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不僅服務於中央政府,亦可服務地方政府,在政策擬定過程上發揮效果。
依據美國賓州大學針對全球7,700位智庫人士和6,600家智庫的調查發佈「全球智庫報告2015」 ,全球智庫數量分佈在北美地區占1,931家、歐洲地區數占 1,770家、亞洲地區占 1,262(我國占52家)、中南美地區占 774家、北非和中東地區占 398家、沙哈拉和非洲地區占 615家、大洋洲占 96家。
在亞洲地區相較日本、印度、韓國、中亞和中東等地,我國智庫在東南亞及太平洋地區前百大智庫排名為:台灣民主基金會 (第7名)、台灣經濟研究院 (第19名)、中華經濟研究院院(第23名)、政大國關中心(第26名)、社會與環境變遷研究機構ISET(第64名)、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第82名)、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第93名),上述排名顯示我國智庫在經濟產業、國際關係等研究領域表現出色,智庫在台灣的推動政策研究和政務人才儲備,也不遺餘力。
亞太地區主要智庫提供之服務項目及其與政府部門的互動模式,值得台灣參考的是新加坡。新加坡為了因應的國際形勢中把握生存之道,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視智庫的建設,依靠優秀的本地人才和外來引進人才,迅速形成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智庫,例如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RSIS)和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在新加坡政府政策規劃過程扮演重要角色。
智庫不僅服務於中央政府,亦可服務地方政府,在政策擬定過程上發揮效果,例如上海社會科學院參與「上海2040年城市規劃」及「上海發展戰略研究(2050)」,針對加強郊區新城建設,劃定永久農田保護區,城市規劃與產業、人口結構同步優化等為上海市政府積極獻策。不過,中國的頂尖智庫:包含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幾乎都是官方資助,從事研究幾乎都是官方委託,官本位牽引而使智庫缺乏獨立性、透明性、中立性。
日本總合研究開發機構(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dvancement, NIRA)成立於1974年,由中央政府出資50億日圓、地方公共團體出資17億日圓、民間出資14億日圓,共同募集81億日圓,NIRA除承接各式公、私部門之委託契約,也必須承擔服務地方政府及社會團體為其主要特色,奠定其智庫機構的獨立性、中立性、超然性,NIRA的運作模式頗值得我國參考。
我國智庫發展的最大限制,恐怕在於財務來源和財務結構,財務來源限制了智庫的發展走向,而財務結構若穩定與否,對人力資源及研究能量的累積造成很大的影響。事實上,美國智庫招募人才的理由:布魯金斯研究所以「機構卓越的學術」;傳統基金會則用「提供媒體曝光度,轉入政府部門或企業的工作機會」。智庫乃孤立於其他機構且匯集專業、優秀之島嶼,其於權力與知識間,扮演溝通、連接之橋樑角色。最後,筆者建議各界可多關注「智庫外交」模式,透過智庫運作機制強化世界著名智庫的合作,展開更多具有亞太地區影響力的研究,作為與國際交往、連結的重要橋樑。
作者 / 林士清(台灣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