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臺灣歷史的複雜多元，深受世界思潮、殖民與外來文化的影響，因此這些做「中國研究」的學者，原本對於台灣研究即缺乏基本實力，加上外語能力不足，更別說要去和日本學界、歐美學界談台灣在國際的重要性。
身為台大台文所的博士生，看到作家朱宥勳聲援台大台文所以微薄工讀金支付學術論文翻譯費的抗議事件，心裡一方面欣慰，因為學弟的文章，被轉載報導了，等於終於讓外界知道「台灣研究」面臨的困頓；但另一方面，還是會擔憂，「台灣研究」如今已經萎縮至此，會不會因為被媒體曝光後，未來系所發展將面臨更嚴峻的局面？
台灣研究學門從十幾年前紛紛設立，到如今一步步邁向自我毀滅的主因，是各大台灣研究單位許多中生代學者們，不僅擅長於彼此鬥爭、爭地盤、搶資源，更長期以「師生不對等」的學術勞役關係，不斷讓學生去幫自己「產出」學術名聲。這些從中生代竄起的教授，在各自任教的大學站穩地位後，不斷斡旋人脈，培養各自的裙帶關係，企圖讓更多「非台灣研究系所專業」的學術親友團，以五花八門的本領，搶進這個學門，甚至讓許多「脫離台灣社會現況」的「台灣研究」，藉著裙帶人脈，一步步佔據台灣研究的資源。
在馬英九執政八年下，台灣研究又不幸受到壓抑，這正巧又讓這批已經「先搶先贏」、佔穩龐大台灣研究資源的教授，開始順勢讓這學門縮編、減額，甚至紛紛將系所易名、或任其倒閉，以避免真正由台灣研究系所一路培育出來、毅力和實力都極為堅強的青年世代，進入學界挑戰他們所「建立」下來的學閥權威。這導致台灣研究系所真正一路培養出的「台灣研究」人才，無論在中小學教育、或是大學學界，都嚴重面臨畢業即失業，空有一身專業，卻無處可教、無處可發揮的困境。
約莫在1990年代初，台灣社會逐漸意識到「認識自己」、「認識台灣」的重要性時，很多讓人尊敬的前輩教授，在中文系、在歷史系開始帶著學生做台灣研究，後來逐漸因台灣社會和各級學校教育的需求，各大學開始成立台灣研究系所。但現實面上，當時真正做「台灣研究」的人才，在戒嚴以來長期的大中國論述下，卻是極度缺乏的。因而許多中文系、國文系、外文系、歷史系、語言系…..的中生代學者，紛紛見機轉舵，趁此熱潮「轉向」向台灣研究拿經費、搶佔台灣系所員額，這些學者，很多都是因為做中國現代研究，自知在以經藉古文為尊的中文系地位較為邊緣，因此為了想拿到更多資源、或想搶進國立大學的教員缺，於是快速轉向，轉做「台灣研究」。例如原本在中文系做唐宋文學研究，改成做台灣古典文學研究，又可以用同一套賞析方法，獲得在大學教台灣文學的地位。
由於臺灣歷史的複雜多元，深受世界思潮、殖民與外來文化的影響，因此這些做「中國研究」的學者，原本對於台灣研究即缺乏基本實力，加上外語能力不足，更別說要去和日本學界、歐美學界談台灣在國際的重要性。於是他們致力於「善用學生」，以開課的名義，實質上多是讓學生分頭幫自己的研究找尋史料、分析文獻就算了，甚至到高年級或博士班，更得幫寫計畫、幫寫論文、幫翻譯、幫備課、幫帶學弟妹上課……更不用說碩士班從入學一進來就接受學長姊「訓練」，幫教授處理種種雜事，所累積下來的行政打雜本領：報帳、辦會議、辦活動、辦學者參訪旅遊、跑行政、辦採購、簽呈、政府計畫標案、結案……..種種「血汗差事」，在台文所研究生看來，都是「非常平常」的事，而這次台大台文所盛浩偉學弟，就因為「幫翻譯」，起了爭議風波。
台灣研究所系所從體制、課程到師資的爭議，十多年來未曾停歇，教授鬥爭和學生抗議事件，時有所聞。甚至一兩年前，台大台文所學生發起聯署，陳請師長，對課程及體制提出種種建議，但最後的結局卻是，學生因此遭到所長警告，甚至博士生被解除論文指導教授關係，也丟了研究助理工作。
當前真正接受完整「台灣研究」教育的青年世代，一路在艱難中為台灣研究開創新局，用自立自強的途徑從事文學創作或研究。而台文所師長現階段能給學生的，卻正如朱宥勳說的，確實不如研究生各自專注的創作能量，或對台灣社會的洞悉能力，但青年一輩缺乏的，是支持他們創作和研究的資源，現階段青年研究者，遠比那些從「中國研究」轉向、掌握研究資源的師長們，還要更有論述意識，也更有建構台灣主體性的使命，甚至台文所畢業的碩博士生，不只中文能力強，創作力豐富，且英文也不差，連日文都有一定的基礎，甚至還通懂第三外語，只為了去接觸東亞研究、東南亞研究，或是歐美思潮研究，因為研究「台灣」，就是要和國際對話，這樣台灣才會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現今不斷被縮編、減額的台灣研究情勢，正考驗著這學門的發展──儘管一直以來，台灣研究系所在文學院的地位，總是被「中文系」、「國文系」那些掌握最多資源、擁有最多教職員額的「大系」當笑話看、當政治曇花學門嘲諷。然而更令人擔憂的還有，會不會哪一天，台灣研究的專業，同樣也被整個台灣社會所蔑視。因為這個失去記憶的島嶼，已經不需要培育台灣研究人才，去教導世世代代的台灣子民，好好「認識自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