高樓？
朋友接著又說：造成台北落後的主因，是我們太自由！是嗎？他的定論倒引起我高度的興趣。
自由並不是萬能藥，「不自由毋寧死」對某些台灣人來說只是空話，它能換取多少台幣或人民幣? 「起來！起來！不想當奴隸的人們！」—- 「奴隸」對某些人來說，是指喪失經濟好處的人群，不是「自由」被剝奪，為了台幣和人民幣的價值，當然要起來！
是的，「自由」摸不著，聞不了，只有當你逐漸喪失時，當空氣中含氧量慢慢稀薄時，壓迫四處可見時，你才會感受到她的價值和美麗，就會如艾克頓所說的：「壓迫造出自由主義。」歷史上，自由主義是自動出現的嗎？台灣如果有過「自由主義」政治理想的啟迪，倒是因為國民黨的黨國統治所逼迫出來的。一種反應式的存在，並不是出自文化、歷史的根源。
當右派法西斯黨國統治不再，左派法西斯卻以經濟讓利，誘使你交出你的自由體制，和微弱的自由主義傳承時，很多人就傍徨而不知所措，因為「自由主義」還不是深注於人心，形之於動靜的傳統，這是台灣民主自由的孱弱處。對許多台灣人而言，她還不是「不可讓渡」的價值，是可以用「優惠的措施」收買的。
對岸所謂「盛世」不正是指吃得飽，喝得暖，憶苦思甜？所謂「強國」是大伙兒可以出國看看，當覺得受到不平等待遇時，大家可以團結在一起，唱起國歌，起來！起來！不願當奴隸的人們？一種集體的歸屬感，自傲感—- 孱弱個體的自強之道。
到底，台灣和中國近代史的歷史軌跡不同，我們的自我期待和所希求的社會內涵就和對岸不同。「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的意思就是先要有「中國」，普通人才可期望「成人」，才可能「堂堂正正」。所以要愛國，要民族主義，更需要有個「自命的」既愛國又民族的黨團來擁護，接受他們的領導，我們才有可能「成人」，才有可能活得堂堂正正？
歷史上，太早大一統的帝國，統治階級為了禁錮民心，肆行統治之術，首先必須在文化傳統上下手。看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這就是政教合一、中央集權，統治之術，演變成「天地君親師」的文化大傳統。廣大人民是在階級結構的最底層，要想脫離底層階級，就要努力透過科舉，士子才有可能爬上接受此大傳統的儒生官僚階級。
中國從來沒有過歐陸的「新教革命」，把普通人民的人性和性格，提高到可以直接和上帝，或最上主宰，可以交通的層次和地位，不需要羅馬教廷的教諭和僧侶集團的媒介。馬丁路德說：你勤讀聖經，你就可和上帝通靈。上帝是以自己的形象創造人類。信仰哪需要官僚體系？哪需要個檢定和驅策你的組織？上帝哪有給他們那麼無上的權力：誰該可以救贖？誰該入地獄？誰該受異端審判？又誰該受思想改造？哲學家羅素指稱馬克斯主義的理論結構，和中世紀羅馬天主教的神學體系是相通的（見其所著「西方哲學史」）。
台灣能躲過這大傳統的「文化陷阱」是歷史的幸運。我們才有機會思考，自由的思考，我們才能擁有如何思考「自我」的機會，而非被一大傳統罩身，禁錮思想，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不幸地，我們雖然能把釘入我們大腦的黨國的法西斯的長釘拔除，多年累積的鐵鏽仍然存留，使得我們心思顛顛簸簸，不知所從。就像是老兵身上殘留的彈片殘屑，沿著血管慢慢前進，幾十年後，滲入心臟，結束了他的性命。
因此，許多人會覺悟到必需為台灣台北所做的事太多，根本不在乎有外人說她只是三線。我倒很納悶為什麼還有甚多人，仍然不知道她是和你我生死攸關、榮辱與共的寶貝。我只在乎台北是不是個多向度的城市，能多向度地讓我們成長和茁壯？
「自由」是台北能提供的最重要的滋養，無處可尋。「自由」是難得的機緣，市民能有多向度的機會，成為奇人異士，至少是真正的自我，而不是依統治階級的需要而塑造的樣板。這樣的滋養和機會，有人會輕易地為小小利益而放棄？或許在外來傳統文化和社會影響下，我們只會是個孱弱的個體，始終需要依付權威和集體，才能生存。前賢說：自由民主不是一群奴才可能建立的，不管是出自利益的奴才，還是意識形態的奴才！
我愛我的台灣台北，她能給我多向度成長的自由，我會回報而保衛她的自由。—- 我會在乎有人說她是三線的都市？
作者 / 王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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