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的癥結在於：此款高科技垃圾桶因為內含壓縮機制，所以開口必須採取人手無法伸入的設計，就像舊衣回收箱那樣，以避免人們受傷。此項設計同時也讓人無法再去翻取垃圾桶內的殘羹剩餚、以及那些含有押瓶費的空瓶罐。這樣的設計讓撿空瓶為生或補貼家計的人們無以生活。

作者  黃哲翰

今早從朋友的臉書上看到一則新聞：德國漢堡市政府引入了160個高科技太陽能垃圾桶，能自動擠壓垃圾，讓容量提升為傳統垃圾桶的七倍，並且在裝滿時能透過無線電通知清潔單位，一個要價5000歐元（相當於台幣20萬），是傳統垃圾桶的十倍以上。漢堡市政府宣稱，引入這些高科技又環保的垃圾桶讓市容更整潔了。

這項相當符合台灣人對「先進國家的先進市政」之想像的措施，卻引發了漢堡市內一陣批評與爭論。他們所批評的當然不是一個要價20萬的垃圾桶裡面究竟被國民黨政客撈了多少油水（如同我們會反射式地聯想到的）、也並非爭論它是否太浪費這種老掉牙的「施政美德」問題。

問題的癥結在於：此款高科技垃圾桶因為內含壓縮機制，所以開口必須採取人手無法伸入的設計，就像舊衣回收箱那樣，以避免人們受傷。此項設計同時也讓人無法再去翻取垃圾桶內的殘羹剩餚、以及那些含有押瓶費的空瓶罐。

這樣的設計讓撿空瓶為生或補貼家計的人們無以生活。在德國為了垃圾減量，押瓶費相對而言相當高，從10歐分（台幣4元）至1歐元（台幣40元）不等，空瓶對於撿拾者而言就是現金，拿500ml啤酒瓶25歐分的押瓶費為例，收集20瓶就夠吃一頓冷餐（麵包夾菜肉、三明治等）配飲料了。因此，撿空瓶去換押瓶費，在德國社會是相當普遍的國民副業（據調查指出，從事此「副業」者各階層都有），尤其對低收入者而言更是重要。

街道上散落的空瓶和夏天路旁野生的莓果一樣，都是被秒殺的標的物。

然而從高科技垃圾桶引入之後，垃圾桶的周遭確實乾淨許多（因為垃圾桶不再因為滿了而讓路人把垃圾亂塞亂放），然而人們也見不到空瓶的撿拾者了。「他們的存在再度被剝奪。」新聞報導一位社工批評說：「整個政策是市中心規劃的一部份：人們不願再見到特定的人。」

漢堡市政府衛生清潔部在這個議題上接受左派黨（Die Linke）黨團質詢時，做出答覆說：我們的任務不是解決社會問題，而是讓市容變乾淨；撿拾者的生活所需自有社會救濟來保障。記者為其答覆做了以下結論：撿拾空瓶這個活動是多餘的。

我們先不必急著去論斷這項政策的是非。這則新聞其實提供我們一個很好的借鏡，去理解「政治決策」與「技術官僚主義式的決策」的根本差異。

漢堡市政府的這項決策，是一種典型的技術官僚主義式的決策。所謂技術官僚主義是指，用台灣人最喜愛的「理性」、「客觀」、「中立」、「科學」、以及不預設特定價值的實用主義態度，來計算單項決策的Z和B。這種決策是參考技術專家的評估、並透過官僚程序而完成的；此外，它還堅守「一碼歸一碼」的分工規則：如上述報導提及的「我只管市容整潔、其他是社福機制的事」、以及台灣人耳熟能詳的「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的拚經濟國民運動等等。

這種決策的邏輯相當簡單易懂，連小朋友都知道，不就是「Z>B」=「可行」，「B>Z」=「不可行」而已嗎？困難複雜的是在於專業評估上，因此這一部份交給專業的來就好。（有些甚至複雜到你們不必弄懂，所以秘密黑箱其實也只是剛好而已。）

基本上，依照這種邏輯的市政決策，就跟玩模擬城市差不多，要整頓市容就把低級住宅區給剷平、然後把高污工業稅和廉價住宅稅都調到破表就好了。模擬城市就是把市政的各種專業評估、執行程序、以及結果效應都極簡化的遊戲，不管是外科醫生或廟會吉祥物都能輕鬆上手當市長，所以他們只要多曝光拚形象即可。

當然，技術專家和官僚體系是政治決策所不可或缺的兩個要素。但它們卻不能等同、也不該取代真正的「政治決策」。

政治決策與技術官僚主義式的決策有兩個重大差異：前者反映或蘊含特定的價值（例如左或右的旨趣）、並且橫跨不同技術專業的領域將許多事情複雜地「攪在一起」考量（例如市容整潔與貧富差距問題）；前者的這兩項特徵正好和後者完全相反。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政治所面對的永遠是彼此具有文化差異（我指的不只是族群，還包括階級、城鄉、性別、思想等差異）與不同利益旨趣的人群，那麼事情就不得不複雜地編織在一起，市容整潔必定也牽扯到中下階層的生計問題，無法簡單化約，正如拾罐為生者的困境不會因為他們被迫離開市中心而就消失。那麼，若要在這些複雜交織的議題中尋出理路，就不得不訴諸特定價值，作為理解問題與進行決策的指導原則。

因此，將考量全觀化、複雜化，乃至於對價值的抉擇，就是政治決策所無法避免的過程。並且，採取了特定價值作為決策的基準，同時就也要負擔特定的政治責任——因為政治社會的事態是如此難分難解，往往沒有一勞永逸的標準答案：例如，左傾的政治決策往往要對無法滿足保守人士之乾淨社會秩序的要求負責、而右傾的政治決策則常要對社會福利的緊縮負責……等等。

政治決策之所以是「政治的」，乃是因為它始終面對人群，並且始終連帶著無可免除的政治責任。這種決策邏輯既非國小算數般簡單的ZB邏輯、也不是非黑即白的聖賢道德邏輯，它始終都必須背負咎責，沒有人可以是乾淨的、白色的不沾鍋。時時抱持著面對複雜人群背負咎責的覺悟，才是當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公共人（public man）的必要前提。

再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談：本月初，「新五四運動」這個「反動的運動」飽受來自公民運動陣營的嘲諷。然而當時我在臉書上讀到了朋友轉貼的一則文章，是一位太陽花運動的參與者所寫的，他跑到新五四的現場去「刺探敵情」，因為同行友人身上的黑衫而「曝光」，被現場擁抱白狼的老太太老先生們氣急敗壞地謾罵。然而，當他要離開時，有一位老杯杯叫住了他，努力且耐心地想要說服他，和中國統一才是台灣未來的生路，把他當作可以對話的對象，一句一句地說著自己的理由和考慮。文章的作者表示，那是令他意外感動的一刻。

當時我讀到這裡，腦中冒出了這樣的想法：我們總是喊著要公民覺醒，但究竟何謂「公民」／「公共人」，這並不是比人數、比大聲、比創意、比誰理直氣壯、抑或誰關心社會就能決定的，當然也不只是比誰立場正確誰比較有道理。

從家裡走上街頭，從私事進入公共參與和決策，其身份的轉變，本質上並非是從「漠不關心」到「勇於反對」或「熱心公共」（如許多人不假思索地認為的），而是思考決策的邏輯與所負擔之責任的轉變：此一邏輯與責任都要我們時時面對差異，只有在認真面對活生生的差異時，「公民」的身份才會出現。

否則，無論我們再怎麼喊解殖反帝反獨裁，沒有直接面對上述案例中具體而活生生的認真老杯杯、不帶著某種政治責任的覺悟，只是把對方簡單地化約為反動者（儘管他們的主張和想法常常遠離現實且包含矛盾），始終都會帶著讓自身有朝一日成為壓迫者的風險。或許出於類似的原因，讓這一系列運動的反對者面對運動陣營有力論述時，偶爾會脫口而出「難道我們沒有反對你們的自由嗎？」這種其實很可愛又很可笑的修辭。然而，他們不是闌尾，面對那些高喊「打得好」、「碾過去」、「抓起來」、「叫總統戒嚴弄死那些學生」的矇昧與惡意，我們卻無法對他們「割後不理」。以啟蒙者自居的運動者們，往往需要付出比獨裁者和遮蔽者更大的政治責任，以避免讓啟蒙後的公民社會被菁英主義的幽魂糾纏綁架（台灣90年代的民主化讓我們學習到了這個教訓）。這種責任意識，才是讓我們能開始扮演「公共人」角色的起點。

話題岔得有點遠了。雖然「菁英主義」和「技術官僚主義」是有親緣關係的（兩者都忽視公共人的責任意識，扼殺了「公民」身份的出現），但我們還是回到之前漢堡市政府技術官僚主義式的決策的話題上。

垃圾桶和撿拾空瓶的問題其實相對地單純且容易解決。該則新聞的後半部報導了一項可行的解決方案：科隆市的一位工業設計家，設計了一個套在垃圾桶桶身的置瓶環架（每個要價160到200歐元，約6400到8000台幣），讓路人不必把瓶瓶罐罐丟進垃圾桶裡，而直接將它們放在環架上。一來讓拾瓶者方便拾取、二來也避免讓他們在翻攪垃圾桶時受傷——一個兼顧市容清潔與人性尊嚴的設計。同時，由於德國鐵路公司明令禁止在所有車站裡翻動垃圾桶（然而德鐵車站卻是空瓶罐的大寶庫），這項設計也成為替拾瓶者解套的方案。

置瓶環架長這個樣子：

http://www.pfandring.de

班堡和科隆這兩個城市都引入了置瓶環架，該報導指出，實際的效果十分良好。最後記者免不了酸一下漢堡市政府：對漢堡市而言，每個要價幾乎等於一輛小車的高科技垃圾桶大概是小意思。漢堡市政府拒絕引入置瓶環架的理由是：不含押瓶費的瓶瓶罐罐也會被丟到上面、它比較貴（可能是就收納容量的比例而言）、需要特別去清理。對此，設計者反駁說：根本不需要特別清理。

在此案例中，或許我們可以說，這位設計家的設計發想，是「政治」的，而不是「技術官僚」的。政治考慮是技術設計的指導原則。

此外，技術官僚即使是公共決策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並且在行政機器裡也始終擁有強大影響力，但是在這個案例中，我們看到一個相對健全的公民社會不會放任技術官僚來做決策，反之，公民社會試圖根據政治邏輯來批判、制衡甚至駕馭這套機制。這也是政治活動在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中始終都伴隨著雜音紛鬧的理由。

然而在台灣，我們卻生活在相反的邏輯裡：技術官僚是政治的指導原則，我們要求政治在技術官僚的支配下，呈現出安靜和諧、沒有「亂象」的世界。這個指導原則配上禮貌的舉止和字正腔圓的語氣，就被包裝成台灣特色的「理性」。台灣的「老百姓」長年以來相當熟悉這種「專家大人」的政治，我們認為事情可以被化約成簡單的ZB並沾沾自喜於「客觀理性」與「注重現實」，然而公共人的身分卻因而受到剝奪與壓抑，小民不需負擔公民責任、也無法發展政治的思考和語言，在對技術官僚主義的迷信下，只形成了廉價二分邏輯。事實上，這種邏輯才是完全脫離現實的。

因此我們並不意外，擁核陣營會用一種高高在上的技術專家姿態視反核者為「理盲」，甚至要求後者先成為核能專家再來談反核，這種基本上不把核能發電當作公共政策而只是當作在模擬城市中蓋電廠來思考的邏輯（更確切地說，台灣蓋核電廠從一開始就是技術官僚決策的產物）。我們不意外，我們挑選市長的邏輯會像選動物園吉祥物的邏輯：看誰外貌形象好、知名度高、誰「卡有辦」、看起來比較有專家大人的架勢。我們不意外，有不少人對中國黨國資本刻意帶動的大規模公共建設懷有艷羨之情、也願意拿民主自由去交換獨裁專制下之發展主義的效率。我們更不意外，一國的文化部長會錯亂地做出「大家心中要解嚴、要信任政府」這種既無知於台灣社會文化發展的理路、又徹底違反政治邏輯的發言，或許還有人點頭如搗蒜般喃喃有詞：夠了，不要再亂了，讓政府專心幫我們找能源、專心幫我們發展經濟！

公民對技術官僚主義出賣政治頭腦、放棄政治責任的代價，就是在技術官僚的模擬城市裡，當一個模擬市民被人家玩——你只是統計數字裡的一個微小部分。

等理性客觀中立科學的都更計畫要拆到你家時，就是模擬市民出來下跪求饒的時刻了。

上述新聞請見：

http://www.zeit.de/hamburg/2014-05/hamburg-muelleimer-flaschenpfand-hightech

（本文經作者同意授權轉載 / 原始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