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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桶內的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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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癥結在於:此款高科技垃圾桶因為內含壓縮機制,所以開口必須採取人手無法伸入的設計,就像舊衣回收箱那樣,以避免人們受傷。此項設計同時也讓人無法再去翻取垃圾桶內的殘羹剩餚、以及那些含有押瓶費的空瓶罐。這樣的設計讓撿空瓶為生或補貼家計的人們無以生活。

作者  黃哲翰

今早從朋友的臉書上看到一則新聞:德國漢堡市政府引入了160個高科技太陽能垃圾桶,能自動擠壓垃圾,讓容量提升為傳統垃圾桶的七倍,並且在裝滿時能透過無線電通知清潔單位,一個要價5000歐元(相當於台幣20萬),是傳統垃圾桶的十倍以上。漢堡市政府宣稱,引入這些高科技又環保的垃圾桶讓市容更整潔了。

德國漢堡市政府引入了160個高科技太陽能垃圾桶
德國漢堡市政府引入了160個高科技太陽能垃圾桶

這項相當符合台灣人對「先進國家的先進市政」之想像的措施,卻引發了漢堡市內一陣批評與爭論。他們所批評的當然不是一個要價20萬的垃圾桶裡面究竟被國民黨政客撈了多少油水(如同我們會反射式地聯想到的)、也並非爭論它是否太浪費這種老掉牙的「施政美德」問題。

問題的癥結在於:此款高科技垃圾桶因為內含壓縮機制,所以開口必須採取人手無法伸入的設計,就像舊衣回收箱那樣,以避免人們受傷。此項設計同時也讓人無法再去翻取垃圾桶內的殘羹剩餚、以及那些含有押瓶費的空瓶罐。

這樣的設計讓撿空瓶為生或補貼家計的人們無以生活。在德國為了垃圾減量,押瓶費相對而言相當高,從10歐分(台幣4元)至1歐元(台幣40元)不等,空瓶對於撿拾者而言就是現金,拿500ml啤酒瓶25歐分的押瓶費為例,收集20瓶就夠吃一頓冷餐(麵包夾菜肉、三明治等)配飲料了。因此,撿空瓶去換押瓶費,在德國社會是相當普遍的國民副業(據調查指出,從事此「副業」者各階層都有),尤其對低收入者而言更是重要。

街道上散落的空瓶和夏天路旁野生的莓果一樣,都是被秒殺的標的物。

然而從高科技垃圾桶引入之後,垃圾桶的周遭確實乾淨許多(因為垃圾桶不再因為滿了而讓路人把垃圾亂塞亂放),然而人們也見不到空瓶的撿拾者了。「他們的存在再度被剝奪。」新聞報導一位社工批評說:「整個政策是市中心規劃的一部份:人們不願再見到特定的人。」

漢堡市政府衛生清潔部在這個議題上接受左派黨(Die Linke)黨團質詢時,做出答覆說:我們的任務不是解決社會問題,而是讓市容變乾淨;撿拾者的生活所需自有社會救濟來保障。記者為其答覆做了以下結論:撿拾空瓶這個活動是多餘的。

我們先不必急著去論斷這項政策的是非。這則新聞其實提供我們一個很好的借鏡,去理解「政治決策」與「技術官僚主義式的決策」的根本差異。

漢堡市政府的這項決策,是一種典型的技術官僚主義式的決策。所謂技術官僚主義是指,用台灣人最喜愛的「理性」、「客觀」、「中立」、「科學」、以及不預設特定價值的實用主義態度,來計算單項決策的Z和B。這種決策是參考技術專家的評估、並透過官僚程序而完成的;此外,它還堅守「一碼歸一碼」的分工規則:如上述報導提及的「我只管市容整潔、其他是社福機制的事」、以及台灣人耳熟能詳的「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的拚經濟國民運動等等。

這種決策的邏輯相當簡單易懂,連小朋友都知道,不就是「Z>B」=「可行」,「B>Z」=「不可行」而已嗎?困難複雜的是在於專業評估上,因此這一部份交給專業的來就好。(有些甚至複雜到你們不必弄懂,所以秘密黑箱其實也只是剛好而已。)

基本上,依照這種邏輯的市政決策,就跟玩模擬城市差不多,要整頓市容就把低級住宅區給剷平、然後把高污工業稅和廉價住宅稅都調到破表就好了。模擬城市就是把市政的各種專業評估、執行程序、以及結果效應都極簡化的遊戲,不管是外科醫生或廟會吉祥物都能輕鬆上手當市長,所以他們只要多曝光拚形象即可。

當然,技術專家和官僚體系是政治決策所不可或缺的兩個要素。但它們卻不能等同、也不該取代真正的「政治決策」。

政治決策與技術官僚主義式的決策有兩個重大差異:前者反映或蘊含特定的價值(例如左或右的旨趣)、並且橫跨不同技術專業的領域將許多事情複雜地「攪在一起」考量(例如市容整潔與貧富差距問題);前者的這兩項特徵正好和後者完全相反。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政治所面對的永遠是彼此具有文化差異(我指的不只是族群,還包括階級、城鄉、性別、思想等差異)與不同利益旨趣的人群,那麼事情就不得不複雜地編織在一起,市容整潔必定也牽扯到中下階層的生計問題,無法簡單化約,正如拾罐為生者的困境不會因為他們被迫離開市中心而就消失。那麼,若要在這些複雜交織的議題中尋出理路,就不得不訴諸特定價值,作為理解問題與進行決策的指導原則。

因此,將考量全觀化、複雜化,乃至於對價值的抉擇,就是政治決策所無法避免的過程。並且,採取了特定價值作為決策的基準,同時就也要負擔特定的政治責任——因為政治社會的事態是如此難分難解,往往沒有一勞永逸的標準答案:例如,左傾的政治決策往往要對無法滿足保守人士之乾淨社會秩序的要求負責、而右傾的政治決策則常要對社會福利的緊縮負責……等等。

政治決策之所以是「政治的」,乃是因為它始終面對人群,並且始終連帶著無可免除的政治責任。這種決策邏輯既非國小算數般簡單的ZB邏輯、也不是非黑即白的聖賢道德邏輯,它始終都必須背負咎責,沒有人可以是乾淨的、白色的不沾鍋。時時抱持著面對複雜人群背負咎責的覺悟,才是當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公共人(public man)的必要前提。

再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談:本月初,「新五四運動」這個「反動的運動」飽受來自公民運動陣營的嘲諷。然而當時我在臉書上讀到了朋友轉貼的一則文章,是一位太陽花運動的參與者所寫的,他跑到新五四的現場去「刺探敵情」,因為同行友人身上的黑衫而「曝光」,被現場擁抱白狼的老太太老先生們氣急敗壞地謾罵。然而,當他要離開時,有一位老杯杯叫住了他,努力且耐心地想要說服他,和中國統一才是台灣未來的生路,把他當作可以對話的對象,一句一句地說著自己的理由和考慮。文章的作者表示,那是令他意外感動的一刻。

當時我讀到這裡,腦中冒出了這樣的想法:我們總是喊著要公民覺醒,但究竟何謂「公民」/「公共人」,這並不是比人數、比大聲、比創意、比誰理直氣壯、抑或誰關心社會就能決定的,當然也不只是比誰立場正確誰比較有道理。

從家裡走上街頭,從私事進入公共參與和決策,其身份的轉變,本質上並非是從「漠不關心」到「勇於反對」或「熱心公共」(如許多人不假思索地認為的),而是思考決策的邏輯與所負擔之責任的轉變:此一邏輯與責任都要我們時時面對差異,只有在認真面對活生生的差異時,「公民」的身份才會出現。

否則,無論我們再怎麼喊解殖反帝反獨裁,沒有直接面對上述案例中具體而活生生的認真老杯杯、不帶著某種政治責任的覺悟,只是把對方簡單地化約為反動者(儘管他們的主張和想法常常遠離現實且包含矛盾),始終都會帶著讓自身有朝一日成為壓迫者的風險。或許出於類似的原因,讓這一系列運動的反對者面對運動陣營有力論述時,偶爾會脫口而出「難道我們沒有反對你們的自由嗎?」這種其實很可愛又很可笑的修辭。然而,他們不是闌尾,面對那些高喊「打得好」、「碾過去」、「抓起來」、「叫總統戒嚴弄死那些學生」的矇昧與惡意,我們卻無法對他們「割後不理」。以啟蒙者自居的運動者們,往往需要付出比獨裁者和遮蔽者更大的政治責任,以避免讓啟蒙後的公民社會被菁英主義的幽魂糾纏綁架(台灣90年代的民主化讓我們學習到了這個教訓)。這種責任意識,才是讓我們能開始扮演「公共人」角色的起點。

話題岔得有點遠了。雖然「菁英主義」和「技術官僚主義」是有親緣關係的(兩者都忽視公共人的責任意識,扼殺了「公民」身份的出現),但我們還是回到之前漢堡市政府技術官僚主義式的決策的話題上。

垃圾桶和撿拾空瓶的問題其實相對地單純且容易解決。該則新聞的後半部報導了一項可行的解決方案:科隆市的一位工業設計家,設計了一個套在垃圾桶桶身的置瓶環架(每個要價160到200歐元,約6400到8000台幣),讓路人不必把瓶瓶罐罐丟進垃圾桶裡,而直接將它們放在環架上。一來讓拾瓶者方便拾取、二來也避免讓他們在翻攪垃圾桶時受傷——一個兼顧市容清潔與人性尊嚴的設計。同時,由於德國鐵路公司明令禁止在所有車站裡翻動垃圾桶(然而德鐵車站卻是空瓶罐的大寶庫),這項設計也成為替拾瓶者解套的方案。

置瓶環架長這個樣子:

http://www.pfandring.de

班堡和科隆這兩個城市都引入了置瓶環架,該報導指出,實際的效果十分良好。最後記者免不了酸一下漢堡市政府:對漢堡市而言,每個要價幾乎等於一輛小車的高科技垃圾桶大概是小意思。漢堡市政府拒絕引入置瓶環架的理由是:不含押瓶費的瓶瓶罐罐也會被丟到上面、它比較貴(可能是就收納容量的比例而言)、需要特別去清理。對此,設計者反駁說:根本不需要特別清理。

在此案例中,或許我們可以說,這位設計家的設計發想,是「政治」的,而不是「技術官僚」的。政治考慮是技術設計的指導原則。

此外,技術官僚即使是公共決策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並且在行政機器裡也始終擁有強大影響力,但是在這個案例中,我們看到一個相對健全的公民社會不會放任技術官僚來做決策,反之,公民社會試圖根據政治邏輯來批判、制衡甚至駕馭這套機制。這也是政治活動在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中始終都伴隨著雜音紛鬧的理由。

然而在台灣,我們卻生活在相反的邏輯裡:技術官僚是政治的指導原則,我們要求政治在技術官僚的支配下,呈現出安靜和諧、沒有「亂象」的世界。這個指導原則配上禮貌的舉止和字正腔圓的語氣,就被包裝成台灣特色的「理性」。台灣的「老百姓」長年以來相當熟悉這種「專家大人」的政治,我們認為事情可以被化約成簡單的ZB並沾沾自喜於「客觀理性」與「注重現實」,然而公共人的身分卻因而受到剝奪與壓抑,小民不需負擔公民責任、也無法發展政治的思考和語言,在對技術官僚主義的迷信下,只形成了廉價二分邏輯。事實上,這種邏輯才是完全脫離現實的。

因此我們並不意外,擁核陣營會用一種高高在上的技術專家姿態視反核者為「理盲」,甚至要求後者先成為核能專家再來談反核,這種基本上不把核能發電當作公共政策而只是當作在模擬城市中蓋電廠來思考的邏輯(更確切地說,台灣蓋核電廠從一開始就是技術官僚決策的產物)。我們不意外,我們挑選市長的邏輯會像選動物園吉祥物的邏輯:看誰外貌形象好、知名度高、誰「卡有辦」、看起來比較有專家大人的架勢。我們不意外,有不少人對中國黨國資本刻意帶動的大規模公共建設懷有艷羨之情、也願意拿民主自由去交換獨裁專制下之發展主義的效率。我們更不意外,一國的文化部長會錯亂地做出「大家心中要解嚴、要信任政府」這種既無知於台灣社會文化發展的理路、又徹底違反政治邏輯的發言,或許還有人點頭如搗蒜般喃喃有詞:夠了,不要再亂了,讓政府專心幫我們找能源、專心幫我們發展經濟!

公民對技術官僚主義出賣政治頭腦、放棄政治責任的代價,就是在技術官僚的模擬城市裡,當一個模擬市民被人家玩——你只是統計數字裡的一個微小部分。

等理性客觀中立科學的都更計畫要拆到你家時,就是模擬市民出來下跪求饒的時刻了。

上述新聞請見:

http://www.zeit.de/hamburg/2014-05/hamburg-muelleimer-flaschenpfand-hightech

 

(本文經作者同意授權轉載 / 原始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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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桶 市政 政治
2014-05-24 新公民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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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houghts on “垃圾桶內的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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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依此邏輯,如果連垃圾桶都消失對它們是否有更大幫助呢?
    汽車消失….讓車夫有更多就業機會
    下水道消失…讓挑水肥的有更多機會
    這麼說看起來也很有道理………嗯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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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快速整理「最近這幾天到底發生什麼事」: —美國當地時間10日下午(台灣時間11日凌晨),美國保守派政論名嘴—查理.柯克 (Charlie Kirk),在出席猶他州「猶他谷大學」的一場現場辯論活動時,遭開槍命中頸動脈,送醫後不治死亡,得年31歲。 —在柯克死訊傳出後,美國右派,特別是保守派「讓美國再次偉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英文簡稱MAGA)」理念的支持者,陷入「痛失英才」「英年早逝」式的集體哀痛情緒,並獲得川普總統與范斯副總統等人為首,共和黨籍白宮、聯邦政府與國會參眾兩院要角的廣泛悼念;但,左派從CBS、MSNBC及CNN等傳統電子媒體,到抖音國際版Tiktok等各大社群網站的大小網紅、乃至於這些社群網站的一般使用者,則有相當比例的左翼~極左分子,從得知柯克死訊開始就陷入舉手稱慶、幸災樂禍,甚至是狂歡的狀態。 —而甫陷入哀傷情緒的保守派,眼見左派對柯克之死欣喜若狂,甚至在各大社群網站及影音平台大放厥詞,已臻無視人性底限的境地,遂自發性地展開廣泛的截圖存檔,並據此向這些人任職的機關、單位、學校及公司行號等處所,就其言論提出檢舉;在美國聯邦政府的戰爭部及密勤局等多個部會,加入到主動搜索及被動接受檢舉的行列,以及部份受理檢舉方的配合後,目前已經有1名密勤局幹員、多名軍人及戰爭部文職,以及其他各種不同職業的左派分子,因為他們在柯克死訊傳出後的行動,而被施以停職或遭開除不等的處分。 另外,小說家史蒂芬.金,也因為截頭去尾、扭曲柯克生前發言,並在社群網站發文抨擊,而隨即遭到美國網友炎上,最後不得不為不影響即將上映的新電影,而勉強道歉了事,但已形成抵制效應。 —行刺柯克的嫌犯,現年22歲的技術學院學生—泰爾.羅賓森,在事發後33個小時,由其父親解送當地警方加以逮捕,雖然左派在大放厥詞遭反擊後,想要將事情引導到美國槍枝氾濫、以及右派孤狼犯案等方向,但隨著嫌犯家屬及同學,關於嫌犯左傾政治立場、近年變化與對柯克不滿的證言,以及嫌犯在Discord參加「安提法(Antifa,所謂的左派反法西斯)」群組等等消息傳出後,左派帶風向的行為已成徒勞。 —另一方面,在查理.柯克的遺孀—艾莉卡.柯克,從失去丈夫的悲痛中重新站起,誓言續行查理.柯克生前事業,也有許多人表示願意薪火相傳,延續柯克生前基於美國保守派本位的立場,展開更多對話活動的約略同時,美國本國與海外多國,也陸續出現自發性的悼念與聲援活動。 關於查理.柯克的死,社群網站最近討論者眾,對其「為何而死」各有看法,筆者認為: —「柯克是死在他所堅持的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保障國民持槍權』的手下」之類的幸災樂禍或冷嘲熱諷,以及「柯克是因為他的口才尖牙利嘴、氣焰高張而惹來殺身之禍」之類,一方面將遇刺身亡的責任倒置到被害人身上,另一方面合理化嫌犯行為,無論從道德、抑或事理而言,品質都相當低劣的說法,除了「了解極左~左翼份子怎麼想」以外,並沒有什麼參考的價值; —相反的,筆者認為,柯克的死必須要放在進入21世紀、特別是2008年歐巴馬當選美國總統後,操作各種左翼的文化要素,所引發的後續效應的脈絡,才能夠做更精確的詮釋。 簡單來說,自從歐巴馬上台,開始用族群、社經階級及政治正確等左翼文化符號表徵,配合傳統與新興(特別是在逐漸發端的社群網站)的政治公關術、以及其間的言說操作等手法,來掩蓋「其實歐巴馬與他的政府,不僅沒有辦法解決什麼真正重要的問題,美國在他的執政下,國力更是逐漸衰弱」的事實開始,依附在歐巴馬與其民主黨,包含文化、文學、藝術、人文、社會科學,以及傳統媒體與娛樂等領域的各路左派人馬,各據山頭、逐漸坐大,攫取所在領域的生產及論述等主導權,議題設定、論述內容及主張,也益見極端的情況,也有持續增加的趨勢,逐漸在美國社會形成具有相當厚度的同溫層,並以教育系統為中介,蠱惑當時的年輕世代。 但,這樣的同溫層,在無法跳出「只能創造幻覺來迷眩支持者、解決不了實際問題」窠臼的同時,其主張脫離現實的情形,卻也有連帶隨之加重、甚至發生相關領域新舊鬥爭的情況,例如女性主義者、男女同性戀等性少數,以及所謂跨性別人士之間,不只其相鬥無止盡,跨性別運動更無視社會通念現狀,意欲以平權之名包裹特權,卒致引發社會一般大眾的更多反感。 在左翼與極左勢盛時,他們固然可以以新舊媒體為陣地,藉由一次次規模大小不等的「2分鐘仇恨時間」式操作,來對他們想要打壓的對象,施以「取消文化」的重拳,使被打壓者黯然退場,但一旦愈來愈多的人,從左翼與極左刻意營為的迷霧中醒來,並開始感知到左翼與極左,對社會所造成大小問題的嚴重性,甚至從民間中自發地出現領袖,展開有組織、有規模的活動,去加速提供年輕人更多刺激與契機,讓他們開始反思「過去從傳統媒體及教育系統所受的灌輸,是否真的存在哪些問題」,則「你無法用謊言永遠矇騙所有的人」,也就只是早晚的事情,查理.柯克這10年來的所作所為,晚近民主黨在年輕族群,支持率鬆動的加劇,以及共和黨的相對成長、與民主黨之間的差距縮小,大致上可以如此解釋。 而左翼與極左在取消文化的無形之刀逐漸鈍化,無法再透過新舊媒體帶起全社會性的風潮,以社會性抹殺掉特定的人以後,筆者猜測,左翼與極左或以新舊媒體植入仇恨為先導、實體或網路社群同儕看似不經意的誘導為後手,使社群內部對仇恨對象不滿的憤激份子,一步步走向著手犯案,這或許可以解釋嫌犯作案犯意的形成過程。 因此,要筆者試圖為查理.柯克不幸遇刺找出理由,與其用冷嘲熱諷或幸災樂禍的心態,來試圖為本案做出解釋,取消文化逐漸失靈後,「既然無法社會性抹殺,那就乾脆在生理與物理的意義抹殺你」,恐怕才更貼近於事態的真相。 當然,對於查理.柯克的辯論模式,稍有耳聞或至少粗淺了解的人,應該都很清楚:柯克長期以來堅持的是溫和的、以理服人的路線,在對話的過程中,試圖用事理與學理的說明、輔以基督宗教的教義,來使長期浸淫於左翼意念的大學生,產生重新思考的契機,而非用暴力或相類手段強迫他人接受,也因此,不僅柯克的死,難以令良知未泯的有識者接受,美國與台灣的左翼~極左論客,從將柯克與納粹或希特勒類比、認為柯克可能是當代希特勒,再到各種慶祝或譏諷,也就令人更加不齒,不能包容異見、恨之欲其死的人,到底是柯克與其保守派同儔、抑或是左翼~極左份子們,也就更加確定了。 恕筆者在本文文末直言:柯克生前堅持的理性溝通對話、而非政治暴力的路線,毋寧是多數人即使嘴巴上再怎麼追求,但實際上卻很難落實的道德品質,而柯克的殞命,當然對保守派的理性溝通對話路線,是一記相當程度的重挫,要如何在政治的過程、特別是不同立場之間,爭取到某種程度與內容—特別是基本底限跟人性尊嚴—的共同主觀,並且將此般共同主觀,回饋到政治實務的領域上,避免再有政治好惡影響到人性尊嚴底限的問題發生,對許多人來說,將會是一生的功課吧? 作者:吳哲文

憲政橄欖枝:總統立法監察聯合聲請憲法訴訟

七、八月兩波大罷免後,一直都有朝野和解的背景音傳出。TaiwanPlus前主管Ed Moon離台前社群長文,提及聯合政府,也是類似的思路。政壇和解怎麼搞?過去累積仇恨值那麼高,需要有一個能有實質讓步,但又不逼誰全盤棄守的具體方案,遞出憲政橄欖枝。 本文提倡,總統、立法院、監察院三個憲法機關,對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113憲判9聲請重行判斷。這共包含3+1主張,重新打造憲政秩序,在立場不同憲政機關間,承認彼此權力競逐的參賽資格,為之後溶解破冰鋪陳。 聯合聲請憲訴 展現重塑憲政的善意 本文主張的聯合憲訴3+1主張,分述如下。 就總統而言,主張113憲判9當中,牽涉立法院調查權之機關爭議,悉由憲法法庭審理的見解,違反憲法第44條院際協調權,侵害總統職權。 院際協調權規定:「除本憲法有規定者外…」,從法律適用來說,先用憲法明文機制,都沒有則再用該條召集會商。但是大法官錯解憲法,定位錯誤,自居民主太上皇,想當然而地把所有憲法機關間爭議,都歸自己管。這也違背院際協調權蘊含的憲政主義與法治國原則,憲法權限爭議應透過憲法具體條文的機制來處理,各方都無權限法外自創制度。 (包括本憲判第216段立法院行使調查權、第224段調閱文件資料時產生爭議、第259段及332段設調查委員會時產生爭議) 就監察院而言,主張本憲判當中,宣告立法院移送監察院規定違憲的見解,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7條第5項,監察委員獨立行使職權的規範。 大法官為了消滅國會改革,宣告25年都沒受到違憲挑戰的立職法第48條違憲。其實政府機關不配合調查、調閱,由監察院糾彈,這符合我國五院體制的制度特色。大法官說立法院移送監察院,會造成壓力形成政治爭議,還認為解決這個爭議,是大法官的權限(第139段、第140段)。 這如同上述,是大法官扮演民主太上皇。發生了憲政爭議,個別事件透過違法失職的糾彈處理(憲法增修條文§7I、IV),監察權提出後由法院審判(憲法§77司法權掌理公務員懲戒),這沒什麼不對,本來就是我國憲政體制特色之一,也有實際事例,更是監察權外於其他權力獨立行使的展現。 3+1聯合憲訴主張 不要大法官當民主太上皇 就立法院而言,截至本號判決,大法官已經依據立法委員質詢權(憲增§3II①),以及政府社會人員備詢(憲法§67II),開發創作出一堆名詞:到會備詢(釋461)、文件調閱權(釋325、釋729)、立法院調查權(釋585、釋633)、國會之參與決策權(釋520)、詢問權與質詢權之區分(113憲判9,第100段)、質詢權與議決權的結合(本憲判第101段)……,在權力分立領域自行創設憲法所無之術語,加諸各種不同程序要求。如此發明程序,託辭是憲法的要求,這就是司法政變,是大法官在暗度陳倉搞實質修憲。 至於總統與立監院的聯合主張(+1的部分),針對仍是前述提到的所有憲法機關間爭議,大法官都認定有審理權限的見解。然此處,所侵害各該機關的憲法權限,是基於憲法第71條,列席立法院陳述意見權。 大法官沒有概括性憲法機關權限爭議的審理權,業已一再析述。立法院調查權還在行使中,就還是議事程序的一部分,就應透過在國會陳述來化解爭執。本憲判的見解,讓此類爭議要同時向立法院和大法官交代,反而無從預期爭議如何、何時落幕。 權力分享、談判妥協 還半總統制憲法本色 本文提倡聯合憲訴,核心在於依據憲法具體條文設計,於不同階段,總統立監院能據各自權限介入爭議。所有憲法機關,都是權力遊戲規則的合法參賽者。沒有道理讓大法官在爭議發展中途,強行打斷詠唱,直接定奪結論,變成司法政變,按下核按鈕毀滅一切、翻桌趕人。從半總統制制度設計來說,權力分享、談判妥協,官員和人民都該接受,全無衝突的憲政秩序,是不可能的。所有憲法機關的主張、對話、談判甚至交換、威脅,都是民主過程無可迴避的一部分。只有真誠承認參賽者的平等地位,才會有真正的政壇和解。   作者:邱子安  

打詐別淪為全民困境             

近來詐騙橫行,政府為了展現魄力,責成金管會要求各銀行全面清查,甚至凍結所謂「長期未動」或「低餘額」帳戶。原意也許是要堵住人頭帳戶的漏洞,但政策一旦落實,卻造成滿城風雨。許多民眾發現,自己的薪轉戶、交割戶甚至仍在正常使用的帳戶,竟在毫無通知下被鎖,轉帳失敗、提款受阻。想要解凍,還得請假跑一趟銀行,向櫃檯人員解釋「錢從哪來」。就算辛苦解凍成功,銀行也不敢保證日後不會再次凍結,令人憂心忡忡。 打詐應該是針對異常交易與可疑金流,透過大數據與監控系統精準鎖定詐騙集團資金鏈。但銀行選擇一刀切,把「休眠戶」當成高風險來源,彷彿帳戶只要沉睡,就註定是犯罪工具。結果,真正的詐騙集團依然能另覓管道,受苦的卻是廣大無辜的用戶。交割戶被鎖,投資人可能違約;薪轉戶被凍,上班族只能乾瞪眼。網路上有人酸言酸語地說:「政府打詐打到自己人身上」,正道盡這種荒謬。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樣的做法不僅擾民,還動搖社會對金融體系的信任。銀行原本應該是守護財產的專業機構,如今卻讓人懷疑:帳戶今天能用,明天會不會無預警被鎖?當民眾開始擔心資金隨時可能遭管制,所謂的「金融便利」只淪為口號,取而代之的是全民必須接受的「預防性懲罰」。 事實上,銀行握有龐大的用戶交易紀錄,完全有能力判斷哪些帳戶長期規律,哪些才顯得異常。十幾年固定薪轉、固定繳費的戶頭,難道還看不出是安分守己的普通人?與其把所有人都當嫌犯審視,不如集中資源,嚴格監控真正高風險的帳戶,才不會造成全民困境。 政府打詐的本意並非錯誤,但手段若僅停留在凍結帳戶這種「看得見的政績」,不僅治標不治本,更等於以民眾的信任來粉飾太平。真正有效的防詐之道,應落在數位素養教育、金融安全意識的培養,以及跨境合作追查詐騙集團源頭。唯有補強民眾的防詐能力,並結合司法與制度改革,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作者:林政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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