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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桶內的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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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癥結在於:此款高科技垃圾桶因為內含壓縮機制,所以開口必須採取人手無法伸入的設計,就像舊衣回收箱那樣,以避免人們受傷。此項設計同時也讓人無法再去翻取垃圾桶內的殘羹剩餚、以及那些含有押瓶費的空瓶罐。這樣的設計讓撿空瓶為生或補貼家計的人們無以生活。

作者  黃哲翰

今早從朋友的臉書上看到一則新聞:德國漢堡市政府引入了160個高科技太陽能垃圾桶,能自動擠壓垃圾,讓容量提升為傳統垃圾桶的七倍,並且在裝滿時能透過無線電通知清潔單位,一個要價5000歐元(相當於台幣20萬),是傳統垃圾桶的十倍以上。漢堡市政府宣稱,引入這些高科技又環保的垃圾桶讓市容更整潔了。

德國漢堡市政府引入了160個高科技太陽能垃圾桶
德國漢堡市政府引入了160個高科技太陽能垃圾桶

這項相當符合台灣人對「先進國家的先進市政」之想像的措施,卻引發了漢堡市內一陣批評與爭論。他們所批評的當然不是一個要價20萬的垃圾桶裡面究竟被國民黨政客撈了多少油水(如同我們會反射式地聯想到的)、也並非爭論它是否太浪費這種老掉牙的「施政美德」問題。

問題的癥結在於:此款高科技垃圾桶因為內含壓縮機制,所以開口必須採取人手無法伸入的設計,就像舊衣回收箱那樣,以避免人們受傷。此項設計同時也讓人無法再去翻取垃圾桶內的殘羹剩餚、以及那些含有押瓶費的空瓶罐。

這樣的設計讓撿空瓶為生或補貼家計的人們無以生活。在德國為了垃圾減量,押瓶費相對而言相當高,從10歐分(台幣4元)至1歐元(台幣40元)不等,空瓶對於撿拾者而言就是現金,拿500ml啤酒瓶25歐分的押瓶費為例,收集20瓶就夠吃一頓冷餐(麵包夾菜肉、三明治等)配飲料了。因此,撿空瓶去換押瓶費,在德國社會是相當普遍的國民副業(據調查指出,從事此「副業」者各階層都有),尤其對低收入者而言更是重要。

街道上散落的空瓶和夏天路旁野生的莓果一樣,都是被秒殺的標的物。

然而從高科技垃圾桶引入之後,垃圾桶的周遭確實乾淨許多(因為垃圾桶不再因為滿了而讓路人把垃圾亂塞亂放),然而人們也見不到空瓶的撿拾者了。「他們的存在再度被剝奪。」新聞報導一位社工批評說:「整個政策是市中心規劃的一部份:人們不願再見到特定的人。」

漢堡市政府衛生清潔部在這個議題上接受左派黨(Die Linke)黨團質詢時,做出答覆說:我們的任務不是解決社會問題,而是讓市容變乾淨;撿拾者的生活所需自有社會救濟來保障。記者為其答覆做了以下結論:撿拾空瓶這個活動是多餘的。

我們先不必急著去論斷這項政策的是非。這則新聞其實提供我們一個很好的借鏡,去理解「政治決策」與「技術官僚主義式的決策」的根本差異。

漢堡市政府的這項決策,是一種典型的技術官僚主義式的決策。所謂技術官僚主義是指,用台灣人最喜愛的「理性」、「客觀」、「中立」、「科學」、以及不預設特定價值的實用主義態度,來計算單項決策的Z和B。這種決策是參考技術專家的評估、並透過官僚程序而完成的;此外,它還堅守「一碼歸一碼」的分工規則:如上述報導提及的「我只管市容整潔、其他是社福機制的事」、以及台灣人耳熟能詳的「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的拚經濟國民運動等等。

這種決策的邏輯相當簡單易懂,連小朋友都知道,不就是「Z>B」=「可行」,「B>Z」=「不可行」而已嗎?困難複雜的是在於專業評估上,因此這一部份交給專業的來就好。(有些甚至複雜到你們不必弄懂,所以秘密黑箱其實也只是剛好而已。)

基本上,依照這種邏輯的市政決策,就跟玩模擬城市差不多,要整頓市容就把低級住宅區給剷平、然後把高污工業稅和廉價住宅稅都調到破表就好了。模擬城市就是把市政的各種專業評估、執行程序、以及結果效應都極簡化的遊戲,不管是外科醫生或廟會吉祥物都能輕鬆上手當市長,所以他們只要多曝光拚形象即可。

當然,技術專家和官僚體系是政治決策所不可或缺的兩個要素。但它們卻不能等同、也不該取代真正的「政治決策」。

政治決策與技術官僚主義式的決策有兩個重大差異:前者反映或蘊含特定的價值(例如左或右的旨趣)、並且橫跨不同技術專業的領域將許多事情複雜地「攪在一起」考量(例如市容整潔與貧富差距問題);前者的這兩項特徵正好和後者完全相反。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政治所面對的永遠是彼此具有文化差異(我指的不只是族群,還包括階級、城鄉、性別、思想等差異)與不同利益旨趣的人群,那麼事情就不得不複雜地編織在一起,市容整潔必定也牽扯到中下階層的生計問題,無法簡單化約,正如拾罐為生者的困境不會因為他們被迫離開市中心而就消失。那麼,若要在這些複雜交織的議題中尋出理路,就不得不訴諸特定價值,作為理解問題與進行決策的指導原則。

因此,將考量全觀化、複雜化,乃至於對價值的抉擇,就是政治決策所無法避免的過程。並且,採取了特定價值作為決策的基準,同時就也要負擔特定的政治責任——因為政治社會的事態是如此難分難解,往往沒有一勞永逸的標準答案:例如,左傾的政治決策往往要對無法滿足保守人士之乾淨社會秩序的要求負責、而右傾的政治決策則常要對社會福利的緊縮負責……等等。

政治決策之所以是「政治的」,乃是因為它始終面對人群,並且始終連帶著無可免除的政治責任。這種決策邏輯既非國小算數般簡單的ZB邏輯、也不是非黑即白的聖賢道德邏輯,它始終都必須背負咎責,沒有人可以是乾淨的、白色的不沾鍋。時時抱持著面對複雜人群背負咎責的覺悟,才是當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公共人(public man)的必要前提。

再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談:本月初,「新五四運動」這個「反動的運動」飽受來自公民運動陣營的嘲諷。然而當時我在臉書上讀到了朋友轉貼的一則文章,是一位太陽花運動的參與者所寫的,他跑到新五四的現場去「刺探敵情」,因為同行友人身上的黑衫而「曝光」,被現場擁抱白狼的老太太老先生們氣急敗壞地謾罵。然而,當他要離開時,有一位老杯杯叫住了他,努力且耐心地想要說服他,和中國統一才是台灣未來的生路,把他當作可以對話的對象,一句一句地說著自己的理由和考慮。文章的作者表示,那是令他意外感動的一刻。

當時我讀到這裡,腦中冒出了這樣的想法:我們總是喊著要公民覺醒,但究竟何謂「公民」/「公共人」,這並不是比人數、比大聲、比創意、比誰理直氣壯、抑或誰關心社會就能決定的,當然也不只是比誰立場正確誰比較有道理。

從家裡走上街頭,從私事進入公共參與和決策,其身份的轉變,本質上並非是從「漠不關心」到「勇於反對」或「熱心公共」(如許多人不假思索地認為的),而是思考決策的邏輯與所負擔之責任的轉變:此一邏輯與責任都要我們時時面對差異,只有在認真面對活生生的差異時,「公民」的身份才會出現。

否則,無論我們再怎麼喊解殖反帝反獨裁,沒有直接面對上述案例中具體而活生生的認真老杯杯、不帶著某種政治責任的覺悟,只是把對方簡單地化約為反動者(儘管他們的主張和想法常常遠離現實且包含矛盾),始終都會帶著讓自身有朝一日成為壓迫者的風險。或許出於類似的原因,讓這一系列運動的反對者面對運動陣營有力論述時,偶爾會脫口而出「難道我們沒有反對你們的自由嗎?」這種其實很可愛又很可笑的修辭。然而,他們不是闌尾,面對那些高喊「打得好」、「碾過去」、「抓起來」、「叫總統戒嚴弄死那些學生」的矇昧與惡意,我們卻無法對他們「割後不理」。以啟蒙者自居的運動者們,往往需要付出比獨裁者和遮蔽者更大的政治責任,以避免讓啟蒙後的公民社會被菁英主義的幽魂糾纏綁架(台灣90年代的民主化讓我們學習到了這個教訓)。這種責任意識,才是讓我們能開始扮演「公共人」角色的起點。

話題岔得有點遠了。雖然「菁英主義」和「技術官僚主義」是有親緣關係的(兩者都忽視公共人的責任意識,扼殺了「公民」身份的出現),但我們還是回到之前漢堡市政府技術官僚主義式的決策的話題上。

垃圾桶和撿拾空瓶的問題其實相對地單純且容易解決。該則新聞的後半部報導了一項可行的解決方案:科隆市的一位工業設計家,設計了一個套在垃圾桶桶身的置瓶環架(每個要價160到200歐元,約6400到8000台幣),讓路人不必把瓶瓶罐罐丟進垃圾桶裡,而直接將它們放在環架上。一來讓拾瓶者方便拾取、二來也避免讓他們在翻攪垃圾桶時受傷——一個兼顧市容清潔與人性尊嚴的設計。同時,由於德國鐵路公司明令禁止在所有車站裡翻動垃圾桶(然而德鐵車站卻是空瓶罐的大寶庫),這項設計也成為替拾瓶者解套的方案。

置瓶環架長這個樣子:

http://www.pfandring.de

班堡和科隆這兩個城市都引入了置瓶環架,該報導指出,實際的效果十分良好。最後記者免不了酸一下漢堡市政府:對漢堡市而言,每個要價幾乎等於一輛小車的高科技垃圾桶大概是小意思。漢堡市政府拒絕引入置瓶環架的理由是:不含押瓶費的瓶瓶罐罐也會被丟到上面、它比較貴(可能是就收納容量的比例而言)、需要特別去清理。對此,設計者反駁說:根本不需要特別清理。

在此案例中,或許我們可以說,這位設計家的設計發想,是「政治」的,而不是「技術官僚」的。政治考慮是技術設計的指導原則。

此外,技術官僚即使是公共決策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並且在行政機器裡也始終擁有強大影響力,但是在這個案例中,我們看到一個相對健全的公民社會不會放任技術官僚來做決策,反之,公民社會試圖根據政治邏輯來批判、制衡甚至駕馭這套機制。這也是政治活動在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中始終都伴隨著雜音紛鬧的理由。

然而在台灣,我們卻生活在相反的邏輯裡:技術官僚是政治的指導原則,我們要求政治在技術官僚的支配下,呈現出安靜和諧、沒有「亂象」的世界。這個指導原則配上禮貌的舉止和字正腔圓的語氣,就被包裝成台灣特色的「理性」。台灣的「老百姓」長年以來相當熟悉這種「專家大人」的政治,我們認為事情可以被化約成簡單的ZB並沾沾自喜於「客觀理性」與「注重現實」,然而公共人的身分卻因而受到剝奪與壓抑,小民不需負擔公民責任、也無法發展政治的思考和語言,在對技術官僚主義的迷信下,只形成了廉價二分邏輯。事實上,這種邏輯才是完全脫離現實的。

因此我們並不意外,擁核陣營會用一種高高在上的技術專家姿態視反核者為「理盲」,甚至要求後者先成為核能專家再來談反核,這種基本上不把核能發電當作公共政策而只是當作在模擬城市中蓋電廠來思考的邏輯(更確切地說,台灣蓋核電廠從一開始就是技術官僚決策的產物)。我們不意外,我們挑選市長的邏輯會像選動物園吉祥物的邏輯:看誰外貌形象好、知名度高、誰「卡有辦」、看起來比較有專家大人的架勢。我們不意外,有不少人對中國黨國資本刻意帶動的大規模公共建設懷有艷羨之情、也願意拿民主自由去交換獨裁專制下之發展主義的效率。我們更不意外,一國的文化部長會錯亂地做出「大家心中要解嚴、要信任政府」這種既無知於台灣社會文化發展的理路、又徹底違反政治邏輯的發言,或許還有人點頭如搗蒜般喃喃有詞:夠了,不要再亂了,讓政府專心幫我們找能源、專心幫我們發展經濟!

公民對技術官僚主義出賣政治頭腦、放棄政治責任的代價,就是在技術官僚的模擬城市裡,當一個模擬市民被人家玩——你只是統計數字裡的一個微小部分。

等理性客觀中立科學的都更計畫要拆到你家時,就是模擬市民出來下跪求饒的時刻了。

上述新聞請見:

http://www.zeit.de/hamburg/2014-05/hamburg-muelleimer-flaschenpfand-hightech

 

(本文經作者同意授權轉載 / 原始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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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桶 市政 政治
2014-05-24 新公民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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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houghts on “垃圾桶內的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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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依此邏輯,如果連垃圾桶都消失對它們是否有更大幫助呢?
    汽車消失….讓車夫有更多就業機會
    下水道消失…讓挑水肥的有更多機會
    這麼說看起來也很有道理………嗯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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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伊朗的安全決策理解為「末世神學驅動」,近年在英文媒體、政界修辭與社群內容中反覆出現。這套敘事的吸引力在於:它把伊朗某些高風險行為解釋為「不按成本效益算計」,因此推導出「傳統嚇阻可能失效」。但要寫成中性評論,必須先把主張拆成三層:可核查事實、可討論推論、以及反方可檢核的替代解釋;否則很容易把宗教語彙直接等同於政策動機,產生過度簡化。 1) 可核查的事實:宗教框架確實被政治人物拿來描述伊朗,但不等於伊朗真的只靠神學決策 美國國務卿盧比歐在談伊朗威脅的公開談話中,確實使用了「伊朗由激進教士領導」「不是做地緣政治決策而是依神學」「其神學觀是末日性的」等表述。這至少證明:美方高層有人公開以「末世神學」作為理解框架,且用於政策正當化語境。沙烏地王儲曾以「新希特勒」類比伊朗最高領袖,援引「歐洲綏靖教訓」呼籲不要讓威脅擴散;這同樣屬於威脅動員的政治語言,能反映感知,但不能直接推出伊朗內部動機。伊朗前總統艾哈邁內賈德在聯合國演說開場祈禱「加速伊瑪目馬赫迪到來」的文本也可被核查;CNN逐字稿與媒體整理都收錄了幾乎一致的句子。 到這一步為止,能下的結論是:末世/回歸意象確實存在於什葉派政治語言與外部對伊朗的描述中;但「存在」不等於「主導」。 2) 知識層:什葉派隱遁與政教體制提供宗教—政治連結,但仍不足以推導「核末日策略」 十二伊瑪目什葉派的「小隱遁/大隱遁」與「四位代理人」等歷史敘事可在宗教史材料中找到;其中小隱遁常被概括為874–941年。伊朗的「法基赫監護」(velayat-e faqih)則是把政治權威的正當性與「伊瑪目缺席」的宗教命題連結,形成政教合一的制度語法;Tony Blair Institute與Britannica都明確描述其在1979後入憲、並以「在伊瑪目缺席時由法學家治理」作為核心論證。 但這些材料最多支持一件事:宗教提供合法性資源與動員語言。若要再往下推到「核武被視為加速終局的工具」,還需要更接近決策層級的證據(內部文件、命令鏈、可交叉驗證的行為模式),否則只能停留在推論。 3) 反方觀點:伊朗的公開立場與外部研究,提供至少三條可檢核的替代解釋 第一,伊朗官方長期宣稱「不發展核武」,且會把理由包裝為宗教與法理(例如核武在教法上被禁止)。路透報導也記錄伊朗外交體系多次重申「核武不在其核政策中」,並提到最高領袖的「宗教禁核」說法在官方論述中被反覆援引。第二,即便接受「宗教禁核」的說法,學界與智庫對「fatwa是否以正式、可稽核的書面教令形式存在」仍有爭議。Atlantic Council的分析主張,相關論述多見於演講與政治表述,並非清楚、不可撤銷的法學教令文本,因此不能把它當作鐵律。第三,許多安全研究機構依然能用「非對稱戰爭+升級管理」來解釋伊朗行為:透過代理人、有限報復、可否認性行動控制衝突門檻,避免全面常規戰,同時維持嚇阻與談判籌碼。華府近東政策研究所就以「升級管理的編舞」描述伊朗在長期衝突中的套路。 補一個關鍵背景:歐洲E3對IAEA理事會的官方聲明指出,伊朗是「唯一未擁核卻生產過60%高濃縮鈾的國家」,且缺乏可信的民用正當性;這讓外界在「伊朗是否以政權生存為前提、視核能力為嚇阻工具」的現實主義解釋上,得到更多政策討論素材。 4) 較中性的結論:宗教該占多少比例? 較可操作的中性答案是「分層加權」:宗教在伊朗的比例不應是0,也不宜被放大到100。它更像三種功能的集合:其一,提供政權正當性與動員敘事(高權重);其二,形塑菁英語言與風險想像,影響威脅感知與對外訊號(中權重);其三,直接決定具體軍事政策(低權重,除非能提出更接近決策鏈的證據)。換句話說,把宗教視為「背景約束與敘事資源」,再用嚇阻理性、政權安全、升級管理去解釋具體行為,通常比單一路徑更能同時容納支持與反方證據。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中美新科技競賽:誰在「具身智能」浪潮中贏得主動權?

當2026年農曆春節的萬家燈火點亮時,全球科技界的目光卻不約而同地聚焦於中國央視春晚的舞台。多台由宇樹科技(Unitree)研發的人形機器人化身「鋼鐵武僧」,以流暢的醉拳步法、單腿後空翻與高難度對招震撼全場。這場表演不僅是感官的饗宴,更是中美新一輪科技軍備競賽的縮影。與冷戰時期蘇聯盲目追求軍事霸權的沉重步伐不同,這一輪競賽展現出鮮明的「軍民兩用」與「商業回報」特徵。在AI與機器人的交匯點—「具身智能」(Embodied AI)領域,中美兩國正展開一場關乎未來十年全球產業鏈主導權的巔峰對決。       回顧蘇聯軍備競賽的教訓,其崩潰的核心在於科技研發與民生經濟的嚴重脫鉤。蘇聯將頂尖技術鎖在克里姆林宮的軍火庫中,卻無法轉化為提升國民生活水準的商品,最終被沉重的財政負擔拖垮。相比之下,當前的科技競爭更像是一場「耐力與轉化」的長跑。美國憑藉深厚的原始創新能力與全球資本市場,在基礎模型如GPT-5與尖端AI晶片領域保持領先。然而,中國正展現出極強的財政韌性與生態整合力,其策略是將技術迅速「內捲化」與「商業化」。數據顯示,2025年全球人形機器人出貨量中,中國佔比竟高達90%,這一數據反映了中國試圖以大規模工業應用與平價化消費市場,來抵銷高額研發投入帶來的財政風險。       在AI與機器人運用的實戰場上,誰能拔得頭籌取決於技術與產能的轉化效率。美國的優勢在於「大腦」,即強大的邏輯推理與多模態感知模型,如Tesla的Optimus機器人依賴其卓越的演算法迭代。而中國的優勢則在於「身體」與「神經系統」,即完整的精密製造產業鏈與硬體迭代速度。春晚舞台上的「武BOT」能在短短一年內從蹣跚學步進化到武術對戰,背後是中國掌握了全球近七成的雷射雷達市場,以及蘇州、上海等地高度自動化的機器人關節生產線。這種強大的硬體支撐,使得中國AI能迅速走出實驗室,進入工廠、居家照護甚至快遞配送領域,轉化為實質的生產力與經濟動能。       這場競賽對全球霸權格局的影響深遠且微妙。過去的霸權依賴於海權或金融霸權,未來的霸權則可能取決於「誰掌握計算標準」與「誰運算率更精確」。當中國的人形機器人以極高性價比席捲全球市場,並構建起一套以開放原始碼為核心的物理AI生態時,其對全球產業鏈的滲透力將遠超傳統武器。目前,兩國正處於一種「不平衡的對峙」中:美國握有半導體與基礎架構的制高點,試圖透過出口管制維持領先;而中國則利用其世界第一的製造業規模進行技術突圍,並透過如DeepSeek等高效能低成本的模型展示其技術獨立性。       展望未來,這場競賽是否會演變成另一場毀滅性的資源空轉,取決於兩國能否在競爭中找到經濟增長的平衡點。目前觀察,兩國皆極力避免重蹈蘇聯覆轍。美國正透過AI賦能傳統服務業與軟體產業實現價值躍升,而中國則致力於「物理AI」的落地,試圖在人口紅利消退之際,利用機器人軍團重塑製造業優勢。這是一場比拼誰能更早將科技圖紙轉化為GDP成長率的競賽。在那一刻到來之前,誰占鰲頭或許尚無定論,但可以肯定的是,未來全球權力將不再僅由核彈頭數量定義,而是由舞台上、工廠裡、家庭中那些精密的AI演算法與機械關節所譜寫。 作者 / 風火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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