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台關稅談判達成協議，鄭麗君親赴華府見證簽約儀式。協議的內容公開後，我忍不住要說：「這是教科書等級的關稅談判！」 為何我這麼說呢？以下是我的分析： #教科書理論 國際貿易理論有三個主要概念：比較優勢、分工生產、與互通有無。 所謂的比較優勢就是國家間的生產成本差異，所有國家都有相對優勢的產業。例如台灣地處亞熱帶，適合熱帶花卉的培育（例如蘭花），但不適合寒帶水果的生產（例如櫻桃）。美國的地理位置剛好有相反的比較優勢，不適合蘭花的培育，但適合櫻桃的生產。 基於兩國的生產優勢，台灣應專注蘭花的培育，放棄櫻桃的生產；美國應該專注櫻桃的生產，放棄蘭花的培育。這就是分工的觀念，同時提高蘭花與櫻桃的生產效率。 因為分工生產的關係，臺灣人吃不到櫻桃，美國人沒有蘭花可觀賞。分工生產的配套解方就是互通有無：台灣對美輸出蘭花，再從美國進口櫻桃。透過國際貿易，台灣人與美國人都有櫻桃吃，也有蘭花可觀賞，而且價格更低廉。 為了確保國際貿易的效益，台灣與美國都不應課徵蘭花與櫻桃的關稅，也不應有非關稅貿易障礙。這次的美台關稅談判符合上述的教科書理論。 #該放就要放 雖說國際貿易不應有關稅障礙，但為了保護國內產業免受外來的競爭，許多國家都對進口產品課徵關稅，特別是經濟弱勢的國家。 台灣曾是經濟弱勢國家，享受產品輸美的好處，卻對許多美國產品課徵高額關稅。基於扶助友邦經濟發展的考量，美國政府也容忍台灣的關稅保護。 台灣已不再是經濟弱勢國家，對美國產品課徵高額關稅就是不公平貿易，何況許多產品台灣並沒有生產，沒有關税保護的必要。 在這次的關稅談判，我方同意大幅降低許多美國產品的關稅，甚至是零關稅，例如前述的櫻桃，還有龍蝦、蘋果、汽車等產品。 既然這幾類產品台灣沒有生產的比較優勢，那就沒有國內產業要保護，仰賴進口即可，關稅可全面調低。這就是該放就放，符合教科書的理論。 #該拿就要拿 除了開放龍蝦、櫻桃、與蘋果等美國產品開放，這次的關稅談判也拿到了許多關稅優惠，增強台灣產品在美國市場的競爭力。 以蘭花為例，雖然美國不具這項產品的生產優勢，但仍然對進口蘭花課徵關稅。在這次關稅談判，台灣的蘭花拿到了零關稅的優惠。 美國是台灣蘭花的主要出口國，競爭對手包括中國與東南亞國家，而且培育技術都來自台灣。基於人工與土地成本的劣勢，台灣的蘭花王國美譽正在褪色中。 在這一輪的談判，台灣蘭花拿到零關稅的優惠，但其他國家的蘭花仍要繳交美國關稅。事實上，美國可以全面開放蘭花進口，因無國內產業可以保護。 我們的談判團隊不只拿到蘭花的零關稅優惠，而且是美國獨厚台灣蘭花的待遇，有助於台灣保住蘭花王國的美譽。這就是該拿就拿的談判結果，符合教科書的理論。 #該防就要防 雖說去除關稅壁壘符合國際貿易理論，但關稅的存在仍有其他的經濟與非經濟考量，包括前述的產業保護與國安考慮。 關稅的課徵會提高進口產品的價格，增強國內廠商的競爭力，有助於產業發展與就業機會的創造。進口汽車的高關稅就是一個例子。 裕隆汽車成立於1950年代。為了保護國產汽車，政府對進口車課徵高關稅，甚至禁止整車進口。經過七十年的關稅保護，裕隆仍是扶不起的阿斗，證明台灣不具發展汽車業的條件。 稻米則是不同的例子。政府對進口稻米課徵關稅可以保護稻農，確保糧食供給無虞，屬國家安全的考量。若放任廉價的美國稻米進口，稻農只能放棄耕作。一旦發生戰爭或禁運，台灣就會出現糧食供給危機。 在這次的關說談判，政府棄守汽車的關稅保護，但守住了稻米的關稅。可開放的產業不需堅持，不能開放的產業必需守住。該防就要防也是教科書等級的關稅談判。 守住台灣的稻米市場確實不容易，因為美方的壓力太大了。長期以來，美國稻農遊說美國政府，施壓亞洲國家開放美國稻米的進口。在這一輪的關稅談判，日本與韓國都棄守了，但台灣守住了。 #整體的評估 這是一場教科書等級的關稅談判，將美台雙方的經濟融合提升到另一個層次。除了經濟效益之外，這個關稅協議的簽訂還有其他的戰略與外交意義，我會再發文評論。 我要呼籲國人給予談判團隊鼓勵，也希望在野黨珍惜這個教科書等級的談判結果，盡速在立法院審查通過這個協議，讓台灣經濟大步前進。 […]

台北市大安區日前傳出一名七十多歲的男性因感染漢他病毒不幸過世，消息一出，不少人都嚇了一跳。在日常生活裡，漢他病毒常被視為一種不太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疾病，甚至有人會覺得不就是感冒嗎？ 然而，醫師提醒，一旦病情惡化到出現所謂的「大白肺肺炎」，死亡率高達八、九成，其嚴重性遠超一般人的想像。 漢他病毒早期的症狀和一般感冒很像，例如發燒、疲倦、頭痛和肌肉痠痛等，很容易被忽略。新冠肺炎也是如此，初期往往只是輕微咳嗽、喉嚨不適有時僅是隱約的發燒感，不少人會以為只是著涼或小感冒，於是撐著身體繼續上班、聚會，錯過了應該好好休息與就醫的時機。正因為這些症狀過於相似，也過於常見，才讓病毒有了可乘之機。 年關將近，親友聚會、拜年、聚餐接連而來，如果有人已經出現感冒症狀，甚至疑似新冠肺炎，卻仍帶病參加聚會，病毒傳播的風險勢必隨之升高。更何況，冬季和初春本就是流感、新冠肺炎、諾羅病毒等各類病毒活躍的季節，病毒就像暗流一樣，在人群往來頻繁的時刻，更容易在不經意間擴散。 也因此，感冒真的不能輕忽。無論是漢他病毒、新冠肺炎，或是其他呼吸道與腸胃道病毒，都不該等到症狀惡化才開始緊張。平日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環境清潔，留意自己的身體變化，仍然是最基本、也最有效的防線。若出現發燒、持續咳嗽、呼吸不順、明顯倦怠等症狀，應儘早就醫，避免自行判斷、拖延治療。家中若有長輩或慢性病患者，更需要多一分警覺，別讓一時的輕忽，變成無法挽回的遺憾。 過去幾年的經驗早已提醒我們，病毒無法預測，但風險是可以管理的。防疫不是一段時間的任務，而是持續在生活中落實的小習慣。感冒、咳嗽或腸胃不適，看似只是生活裡的小插曲，但若發生在人群密集、頻繁互動的時刻，就可能演變成一場嚴重的健康事件。 在這個冷暖交替、病毒活躍的季節裡，願我們都能提醒自己，也多關心身邊的人。感冒不可輕忽，新冠肺炎仍需留意，健康需要細心守護。年關將近，別讓一場原本可以避免的感染，帶走本該溫暖而安心的團聚時光。 作者：魏世昌

發生於2023年12月的新北市國中命案，因「校園安全」與「少年犯罪」問題再度引爆社會關注。案情指向林姓女學生涉教唆其乾哥郭男持刀殺害楊姓國中生，起因為被害者曾阻止其擾亂班上秩序。此案震驚社會，也成為外界檢視《少年事件處理法》與少年司法制度的焦點。日前高院裁定郭男12年有期徒刑、林女11年有期徒刑定讞，受害家屬不滿判決而召開記者會，被害者父母公開控訴《少年事件處理法》過度偏向加害者，並質疑審理過程讓家屬遭受「司法二度傷害」，甚至指責部分司法作為形同幫兇。 被害者父母指出，審理期間法官多次以《少年事件處理法》之名採取對加害者較寬容的態度，對於加害者缺乏反省的表現未見有效約束，亦疑似縱容辯護律師於法庭上以刺激性言論擴大衝突。家屬更表示，面對加害者揚言出獄後將尋找秘密證人或對被害者家屬報復的言語威脅，加上未來可能假釋、甚至可能不留案底等制度安排，使他們長期處於憤怒、恐懼與無奈之中；記者會內容迅速引發公眾強烈憤慨。其後，司法圈亦出現匿名「澄清」聲音，將焦點導向《少年事件處理法》對加害者過度寬容，並主張法官僅是依法律精神行事，進一步把責任指向國會未從嚴修法，甚至提及社會輿論壓力與民粹情緒打擊法官士氣等問題。 然而，若制度缺陷與司法實務同時被質疑，社會真正關切的核心仍是：少年司法是否在保障加害者權益的同時，忽視了被害者家屬的安全、尊嚴與基本正義？ 回顧被害者父母召開的記者會，家屬控訴二審受命法官汪怡君曾在庭上表示「有沒有機會讓他們孝順你們？」此語被家屬解讀為要求被害者家屬配合「原諒」毫無反省的加害者，形同為輕判提供理由與台階；而一審審判長劉麗君的程序安排亦遭嚴厲批評，家屬指出其讓秘密證人與加害者證人在走廊「不期而遇」，甚至出現當庭對質的情況，疑似未充分顧及證人安全與保護機制。家屬因而反問：若真要談「孝順」與和解，為何不讓加害者去「孝順」法官？此番控訴再次讓公眾將焦點集中在「司法體制是否偏袒加害者」「證人保護是否失靈」「被害者權益是否被邊緣化」等關鍵議題。 面對新北市國中生命案遺屬的悲痛控訴，社會各界不能只停留在口頭譴責的程度，而是該採取行動的時候，筆者認為有數個方向可以施力： 一、敦促有關部門、國會朝野政黨盡快修改《少年事件處理法》，針對兇殘、惡性重大之未成年加害人，建立更嚴格的處分與審理機制，例如研議比照成年犯審理、提高刑責上限與從重從嚴處罰標準，並明確限制重大案件之案底撤銷，以回應社會對「重大少年犯罪量刑」與「制度嚇阻力」的要求。 二、面對此案承審法官與辯護策略引發的爭議，包括疑似袒護加害者、程序安排可能危及秘密證人安全、以及被害者家屬隱私權與人身安全疑慮，司法院乃至監察院應啟動調查與監督機制，釐清審理與保護措施是否符合法定標準；除追究個案責任外，更應推動司法實務改革，建立更透明、可檢證的證人保護與被害者權益保障流程，以降低「制度性二度傷害」的風險。 這起命案不僅奪去一條無辜少年的生命，更讓被害者父母在少年司法制度與審理實務中承受長期的二度傷害。社會公眾若要真正回應遺屬的沉痛心聲，必須聚焦於《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法、重大少年犯罪的量刑與假釋門檻、秘密證人與被害者家屬的安全保護、以及司法程序對被害者權益的制度化保障。唯有以具體制度改革與外部監督促成改正，才能降低類似悲劇與冤屈再度上演的機率。 作者：洄瀾客

自幼親歷「文革」，彭麗媛於「黑五類」家庭環境中長大。18歲那年（1980）她第一次參軍到濟南軍區前衛歌舞團。20歲時（1982），彭麗媛首度在第一屆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登台獻唱〈在希望的田野上〉一夕成名。這首歌原本是歌頌改革開放初期農村的變化，充滿了樂觀、向上、豐收的意象。在習近平主政之後，此曲又被用來歌頌中國發展的成就。由於習近平曾在農村插隊（梁家河經歷），這類帶有泥土氣息且兼具宏大敘事的歌曲，完美契合了習近平「從群眾中來」的親民形象，以及中共帶領人民脫貧致富的政治績效。 彭麗媛的許多名曲，諸如〈父老鄉親〉、〈白髮親娘〉、〈在希望的田野上〉，歌詞往往從微觀的「家」、「母親」、「土地」、「村莊」切入。這些歌曲將對親人、對故鄉的自然情感，無縫轉化為對抽象「祖國」和具體「黨」的忠誠。在她的演唱中，「母親」往往既是生母，也是「祖國母親」；「父老鄉親」既是鄰居，也是「人民群眾」。這種情感連結毋寧為中共的執政合法性提供了感性基礎：黨是家鄉的守護者，愛家即愛國，愛國即擁黨。彭麗媛溫婉、大器的形象，強化了國家機器中「慈母」的一面，柔化並傳播了剛性的政治意識形態。 中國傳統儒家文化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共宣傳系統極其擅長利用這種「家國同構」（Isomorphism of Family and State）的心理結構。 彭麗媛的歌聲儼然構建了一種「聽覺上的國家儀式」，亦是中共官方意識形態（大一統、紅色江山、民族復興）最標準、最完美的聲音載體。 圖片來源：作者收藏翻拍 除此之外，彭麗媛演唱的「民歌」（Folk Song）亦包含大量歌頌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歌曲（如〈珠穆朗瑪〉、〈西藏高原〉、〈新疆好〉、〈高山青〉等）。在這些歌曲中，少數民族的音樂元素（旋律、樂器）被保留，但經過了「學院派」的改良與標準化。歌詞內容強調邊疆地區乃是「祖國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透過漢族歌唱家（或代表國家的歌唱家）以高亢、宏大的美聲／民族唱法演繹藏族或維吾爾族風格的歌曲，象徵著中央政權對邊疆文化的「包容」與「統合」。這在政治上強化了領土完整和民族團結的敘事，消解了分離主義的潛在認同。 作為解放軍文工團出身的藝術家，彭麗媛的身份原本就帶有濃厚的「紅色血統」色彩。她演繹過大量經典革命歌曲（如〈洪湖水浪打浪〉、〈我的祖國〉、〈英雄讚歌〉）。這些歌曲不僅承載著中共建政的歷史合法性（革命敘事），同時也隱喻日後的習近平政權對毛澤東時代革命精神的繼承，並且連接了過去的「革命勝利」與現今的「強國復興」。 簡言之，彭麗媛的「中國民族聲樂」風格（宏亮、圓潤、華麗），本身就對應著中國極力宣揚所謂「盛世」的美學。整個歌聲聽起來富足、和諧、沒有雜音，彷彿在聽覺上構建了一個「和諧社會」與「太平盛世」的烏托邦想像，這正是官方宣傳所需要的社會氛圍。 聆聽世界各國領袖「第一夫人」的聲音政治 自2013年習近平接任國家主席之後，身為中共政權近年備受矚目的「第一夫人」，彭麗媛的演唱絕不僅僅是單純的藝術表現，她的歌聲儼然構建了一種「聽覺上的國家儀式」，亦是中共官方意識形態（大一統、紅色江山、民族復興）最標準、最完美的聲音載體。她的藝術形象與習近平提出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政治光譜上是高度重合且互為表裡的。 相較於此，同為亞洲共產國家的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妻子李雪主在成為第一夫人之前，乃是北韓著名的「銀河水管弦樂團」歌手。她出身於藝術世家，受過專業聲樂訓練，這與彭麗媛的背景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與金正日時代隱秘的正宮角色不同，李雪主頻繁公開亮相。她的時尚打扮和藝術氣質，經常被用來展示金正恩體制的「開放」與「現代化」，試圖以此對內軟化獨裁形象，對外營造「正常國家」的氛圍。她的歌唱背景使她在北韓宣傳機器中更容易被塑造成「人民的母親」或「文藝指導者」，這與社會主義國家重視文藝宣傳的傳統一脈相承。 類似「同中求異」的事例，則是見諸2019年美國導演勞倫・格林菲爾德（Lauren Greenfield）拍攝紀錄片《The Kingmaker》的女主角伊美黛．馬可仕（Imelda Marcos）。作為統治菲律賓長達二十年的獨裁者斐迪南．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的遺孀，鏡頭前她總是一身華服、作風豪奢。雖然不是職業歌手，但她年輕時是選美冠軍，擁有一副好歌喉，且極度熱衷於在政治集會上唱歌，甚至灌錄過專輯。 馬可仕獨裁統治期間，伊美黛經常在公眾場合和外交活動中突然高歌一曲（如著名的菲律賓情歌《Dahil Sa Iyo》）。這種行為將嚴肅的政治場域轉化為娛樂秀，利用個人的魅力（Charisma）來麻痺民眾對戒嚴令的不滿。她的歌聲與美麗毋寧也是馬可仕政權「美麗與強大」敘事的一部分，用來粉飾太平，掩蓋獨裁政權背後的貪腐與暴力。 在1986年馬可仕政權被革命推翻、逃亡海外數年之後，斐迪南逝世，高齡九十歲的伊美黛帶領家族成員一步步重返菲律賓政壇。2022 年，小斐迪南・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當選菲律賓第十七任總統。 對照歐洲民主國家的社會體制，則又是另一番景況。法國前總統薩科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