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會眾議院於2月8日進行提前改選投票，由高市早苗率領的自民黨以壓倒性得票勝出，睽違5年重新取回國會單獨過半的絕對多數地位。 根據《NHK》、《全日本新聞網》（ANN）與《日本新聞網》（JNN）分別進行的出口民調，在眾議院總席次465席中，自民黨有望取得300席以上。若再加上目前聯盟執政的日本維新會，高市早苗內閣將可望跨越眾議院三分之二席次的關鍵門檻，不僅使首相在立法程序上取得足以略過參議院的絕對執政優勢，也讓自民黨2012年自安倍晉三第二次內閣以來，再度取得啟動修憲可能的機會之窗。 在確定自民黨篤定取得眾議院過半多數後，原本在首相官邸等待結果的高市早苗，也在日本時間8日晚間9點30分進入自民黨總部並接受媒體採訪。高市早苗表示，儘管勝選的結果讓人鬆一口氣，但目前暫時沒有內閣人事改組的必要與規劃，她強調自民黨仍希望繼續與維新會聯合執政，並表示「自民黨內部也已對修憲有具體構想」，之後將在眾議院憲法審查會中，同其他政黨一同作更全面的討論與審議。 儘管自民黨目前在日本國會參議院並未取得過半席次（248席中僅有101席），且無法提前解散的參議院，最快也得等到2028年才會改選。然而，在日本的兩院制設計之下，即便法案遭到參議院杯葛或否決，法案只要眾議院以三分之二以上席次再次表決仍可生效。因此，一旦能穩定掌握日本國會眾議院三分之二席次門檻，高市內閣實際上也將重返對一般立法擁有絕對的主導權。 改選前，自民黨在眾議院僅有198席，加上聯合執政的日本維新會（34席），高市早苗內閣232席的勉強過半地位。但截至台灣時間8日晚間8點30分為止，《NHK》的出口民調顯示：自民黨已篤定能突破261席的「絕對安定執政」門檻（眾議院過半，並能取得所有委員會的主席與多數席次），且有機會取得300席以上。至於選前最大的在野黨──由立憲民主黨和公明黨所組成的中道改革聯合，則從選前合計的167席，驟跌至50席以下。 在中道改革聯合的崩潰式敗北的同時，國民民主黨、參政黨等在野的右翼政黨則避免了「高市吸票」的困境，預計席次將與選前持平；換言之，這場選舉已確定會成為日本泛右翼與保守派陣營的全面勝利。 聲勢仍在高點，高市提前改選國會「超短期決戰」的政治豪賭 2026年1月30日，日本秋田縣下雪的街道上，一塊選舉公告牌上張貼著候選人的海報。 本次日本眾議院選舉，自1月23日正式解散國會至2月8日投開票，前後僅有16天──這不僅是戰後日本政治史上為期最短的一場選戰，高市早苗選擇在1月分解散國會的時機之大膽，也因此被政壇輿論稱作「超短期決戰」。 在內閣制的政治體制之下，提前舉行大選向來被視為新任總理取得民意授權的必要程序。高市早苗於2025年10月贏得自民黨總裁選舉並接掌內閣總理大臣職務後，其內閣執政尚未經歷眾議院大選，因此政界各方早有預期，高市內閣勢必得在2026年春季前後解散國會、重啟大選。 然而，這場原本被視為「預料之中」的超短期決戰，仍引發日本社會的批評與質疑。根據《NHK》2月2日公布的全國民調，在宣布提前大選之後，儘管高市內閣的支持度仍維持在58%的過半水準，卻有高達49%的國民「不認同首相此時解散國會是恰當的決定」，此一數字也較支持解散、認可選舉的民意多出14個百分點。 輿論疑慮的爭議點在於，高市早苗選擇在2026年度國會常會的開議首日宣布解散──會期才剛開始便宣告終結，直接導致事關民生經濟、必須在4月新財政年度開始前通過的「2026年度總預算案」被迫停擺。 此外，本回選舉也是日本眾議院時隔36年再度出現的「1月解散」。在政治傳統上，日本過往多會迴避在1、2月舉行大選，一方面是因為新年伊始，各行各業忙於開工，各級學校也集中在此時舉辦入學考試，候選人此時不僅難以即時動員支持者，拉票活動也容易招致「擾民」批評；同時，日本的1～2月正逢隆冬雪季，常見的大雪不僅經常封鎖交通、癱瘓社會日常運作，更嚴重干擾基層選務工作，甚至大幅影響選民外出投票的意願。 另一方面，僅有16天的超短選戰時程，也在朝野政壇引發批評聲浪。在自民黨內，不少身處艱困選區，或從政資歷尚淺的參選人，都抱怨過於倉促的選戰節奏讓他們「來不及充分備戰」；在野陣營則集中火力批評高市內閣，為了選舉操作竟寧可延誤國家總預算。 但對高市早苗而言，這場政治豪賭背後卻有著極其現實的理由。選前的自民黨雖然仍是國會第一大黨，但在參、眾兩院的席次皆未能跨越過半門檻，不僅必須仰賴拒絕入閣的日本維新會進行政治結盟以維持執政，在重大政策的推動與國會攻防上，也面臨不小的政治阻礙。考量到高市內閣自就任以來就一直維持民調過半的高支持率，為了避免夜長夢多、趁著聲勢仍在高點時提前改選國會，也就成為高市內閣選擇提早發動超短期決戰的主因。 自民黨全勝的「高市旋風」： 壓倒性的年輕選民好感度、迴避具體政見對決的釜底抽薪之策 2026年2月7日，日本首相兼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右）抵達東京礫川公園，在發表競選演講前向民眾鞠躬致意。高市早苗的「超短期決戰」策略，搭配內閣選前居高不下的支持率，讓她在選戰期間占盡主動優勢。首先，僅16 天的選戰時程，極大化地壓縮了對手政黨的應變空間，使其難以在短時間內凝聚反攻能量，或提出足以挑戰現任政府、且具備選民吸引力的政見亮點。 其次，高市早苗居高不下的支持率，成功轉化為帶動自民黨選情的「火車頭」效應。 過去，高市早苗的政壇形象以保守、強悍著稱，甚至被認為略顯固執，她當選自民黨總裁之初，政壇一度質疑自民黨恐將走向極右化，並進一步流失社會主流與年輕選民。然而，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後的形象卻明顯轉向親民與柔和，在30歲以下年輕選民中，更取得超過8成支持度，形成壓倒性優勢。 日本《朝日新聞》與美國《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皆指出，高市早苗之所以深受年輕選民歡迎，關鍵在於她在就任首相後，成功營造出一種獨特的「新舊融合感」。 一方面，高市早苗作為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首相，其政策論述風格俐落、易於理解，塑造出勤奮務實、與大眾站在一起的新鮮形象；另一方面，過去30年來，日本社會對「國際地位快速下滑」的焦慮愈發強烈，民間普遍瀰漫著一種期待大刀闊斧改革前進的情緒──但這種「改革」期待，未必指向社會價值與政治制度的進步，而更著重於安全、富足、讓國家重新變強的傳統實力。在此背景下，做事認真、決策果斷，且能在黨內有效領導男性保守派的高市早苗，便被投射為一種足以帶領國家向前的「力量」象徵。 但在質疑者眼中，高市早苗所營造的「新舊融合」，更像是一種經過精心設計的政治包裝，其政見本身並未提出足以稱之為「改革」的實質藍圖。著名女性主義社會學者上野千鶴子便指出，高市早苗雖然是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首相，但在涉及女性權益與社會價值等議題時，其政治路線反而呈現出「比男人更男人」的行事傾向。 上野指出，「當少數者試圖打入多數派集團時，往往會變得比多數派更像多數派。」而在她看來，高市早苗與其政治偶像──被稱為「鐵娘子」的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相似之處，正在於對「強勢」風格的高度追求。在此邏輯下，高市早苗的「改革形象」實際就是保守派復興，除口號之外，並沒有帶領自民黨真的在政治、價值觀上有任何明顯而具體的改變。 然而，來自學界與媒體的質疑雖然嚴厲，卻絲毫未能動搖高市早苗在選戰中的超高人氣。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在於自民黨採取了極為有效的「閃電戰」策略──透過「超短期決戰」大幅壓縮選舉節奏，並刻意模糊化實質政見的交鋒。為期16天的選戰中，在野陣營除了針對高市個人與自民黨的右傾化提出廣泛批評之外，幾乎無法就具體政策論述找到任何有效施力的選情突破點，反而被牢牢鎖入自民黨所設定的節奏之中，讓這場選戰進一步被簡化成一場圍繞高市早苗個人政治魅力的「好感度投票」。 公明黨與立憲民主黨「老老結盟」成效不佳，席次大減 […]

台北市長蔣萬安高喊打造無菸城市，今年迪化年貨大街更擴大禁菸範圍，實際效果卻與宣示相去甚遠。媒體直擊，不少癮君子轉往巷弄內吞雲吐霧，五號碼頭旁設立的吸菸區反倒門可羅雀。對此，研考會主委殷瑋將問題歸咎於中央法規，稱戶外無法設置密閉式吸菸室，無法比照日本設有濾煙設備的吸菸空間。然而，癥結從來不在於是否複製日本模式，而在於台北市連最基本的吸菸區數量都嚴重不足。 根據北市衛生局輔導設置戶外吸菸區一覽表，全市共計120處，其中高達83處僅供員工使用、不對外開放，實際供一般民眾使用者僅剩37處。真正設有吸菸亭者僅13座，其餘多為完全開放式，部分甚至只以地面劃線區隔，對於降低二手菸暴露幾乎毫無幫助。 坐擁八萬名市府同仁的市長蔣萬安，難道會不清楚現行法規與行政限制？近來其施政模式卻屢屢呈現「先宣布、再補救」的狀態，從無菸城市到營養午餐補助，政策方向先拋出，細節與配套則交由機關自行消化，治理責任卻未見承擔。 殷瑋此時出面辯護，反倒成了稻草人策略的示範。只要稍加思考，就不難預測廣設室內吸菸室在法制與行政上的困難，更遑論如何要求私人設置與長期維護。連公部門自身的吸菸區設置數量與管理品質都不足，卻空談高標準的無菸城市，無疑本末倒置。 前政委張景森曾直言，無菸城市政策不僅欠缺法律正當性，更暴露出政策目標與執行能力之間的巨大落差。這樣的批評，不只對今日描述的貼切，對於未來北市政策可能都將言中。問題除了政策方向，還考驗市府將政策轉化為可執行制度的能力。當口號先行、配套落後成為常態，市政風險自然由市民承擔。 電影《墨攻》中，墨者曾對梁國公子點破真相，你之所以百戰百勝，只因你是公子。蔣萬安一路以國民黨中興少主的完美形象，加上暖男、三寶爸的人設包裝，早就經不起一次次重大爭議的檢驗，除了推給局處避居二線，蔣萬安還剩下什麼？ 而當無菸城市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衛生局與環保局卻同時肩負漢他病毒防治重任。蔣萬安、殷瑋與其持續政治口水，不如正視北市鼠患肆虐，台灣25年來首見的漢他病毒死亡個案，就出現在市府旁的大安區，這才是市民真正關心的嚴重問題。 作者：陳建志

       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在中常會上提出一句話：「美國曾經是我們的恩人，但中國大陸是我們的親人」，並主張台灣不需要在美中之間選邊站。這一句簡短的比喻迅速引發激烈討論與反彈，有人認為這是一種理性外交的務實表述，有人則批評這種說法背離歷史與台灣人的集體意識。      「美國是恩人，中國是親人」這類說法，乍聽之下溫和而試圖去政治化，彷彿只是對歷史情誼的回顧，實則是一種高度選擇性的歷史敘事。若將國家關係比擬為人際關係，便更應嚴格檢視；所謂「親人」是否在關鍵時刻給予庇護，抑或反覆施以威脅；而「恩人」究竟只是權宜之計的利益往來，還是實質上塑造了今日的生存條件。        回到歷史本身，國共關係從來不是「失散親人」的溫情故事，而是赤裸裸的權力競逐。1945年戰後，中華民國接收台灣不久，旋即陷入全面內戰，最終在 1949 年敗退來台。此一結果並非「兄弟鬩牆後的誤解」，而是兩個政權在制度、意識形態與權力結構上無法共存的必然產物。內戰結束後，中共政權從未將台灣視為可以平等對話的「家人」，而是始終定位為尚未統一的政治版圖。從砲擊金門、長期軍事對峙，到今日的飛彈部署與法律化的武力威嚇，這段關係更接近高壓控制與持續威脅，而非任何可稱為親情的互動。        反觀美國與台灣的關係，雖然起點並非情感，而是冷戰現實，卻在歷史發展中實質影響了台灣的生存條件。1950 年韓戰爆發後，美國介入台海，提供安全保證，使台灣免於被即時納入共產陣營；隨後的經濟援助、制度輸入與技術轉移，奠定了台灣戰後工業化與出口導向發展的基礎。即便在 1979 年斷交後，美國仍以《台灣關係法》維持安全承諾，並在關鍵時刻持續影響台海戰略平衡。這些作為固然源於美國自身利益，卻客觀上構成台灣得以發展民主、累積國力的外部條件。         更具反諷意味的是，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在遭受西方制裁的背景下，其經濟起飛的重要推力之一，正是來自台商的大規模西進投資。換言之，在經濟層面，中國的「改革開放紅利」部分建立在台灣資本、技術與管理經驗的輸入之上。若要談「恩」，歷史角色的對調反而更為合理。        因此，將中國簡化為「親人」、將美國僅視為「恩人」，本質上是一種大中國意識的延續性投射，而非對台灣歷史經驗的忠實反映。該言論忽略台灣社會在民主化過程中形成的集體意識，也忽略地理鄰近並不必然帶來安全感，血緣文化更不足以抵銷制度衝突與武力威脅。        歷史從來不是用來安撫情緒的修辭工具，而是檢驗現實的座標。若真要以人際關係作為隱喻，那麼台灣作為戰後國府遷台避難處，台灣人與大陸來台居民早已血融於水，卻心向欲撕裂台灣之強鄰，比起對岸，台灣方是國民黨羈絆最深的親人，試問除了李登輝時代外，藍營可有真心融入這塊小島？ 作者 / 風林火山

從民意結構來看，多數台灣民眾對「交流本身」並非本能排斥，但對「交流的交換條件」高度敏感。若國共論壇（即便改名為智庫交流）被社會普遍理解為建立在「阻擋軍購、削弱國防」之上，其正當性將迅速流失。 近年民調反覆顯示，台灣主流民意支持維持現狀、強化自我防衛，同時對北京政治意圖抱持高度戒心；因此，一旦交流被連結為「以安全換對話」，將被視為踩到紅線。更關鍵的是，國防預算在台灣早已不只是財政或軍事議題，而是「國家存續的象徵性政策」。即便交流議題包裝為AI、防災、低碳等非政治領域，只要其前提涉及立法院系統性阻擋軍購，社會輿論勢必將其解讀為政治交易。 這種交易敘事，將強化對國民黨「對中讓步」的既有刻板印象，並為民進黨提供清晰而有力的攻防論述。換言之，民眾未必反對對話，但很難接受「以削弱防衛換取對話」。一旦此印象定型，國共論壇不但無法為國民黨加分，反而會成為政治包袱。 為何國民黨要一意孤行，明知會影響2026年九合一選舉？事實上，國民黨此時推動國共論壇，反映的並非單一選舉理性，而是更深層的路線焦慮與權力結構問題。首先，黨內仍存在一股強烈的「歷史使命論」：認為國民黨必須重新掌握兩岸話語權，否則將被邊緣化為純粹的地方選舉機器。 對這些人而言，短期地方選舉的風險，未必高於長期失去兩岸「關係經營者」角色的恐懼；其次，國民黨的組織與菁英結構，仍深受過往「經貿—交流—政治紅利」經驗影響。部分黨內決策者仍相信，只要能恢復與北京的制度化接觸，就有機會複製過去的經濟敘事，進而鬆動選民對其親中疑慮。 然而，他們低估了台灣產業結構與國際環境的劇變，也高估了選民對「交流紅利再現」的期待；最後，國民黨內部的決策機制高度集中，對年輕選民、城市中間選民與國際觀感的回饋機制不足，導致戰略判斷容易陷入同溫層。一意孤行，並非不知道風險，而是選擇承擔風險，押注另一條政治路線。 國共論壇的風險：中華民國在議程中消失。國共論壇最大的結構性風險，不在於「談了什麼」，而在於「如何被定義」。一旦論壇的對等主體被設定為「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而非「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的國家主體性即被默默消音。即便議題設定為非政治領域，主辦架構本身就已傳遞高度政治訊號。 此外，議程設定權高度不對稱。北京方面可透過主持人、會議名稱、新聞稿用語，逐步將交流框架納入「統一敘事」或「民族復興」的大敘事中，而台方代表在缺乏正式國家身分下，難以有效反制。長期下來，這類論壇將累積「去國家化」效果，使國際社會與部分台灣民眾逐漸習慣「沒有中華民國的兩岸對話」。 更嚴重的是，若論壇與立法院特定政策行為（如軍購審查）被外界視為有交換關係，將使國民黨陷入「代理人風險」的指控，進一步侵蝕其民主正當性。論壇本身可能短暫熱鬧，但其制度性副作用，將遠超過表面收益。國民黨中道派普遍並不反對交流，但高度警惕「政黨對政黨」的交流形式。他們更傾向支持低調、技術性、去政治化且可被社會監督的互動，而非高調象徵性論壇。 對中道派而言，國共論壇最大的問題不在內容，而在其「不可控的政治外溢效果」。若論壇被社會定型為「親中路線回歸」，將直接壓縮國民黨在總統選舉中爭取中間選民的空間。在此意義下，國共論壇確實可能成為總統大選的「慢性毒藥」—未必立刻致命，但長期侵蝕信任。 至於從華府角度看，關鍵不在交流本身，而在「行為連動性」。若美方觀察到國民黨推動對中交流，同時在立法院系統性阻擋軍購、質疑台美供應鏈合作，將被視為戰略可信度下降。這不僅影響美國對國民黨的信任，也會影響整體對台政策的風險評估。 尤甚，在美中競爭格局下，美國更關注台灣是否維持清晰的自我防衛與陣營一致性。任何被解讀為「內部政治力量削弱防衛意志」的行為，都會引發高度警惕，而非正面解讀。 作者：林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