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主體性不明確是台灣的病。承認大陸中華民國亡國了的蔣介石, 卻在台灣宣稱代表全中國,說大陸是中華民國領土,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繼九一二觀光業遊行後,海基會舉辦大陸台商秋節聯誼,又是砲聲隆隆,責備蔡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識。台企聯會長王屏生甚至高呼:「九二共識中,一個中國的概念非常清楚,為什麼不能講?台灣社會真的是有病!」他的發言和擅改旋轉門條款、受聘北京故宮,遭到批評的前故宮院長馮明珠一樣,她不怪罪中共、不檢討自己,反而指「台灣社會不可理喻。」
台灣社會的確有病,的確不可理喻。但有病的、不可理喻的不是九二共識不能講、不敢講,而是國家「主體性不明確」,連中華民國是不是主權獨立國家都不清楚,許多人把「一個中國」當做國家認同。當王屏生這些人說「一個中國的概念非常清楚」時,他們實際是視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同一國家,毫不顧慮在國家主權絕對性、排他性原則下,中華民國定然消失不見。同理,當中華民國政府接受「一個中國」、「兩岸同屬一中」時,就是台方準備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時。
面對九一二遊行及台商秋節聯誼的訴求,蔡英文的回應仍是極盡討好,說「對於台商的心聲和遭遇的困難,政府一定會給予最堅定的支持,不會讓台商感到孤單。」問題是,台商的心聲和困難來自中共版的「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在蔡英文這八個字說不出口,全國三分之二以上民意也不接受這八個字之下,蔡英文如何給予堅定支持?如何讓他們不感到孤單?
「一中各表」(即求同存異、互相尊重)是兩岸和解及開展關係的基石,它的本質在一九九O年代是中華民國一中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中並存,後來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存。當近年中共連「求同存異、互相尊重」都不尊重,把九二共識窄化為一中原則、兩岸同屬一中,不管蔡英文說盡多少九二會談、九二歷史事實、九二共同認知好話,亦不領情,試問,台商還能怎麼責備蔡英文?難道要台灣投降,乖乖接受中共版的「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向全世界招認台灣同意香港化,被極權專制的共產政權統一嗎?
國家主體性不明確是台灣的病。承認大陸中華民國亡國了的蔣介石, 卻在台灣宣稱代表全中國,說大陸是中華民國領土,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種嚴重誤導,使許多人腦筋轉不過來,到中華民國已經喪失聯合國中國代表權並被逐出聯合國後,還誤認「中國」(全世界已公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是同一件事,從未思索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主體性。
而主體性不明確的台灣,於是出現統派與獨派的惡鬥,雙方互不承認。台灣既不是統派心目中的國家主體,中華民國也不是獨派心目中的國家型態。其結果,「中華民國台灣」的國家主體意識始終不能建立,也就是台灣的國家建構始終不成功。再加上中共「以經促統,以商圍政,以民逼官」的統戰逐步深入,自己國家認同有病的人反而開始痛批「台灣社會有病」,自己不可理喻的人反而指責「台灣社會不可理喻」。
古代中國胡漢對立時代,有「漢人學得胡兒語,站在城頭罵漢人」的名句。王屏生及馮明珠就是那種人。他們的談話看似理直氣壯,其實心虛氣弱,本質是黑格爾「主奴辯証關係」所說的「血腥戰爭在歷史上會以畏死者投降而形成主人與奴隸關係」,主人是比奴隸更勇敢更優越的人,因為「屈服於死亡恐懼的一方不能超越動物本性,也就是缺乏自由意識。」中共是主人,趨附中共、甘為中共鷹犬的中華民國國民是奴隸,或幻想未來成為奴隸頭目(如台灣特首等)。
笛卡兒以「我思,故我在」建構人的主體性或主體意識。國家的主體性以此類推,是「我是,故我在」,或像卡繆《反抗者》一書說的「我反抗,故我在」。反抗什麼?反抗對方的「主人身分」。當對方自居於主人身分,自認有權否定人的共同價值及基本權利(例如獨立、自決、人權、自由)時,他的主人身分就該被否定,因為失去了這些共同價值及基本權利,人就不成為人,世界就會失序,「反抗所追求的就是這個秩序。」
醫治台灣主體性不明確的病,需要強化台灣的主體意識,包括提升自信心。《自由時報》一篇媒體投書說得好:「麵包師傅吳寶春被媒體問及何不進軍中國市場,到對岸拓展麵包事業?他自信的回答,中國不代表全世界,希望大家能不斷創新商品形式、提高商品質量,把全世界吸引到台灣。他的話對照王姓台商批評政府不講九二共識、直指台灣社會有病,我們的確該承認,台灣社會的確有一部分人病了,而且病得不輕,這種病的學名或可稱做泛中國市場與中國依賴症候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