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的實現是在於行為人獲得應有的懲罰，也就是他僅僅為他的所作所為付出代價，但是如果施加刑罰的國家並不是如此想的話，這時行為人可能只是成了政治操作的工具、成了操弄輿論的開關，他所受的刑罰，其目的就不是他所應得的，他所應得的只是以他的行為為目的的刑罰執行，而不是作為工具。

馬政府執政八年至今槍決了多名死囚，且時機經常為國內發生重大政治爭論、承受社會壓力或輿論喧囂沸騰之時，但輿論卻長期只聚焦於死刑存廢的議題，而未能正視這些刑罰執行背後更重要的問題，就是這些刑罰的執行最終到底是出於什麼目的？因此，本文並不打算討論死刑或任何刑罰存廢的問題，反而是想提出一個問題，就是犯罪人如果不是因為所犯的罪行，而只是因為某些其他目的而受到執行，這到底是不是實現了人民樸素正義觀下的「正義」？還是根本的辜負了刑罰想實現的正義理想？

什麼是「正義」？正義這個詞聽來正氣凜然，但正義一詞所指的其實是「每個人得到其應得之物」，例如，跟店家買東西，付了錢就應該獲得店家所許諾的物品；犯罪人偷竊他人之物，就應該承擔相對的刑事責任等等，這樣看來正義似乎不是什麼太難的東西，那為什麼人類文明幾千年來依然不斷的爭執著何為正義呢？其中最關鍵的爭議點就在於，什麼是「應得」，比方說，一個小偷對於他的行為他「應該」付出什麼代價？這個「應該」便是大家爭執的問題所在，隨著每個人與文化的價值觀不同，有些認為偷竊的人應該被斬斷手腳，有些則認為應該關起來，有些則是歸還偷竊之物就了事了，可見人類對於「每個人得到其應得之物」有著非常不同的看法，但我們必須注意到一點，一個人應該得到什麼，其背後的理由必須跟那一個人切身相關，小偷被罰款，必須是基於他偷竊的行為而來，而不是基於其他理由，換句話說，罰小偷錢只能是基於他偷竊，而不能基於他的種族、性別、信仰等等其他毫不相關的理由，如果，我們是因為這位小偷的種族才判他罰金的話，這種刑罰便是他不應得的，這時我們實則是在歧視與任意施加暴力，而不是真正的在實現正義。

人類社會一個巨大的難題便在於，我們該怎麼說刑罰與犯罪人的行為相稱？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就是相稱嗎？但這個問題顯然不是那麼容易就能解決的，A把B的手打斷了，難道社會只要把B抓起來打斷手就可以解決了嗎？我們怎麼確認B被打斷手的時候，他跟A被打斷手的時候一樣痛苦？我們怎麼能知道兩隻斷臂是相互等值的？問題就在這裡，我們根本不知道，也無從知道犯罪人所承擔的刑罰，是不是能夠匹配他所受的刑罰，無論是判得輕或重，那麼對犯罪人來說都可能並不正義，另一方面，對於那些期待司法還以公道的被害人來說，也是一樣，侵害他們權利的犯罪人如果被判的太輕，是社會辜負了受害人期待的正義，但判得太重也是如此。正義要求我們給予行為人他應該承受的處罰，但我們卻完全不知道什麼是他應該承擔的責任。另一方面，刑罰的執行也是如此，正義的實現是在於行為人獲得應有的懲罰，也就是他僅僅為他的所作所為付出代價，但是如果施加刑罰的國家並不是如此想的話，這時行為人可能只是成了政治操作的工具、成了操弄輿論的開關，他所受的刑罰，其目的就不是他所應得的，他所應得的只是以他的行為為目的的刑罰執行，而不是作為工具。

「刑罰的執行出於什麼目的」這個問題牽涉到的不單單是國家這次的執行是否合法的問題，更牽涉到人民所以為的「正義」是否實現的問題，有些人歡欣鼓舞地以為國家總算實現公義，但如果國家執行刑罰的出發點不是為了公益而是有其他目的呢？這還算是實現公義嗎？試想，如果今天國家處罰一個人，目的不是為了讓他理解他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只是因為國家想以他作為宣傳工具，要大家遵守法律，這時，這個人受到刑罰處罰是正義的嗎？顯然並非如此，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他受到處罰只是因為國家想拿他作為工具或其他目的之用，而不是想要實現正義，更不是任何文明國家所應該接受的行為。

台灣社會必須重新思考，刑罰的目的是什麼？如果最終我們承認，我們無法正確的衡量什麼是犯罪人應得的刑罰的話，那麼我們就應該正視樸素正義觀中所謂應報論的錯誤所在，而轉由其他角度來看待犯罪人所承擔的責任範圍。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更嚴格的監督國家在刑罰執行時的目的，如果國家執行刑罰只是為了政治操作、掩蓋大眾耳目，甚至討好大眾，這時，人民所期待的正義便蕩然無存，因為犯罪人根本不是為了他犯的錯而受罰，而只是為了其他目的而受難，這使得國家對他的刑罰顯然毫無正當性，更遑論要實現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