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我們用GDP來評估國力。
現在，我們用GDP來騙取選票。
黛安‧柯爾（Diane Coyle）在「GDP的多情簡史」一書中，便開宗明義地說明為何為每個國家都愛GDP？因為可以騙取「選票」，GDP打從一開始就不是被設計來衡量國民福祉或幸福指數。起初，GDP其實被拿來評估國家可以花多少錢打仗；後來，不論是戰爭支出、戰後收拾殘局，都會對GDP成長造成極大的貢獻，GDP被拿來算不打仗，可以省多少錢。曾經有人想過GDP應該要能夠衡量國民福祉，但最後仍不敵政治鬥爭。嚴格來說，GDP其實不是故意忽視你我的幸福生活，而是一開始，幸不幸福這件事，就不在GDP的管轄範圍內。
張善政閣揆近日在媒體露出一則新聞：「轉型正義能為GDP增加多少？」，張揆認為課綱議題與轉型正義並無生產力，新政府應先反過來把有生產力的事情做好，例如把經濟和產業搞好，這才是「療傷優先」，證明有能力治好經濟後，再做意識形態的事情，外界會比較服氣。筆者並不先判斷張揆的主張來下判斷，只是先思考「經濟成長」與「轉型正義」是否有直接的因果關連，政治學上的邏輯會告訴大家，執政者通常會關注「經濟成長」來保住政權，在野黨時常高喊「分配正義」來扭轉下一次大選的態勢。或許，我們可以這樣問：向來打著「經濟成長」的國民黨，為何在大選輸給高喊「分配正義」的民進黨？然而，臺灣歷經三次政黨輪替，民進黨上台後也必然承擔經濟成長的重擔。
是以，無論藍綠執政都陷入一個GDP成長的迷思。GDP是一種資訊，作為社會中個人生產的加總，重點並非總量，與薪資、人民生活幸福之間並無絕對關係，我們可將GDP作為衡量一國財政收支的工具，而非被設計來衡量國民福祉。GDP本身是一種會計帳，但其帳目複雜資料又難以精確。或許，新政府的財經部會可將GDP作為一種施政上的參考指標，而且認真調查、編制促使GDP盡量反映現實層面，供研究者及全民參考應用，切勿將GDP作為施政的唯一目標，枝微末節地追求GDP成長的政府。不信你看馬政府過渡追求GDP，陷入高經濟成長率的迷思，最終還不是被選民所用選票汰換。
對於GDP錯誤的觀點，會產生忽略現實層面的觀點，犯下統計學上所說的「第三類型錯誤」（正確的方法，解決錯誤的問題）。國際經濟學家利用GDP的演算對奈及利亞下了一個評估：如果考慮行動電信和好萊塢電影之類繁榮產業的成長，2014年奈及利亞的GDP會一舉增加40％，奈國的經濟規模會直追南非。奈及利亞或許不像英國或美國那麼富有，但在卻是奈及利亞GDP指標意義下的窮國，但奈及利亞卻是非洲最大的經濟體。另一個例子是70年代的英國，因為負債與GDP提供的警示，工黨政府而決定力行樽節，爭取國際貨幣基金的緊急貸款，但這個警示最後被證實誇大經濟危機，英國實際上根本不需要這筆貸款。事實上，當代國家仍然需要一個衡量工具，為評估國家財政，藉以確認施政方向。然而，黛安‧柯爾在此書中要告訴大家的是：GDP在廿世紀是很好的衡量工具，卻越來越不適合21世紀的經濟現況，因為21世紀的經濟火車頭是創新、服務與無形商品。
作者 / 林士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