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長蔣萬安高喊打造無菸城市，今年迪化年貨大街更擴大禁菸範圍，實際效果卻與宣示相去甚遠。媒體直擊，不少癮君子轉往巷弄內吞雲吐霧，五號碼頭旁設立的吸菸區反倒門可羅雀。對此，研考會主委殷瑋將問題歸咎於中央法規，稱戶外無法設置密閉式吸菸室，無法比照日本設有濾煙設備的吸菸空間。然而，癥結從來不在於是否複製日本模式，而在於台北市連最基本的吸菸區數量都嚴重不足。 根據北市衛生局輔導設置戶外吸菸區一覽表，全市共計120處，其中高達83處僅供員工使用、不對外開放，實際供一般民眾使用者僅剩37處。真正設有吸菸亭者僅13座，其餘多為完全開放式，部分甚至只以地面劃線區隔，對於降低二手菸暴露幾乎毫無幫助。 坐擁八萬名市府同仁的市長蔣萬安，難道會不清楚現行法規與行政限制？近來其施政模式卻屢屢呈現「先宣布、再補救」的狀態，從無菸城市到營養午餐補助，政策方向先拋出，細節與配套則交由機關自行消化，治理責任卻未見承擔。 殷瑋此時出面辯護，反倒成了稻草人策略的示範。只要稍加思考，就不難預測廣設室內吸菸室在法制與行政上的困難，更遑論如何要求私人設置與長期維護。連公部門自身的吸菸區設置數量與管理品質都不足，卻空談高標準的無菸城市，無疑本末倒置。 前政委張景森曾直言，無菸城市政策不僅欠缺法律正當性，更暴露出政策目標與執行能力之間的巨大落差。這樣的批評，不只對今日描述的貼切，對於未來北市政策可能都將言中。問題除了政策方向，還考驗市府將政策轉化為可執行制度的能力。當口號先行、配套落後成為常態，市政風險自然由市民承擔。 電影《墨攻》中，墨者曾對梁國公子點破真相，你之所以百戰百勝，只因你是公子。蔣萬安一路以國民黨中興少主的完美形象，加上暖男、三寶爸的人設包裝，早就經不起一次次重大爭議的檢驗，除了推給局處避居二線，蔣萬安還剩下什麼？ 而當無菸城市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衛生局與環保局卻同時肩負漢他病毒防治重任。蔣萬安、殷瑋與其持續政治口水，不如正視北市鼠患肆虐，台灣25年來首見的漢他病毒死亡個案，就出現在市府旁的大安區，這才是市民真正關心的嚴重問題。 作者：陳建志

      民眾黨新科立委上任，國會席次雖未劇烈翻盤，政治氣氛卻明顯升溫。外界關注的焦點，並不在於這批新人是否能帶來政策創新，而在於他們是否會成為推動總統彈劾的「關鍵齒輪」。當預算杯葛、人事案或總統彈劾再次被端上政治餐桌，問題早已不只是算票數，以對我國憲政影響最大的總統彈劾案說起，彈劾案於憲政設計中屬於極端例外，其門檻之高，本意即在防止國會將其日常化。惟國會原本的對立結構，因新科立委的加入而更趨於「反執政聯盟化」，彈劾案在政治上或許更容易被提出、被討論，甚至被用來作為談判與施壓的籌碼。換言之，新人未必增加彈劾成功的法律可能性，卻提高了彈劾被頻繁「點名上場」的機率。       真正值得警惕的，並非人數變化，而是代表性與責任性的錯位。從民主理論來看，代議政治的正當性建立在選民授權與政治責任之間的連結。新科立委固然是合法就任，但其政治能量、社會信任與公共審議經驗，仍處於累積階段。當這樣的立委被推到憲政責任最重的舞台上，參與是否要動用彈劾權的判斷，其決定自然更容易被解讀為政黨立場的延伸，而非經過充分審議後的憲法良知。       在學理上，這牽涉到「憲法守護者」角色的誤置。憲政體制中，國會確實負有監督行政、甚至在極端情形下啟動彈劾的職責，但這項權力的性質，並非政治攻防，而是制度性自我防衛。德國公法學者早已指出，類似彈劾或違憲審查的機制，必須遵守最後手段性與比例原則，否則將導致權力分立的功能性崩解。若新科立委在政治動員氛圍下，將彈劾視為表態工具，國會就從憲政守門人，退化為政治擴音器。         對我國憲政秩序而言，這樣的趨勢至少帶來三層影響。首先，是彈劾制度「工具化」，當彈劾不再針對總統有具體違憲行為，而是成為政治對抗的象徵性語言，其制度威信勢必下降。其次，是行政與立法關係的結構性惡化。行政權在高度政治化的監督環境下，容易轉向防禦性治理，重大政策因預期政治風險而裹足不前，最終損害的是整體公共利益。最後，也是最關鍵的，是人民對憲政制度的信任流失。社會逐漸將彈劾視為「每屆國會都會玩的扮家家酒」，真正需要啟動制度時，反而可能失去社會動員的正當性。          有趣的是，民眾黨一向以「超越藍綠、理性問政」自我定位，新科立委理應是其形象更新的最佳載體。然而，若上任伊始便被捲入彈劾政治秀，不僅難以建立獨立的政策輪廓，還可能被社會視為既有對抗政治的延伸版本。這對民眾黨本身而言，是角色認同的考驗；對國會而言，則是功能定位的危機。         回到憲法本身，彈劾制度的存在，並不是為了讓國會證明自己有多憤怒，而是為了在民主失靈的極端時刻，提供一條制度化出口。新科立委是否能理解這一點，將直接影響未來國會政治的品質。若只是新人上場、劇本不變，那麼所謂的新格局，不過是換了一批演員，繼續消耗同一套憲政信用。民主需要更新，但更新不等於躁進。對新科立委而言，真正的考驗不在於是否敢配合黨意，既然內規他們僅可在位兩年，而不瀟瀟灑灑走一回、做一回真我，作出符合人民期待的政績。  作者 / 風林火山

立法院近期提出的助理費除罪化修法，引發助理工會、勞權團體與社會輿論高度關注。這並非單純的助理聘僱流程調整，而是挑戰立法透明與公款專用的核心原則。草案將助理費從專款專用轉為立委可自由運用的統籌經費，且不再要求提出檢據資料，社會對其意圖與後果高度關注。 此法案爭議巨大，不僅外界質疑可能替特定人士解套，更關鍵的是它打破了公款專用的制度紅線。助理費原本用於聘僱與照顧助理，一旦變成立委可自由支配且無需核銷，其性質將從公務用途轉為個人可支配資源，原本應支付助理薪資與福利的經費將轉移到立委手中。 若修法通過，立委每月除了本薪之外，還能掌控六十萬元助理費。免除核銷後，立委可支配的財務空間大幅增加，實質收入甚至可能超過國家元首。這筆公共經費將名正言順成為立委的私房錢，不僅改變民代薪酬結構，也衝擊人民對國會廉政的期待。同時，助理費原本保障薪資、健檢與基本福利，防止雇主任意挪用經費。若經費完全交由民代自由支配，助理的保障將落入雇主個人決定之下，薪資與福利可能因此受到直接衝擊。 勞權團體警告，修法可能損及整體公部門的勞動環境。公費支用必須可查可驗證，若國會先行放寬制度，將造成不良示範，使勞動保障失去制度基礎，也可能成為其他單位比照的理由，導致保障全面失衡。 民主制度建立在透明、負責與可監督原則上。助理費制度固然存在行政繁複與彈性不足，但改善應朝向更高公開標準與完善勞動保障，而不是削弱監督或消除法律責任。若國會倒退，民眾對民意代表的信賴將大幅下降，公共治理將付出長期代價。 助理費爭議揭示的不僅是助理薪資與福利保障制度的瑕疵，更關乎國會是否願意接受規範與檢驗。國家財政資源來自全體國民，使用應遵循公開與問責原則。面對外界疑慮，最重要的不是強調改革善意，而是展現對監督制度的尊重與決心。若國會無法回應，民主社會對公共權力的信任將動搖，制度正義與公共信賴將付出沉重代價。 作者：魏世昌

暌違九年，國共智庫論壇在北京死灰復燃。這場大戲，國民黨主席鄭麗文高呼「九二共識不可怕」、副主席蕭旭岑疾呼「兩岸合作賺世界的錢」，但糖衣裡面包裹的卻是無視國際地緣政治現實、企圖將台灣重新鎖進中國經濟牢籠的劇毒。 首先，蕭旭岑在致詞中拋出一個驚人的論點，不要讓外國「漁翁得利」掏空台灣。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典型的中共大外宣邏輯。將美日歐等民主盟友視為「掠奪者」，將對台部署千枚飛彈的中共視為「家人」。 事實上，誰在掏空台灣？過去三十年，是誰利用廉價勞動力與土地誘使台商西進，隨後以「騰籠換鳥」、強迫技術轉讓、反間諜法逮捕台籍員工，將台灣的資本與技術吸乾抹淨？正是中國。如今，當全球供應鏈正在重組，台商對中投資佔比從2010年的83.8%雪崩式下跌至2025年的3.75%時，國民黨卻要台灣人回頭去擁抱那個已經產能過剩、經濟通縮的市場。這不是「賺世界的錢」，這是去幫中國經濟「填坑」。 其次，國共兩黨煞有介事地發表了「十五項共同意見」，細看內容，不僅了無新意，更是充滿算計。所謂「推動兩岸人員往來正常化」，完全是倒果為因。陸客不來、陸生中斷，始作俑者皆是北京。中共將觀光客當作政治水龍頭，想開就開、想關就關，如今國民黨卻配合演出，彷彿障礙是台灣政府設下的一樣。 更危險的是「加強新興產業合作」與「人工智能結合製造」。在中美科技戰白熱化的當下，美國正全力圍堵中國取得高階晶片與AI技術，國民黨此時倡議兩岸科技融合，無異於要將台灣的高科技產業推向美國制裁的火坑，讓台灣成為破口。這不是產業升級，這是要把台灣的護國神山群變成中共突破科技封鎖的墊腳石。 再者，針對鄭麗文高呼「九二共識沒有這麼可怕」，呼籲民進黨放棄台獨黨綱接受之，這不僅是天真，更是對國際局勢的無知。九二共識之所以「可怕」，在於習近平早已定調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接受九二共識，等於接受台灣是中國內政問題，等於自斷台灣走向國際的法理根基。 看看香港，當初的承諾如今安在？國民黨試圖用三十年前的模糊概念，來解決三十年後極權擴張的威脅，這就像是試圖用符水來治療癌症。鄭麗文口中的「和平」，是建立在跪地求饒基礎上的假和平；而真正的和平，必須建立在實力與國際結盟之上。 最後，跳脫中國，才是台灣的活路！國民黨始終無法建立一套「沒有中國」的生存論述，但台灣的經濟早已證明，我們有能力「立足台灣、佈局全球」。我們的半導體、AI伺服器供應鏈是世界的關鍵，而不是中國的附庸。當世界各國都在談論「去風險化」，都在將雞蛋從中國籃子裡拿出來時，國民黨卻大張旗鼓地要台灣人把頭伸進去。 台灣的未來在於走向世界，成為國際社會不可或缺的夥伴，而不是回頭去當中國衰退經濟的救生圈。九二共識已是歷史灰燼，別再試圖把它吹燃，那只會嗆傷台灣自己的肺。   作者：秦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