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全球經濟的困局，都來自一廂情願的「全球化」的願景，只要打破關稅壁壘，全球就是一個市場，會多倍性地擴大。
近日「經濟學人」有專評，建議已發展國家把「通膨目標」（inflation targeting）從一般的 2％調高至4％；或者更好，完全拋棄這概念，另鑿新意，以名目的GDP目標（nominal GDP targeting），給中央銀行有較大調節空間，自我裁定，作為貨幣政策的摳紐。
不管專評所用的名目為何，實質的用意，就是要繼續「量化寬鬆」，只是戴上另類的面具而已。看來聯準會前主席班•柏楠奇（Ben Bernanke）的謔稱「開直升機的班爺」（helicopter Ben），不是隨意開玩笑的：班爺開著直升機，把機上熱烘烘的、剛印好的鈔票，往下灑。要是全球每個中央銀行行長，向班爺看齊，就是解決全球經濟難題的辦法。2008年，中國就試過，一灑，就是四萬億人民幣的壯舉，山河為之變色（人民幣的紅色），最終效果呢？
今日全球經濟的困局，都來自一廂情願的「全球化」的願景，只要打破關稅壁壘，全球就是一個市場，會多倍性地擴大，資金、人員、原料、產品自由移動，多少人會受到好處？不錯，很多人受到好處，是不是雨露均霑？政治、社會、文化的因子有沒有算在數理型模中？資本熱錢自由流進流出，一呼百應，金融結構和管控有沒有重建和強化？有沒有足夠的壓力測試？當經濟規模更大時，金融暴起暴落，振幅震盪到難以承受，謝謝金融工程學所設計的衍生物！全球結構，尤其是小國、弱國經得起考驗？對於大國，擴大的市場，永遠存在，甚至與時放大？當無可避免的「平衡」來臨時，所謂「世界工廠」的產能如何調整？擴張時的負債，誰來承受，蕭條時，還是弱勢階級承擔苦果！
我們可以歐盟作為例子，依孟代爾‧佛雷明三角型模（Mundell-Fleming model）：當市場一體化，「資本能自由流動」的一角被決定了；又只有一種歐元通貨，「匯率」另一角也決定了；兩角被決定，沒有人再有能力操控第三角，在此為「自主的貨幣政策」。歐盟各國沒有自主的貨幣政策，貨幣政策由一、二個經濟強大的「領頭羊」所決定：擴張就擴張，撙節就撙節，不但造就窮、富兩類國家，各國中也造成窮富兩類階級，最不會調適變動的中下階層勞動人民，受傷最重。當國家有自主的貨幣政策時，受創的人民知道應該向誰喝倒釆，投石塊；而國家沒有自主政策，如何向布魯塞爾的官僚集團討公道？
以意大利為例，七十、八十年代，每當國家收支不平衡，就以貶值舊通貨「里拉」（lira）作為對策，財政危機立即解除，只是大家一起窮了點（匯率而言）。現在意大利手中沒有「里拉」，只有「歐元」，歐元的貨幣政策由在布魯塞爾的歐盟總部決定。當意大利國際收支不平衡，國債利率升至二位數時，除了仰賴布魯塞爾中央官僚的鼻息，聽命指揮，順伏地學習別人要你如何過日子。若不樂意，難道你另有較好的選擇？希臘已經是驚悚的現實，呈現眼前！平心靜氣，想想看，有一天當「人民幣」取代「新台幣」的時候！
事實上，歐盟還算是單純的樣本，至少他們的政治文明和制度沒有太大的差異。只是宗教改革以降，社會、文化發展有些不同，宗教信仰和價值觀，影響對經濟活動的態度。你如何要求南歐的天主教徒和北歐的路德、卡爾文教會信徒，有相同生活信仰和經濟、社會觀感？這裏就是「全球化」信徒的天真和盲點所在。歐盟一定會解體成兩部：南歐恢復舊有的生活和經濟模式，北歐為繼續使用歐元的關稅同盟上建立政治聯盟。「東進」是北歐、普魯士-日耳曼的歷史直覺，「南下」是南歐、神聖羅馬帝國、哈潑士王朝、奧匈帝國的文化傾向。
因此經濟的結盟，必先考量文化、社會、政治因素。目前我們所看到的全球化，必然萎縮、後退，尋找較小規模的經濟同盟，作為代替。若以台灣為例，多方面考量後，TPP 顯然是好的選擇（假如它能成功，台灣可以加入）。理由第一，成員國中政治制度和文化差異不大。理由二，台灣對集團系統中具有相容性（compatibility）。第三理由，台灣在自己劃出的系統次領域，具有獨特競爭力。
第一理由，若和其它可能選擇相比較，很清楚，無需多言。
第二理由「相容性」：台灣可以列在高度發展美、日之後，以提供生產精密零組件，作為技術發展的標的，而為供應鍊不可或缺的一環。我們無需和美日競爭，這和「志氣」無關，而是善用我們有限的資源，量力而後進。即使我們有能力成就個 Nokia 或另個 Blackberry，也要小心。競爭不只是突破而要看能否持續，尤其是當軟、硬體平台迅速更變時候。持續是需要長期性地投入大量資金，而且需要經常性的創新。還記得HTC創辦人的前一個公司，以設計微處理機和 Intel 直接競爭，然後呢？HTC又是另一案例，一時的成功不能証明甚麼！
南韓集中相當國家資源於一個公司和技術，Galaxy note 7的麻煩可算是「溫和」的警告。「韓流」會成為世界性技術文化主流？（日本人開始笑了！）。南韓執意和美日全面競爭，對台灣無寧是件好事。記得八十年代，日本兩大電腦公司（富士通、NEC）全力和 IBM 主電腦 （main frame) 競爭演算速度，然後呢？當技術發展從「單一」（stand alone）轉到「多體」和「網絡」，日本必須重新來過。那個年代 IBM 對美國經濟最大的貢獻，就是把日本高科技電腦公司，導引到錯誤方向！把國家未來投注於某一集團公司是否理性？問問美國人有關 AT&T、DEC、Motorola，甚至眼前的 Intel、MicroSoft、IBM？再偉大的公司也會生老病死！
第三理由，在台灣選擇的次領域，我們有高度的競爭力。台灣以中小企業見長，這是台灣社會文化的特色，靈活、迅速。我們不需要高度投資、高度組織、紀律集中的企業兵團，這不是台灣的社會文化。我們不是帝國，我們希望像是中世紀意大利半島上商業繁榮、「走海」的城邦。在討論經濟發展策略前，得先問問我們自已想建立的社會，和我們渴望的文化內涵？經濟不是思想的開始，也不是一切。經濟思考主要不是告訴你如何達成你的目標，而是為了達成你的目標前，你要避免做甚麼！「錯誤」常常是以光明正大面目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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