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大安區學子考上台大的機率，比起其他縣市更高，但原因不是台大給予臺北市更多的保障名額，而是臺北市大安區乃是全台灣首屈一指的文教區，擁有最多的教育公共財。筆者無法感觸歷次考試都要維持第一名的高處不勝寒，高考移民的現象告訴您，在適當的地方考第一名，才有機會考上適當的學校，究竟適當地方重要？還是第一名重要？恐怕得視造化。
作者：林士清
高等教育乃兵家必爭之地，一個孩子呱呱墜地始，讀書博取功名利祿，絕非個人的事情，而是家庭的出謀畫策，華人文化皆然。中國大陸投入高等教育的預算及品質逐年攀升，清華、北大甚至具有歷史名聲和國際知名度，中國高等教育邁向普及化的過程中，由於家庭個人及區域之間的所得收入差距不斷拉大，接受高等教育機會並沒有實現真正的公平，「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社會代價不小，甚至可以用金錢取得更多優勢，爭取平等高考權利的螞蟻，及鑽漏高考制度缺陷的蝗蟲，形成有趣的「高考移民」現象。
所謂「高考移民」，出現於90年代，迄今越演越烈，是指部分考生利用各地存在的高考分數線的差異及錄取率的高低，通過轉學或遷移戶口等辦法到高考分數線相對較低、錄取率較高的地區應考。此種現象伴隨著「戶籍制度」的鬆綁有關。高等教育畢竟是一個高度進入門檻的稀有財，篩選機制甚為關鍵，通過高考那一關對人生發展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高考移民是當前各地高考錄取比例差距較大狀況下的一種無奈之舉，實質就是以金錢來購買分數，高考移民對高考的地區性不公平提出了挑戰，但同時卻又加劇教育作為社會階層流動的藩籬。
此種教育資源分配不公的現象，反映在各區域教育輸出及教育選擇的差異。柳宗元在「送辛生下第序略」中曾言：「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意思是說首都地區錄取率非常高，一個長安城取中的人數竟然跟一個大省取中人數差不多，可見城鄉差距所導致的教育資源不均，古今皆然。高考移民和戶籍制度產生一個有趣的結合，即「西進南下」的人口流動，學子透過投奔親奔友，將戶口遷移到流入地成為當地考生，然後憑出生地較高的考試成績，取得對當地學生的優勢，爭取更好高校錄取的升學機會。
高考移民現象，筆者認為中國大陸的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為主因，用腳投票的現象為結果，於是高考移民所反映的是社會集體行為的理性，尤其在儒家社會長期灌輸「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概念。由於中國大陸各地教育發展程度不同、教學水平不同，各個高校對各個地方學生的錄取標準也有所不同，擁有北京戶籍的學生考上北大的機率是河南省學生的28倍、是安徽省學生的41倍。當年筆者在北京大學交流時，不乏聽聞外省市學子考入北大的困難，她們比照北京當地學生、港澳台學生、日韓學生在北大求學的表現，學習上普遍更為上進。
「李洋事件」，恐怕堪稱中國大陸「高考移民」的現象中，最為顯著案例。來自湖北的高材生李洋，入籍就讀海南島海天中學，並在2008年應屆的高考中，以897的高分奪得海南島的理科狀元。光宗耀祖可喜可賀之餘，寄來的不是清華大學建築學系的錄取函，而是海南省考試局的限制令，因入籍海南的時間未滿兩年，不符合海南省的報考資格，引起軒然大波，若非「海南理科狀元」頭銜的名聲響亮，媒體報導恐怕未必見光。
事隔兩個月後，香港城市大學頒發44萬港幣的狀元獎學金，邀請李洋入學，對一位當時剛滿十八歲的青年，歷經兩個多月的大起大落，反映出「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隱喻，背後卻是突顯高考制度的荒謬。造成高考移民社會集體行動的現象，不涉及道德和公平，關鍵考生背後的家庭，能否負擔高考移民的昂貴成本，高考移民堪稱現代版的「孟母三遷」。
北宋年間，歐陽修曾經上書給宋英宗謂：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之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於人，是十人取一人。大意是區域的差別，導致錄取率大為不同，北宋時江南考生多而錄取少，很難考中；北方考生少而錄取多，容易考中。明朝開國之際，科舉錄取之人中龍鳳，大半來自南方，甚至引發北人學問不及南人的政治風波，於是將科舉分為南北二區減輕爭議，清朝則繼續沿用。清朝中葉之後，台灣仍被消極統治時，大批來自福建的讀書人，選擇台灣作為邊疆考場，為了謀求上榜而光宗耀祖的機會。
台灣過去大學錄取率較低，也有所謂「一試定終身」的聯考窄門，但聯考機制相對公平，一切以分數高低進行志願排序，但仍有都會區學子的平均升學率高於非都會地區的現象，臺北市大安區學子考上台大的機率，比起其他縣市更高，但原因不是台大給予臺北市更多的保障名額，而是臺北市大安區乃是全台灣首屈一指的文教區，擁有最多的教育公共財。筆者無法感觸歷次考試都要維持第一名的高處不勝寒，高考移民的現象告訴您，在適當的地方考第一名，才有機會考上適當的學校，究竟適當地方重要？還是第一名重要？恐怕得視造化。
「對酒吟」一詩：「公門衙退掩，妓席客來鋪。履舄從相近，謳吟任所須」。唐朝官員流連妓院風氣甚烈，白居易自然也不例外。香山居士為何成為高考移民的代言人？其祖籍山西，生在河南，戶口則隨他祖父，屬於陝西省渭南縣下邽鎮的居民，按照唐朝的科舉制度，應去陝西渭南投考才對，但他鄉試那年沒去渭南，而是去了安徽宣城報考。這在唐朝可是違法行為，因為唐朝法律規定，所有參加科舉考試的考生必須在其戶口所在地報考。白居易決不會無緣無故以身試法，他之所以去安徽報考，筆者猜測一定是因為當時安徽的錄取率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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