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如何讓外來移入人口融入新社會，除了需要好的公共政策之外，更需要體質好的產業結構讓新移民有能夠發揮其勞動力的工作機會，在生活中與本地人天天有交集。
拜讀過11月30日文章《人口政策的省思（二）：非自然的大規模移民，融合不易》，我有一些淺見。
這麼說好了：在人類文明演化的過程當中所有的移民都是非自然的，就算有天然災害或因素導致人口遷徙，也不能完全說是自然移民。更別說非自然的美國「有計畫性」的移民吸取各國優秀人才成為其公民，讓美國不必擔心人口結構老化(但也沒有資料顯示這些人融合得非常好或不好)。美國每一年都不斷的在為自己的國家注入20～30歲的青年移民，這才是美國人口結構相對較年輕的原因，這也是美國的年輕人口失業率也比一般非典型移民國家來的低的原因。
通常一個新移民家庭如果不是因為其中一半是本地人，與本地人完全融合的時間約需要二至三代。
這個社會似乎喜歡把外來移民當作社會資源的啃食者，卻似乎沒想過一個國家培養一個人，自幼年到可以勞動需要花多少資源，而外來的勞動者一著地馬上就可以付出勞力。但為什麼1949年跟國民政府一起來台的中國移民無法融入台灣社會呢？要解釋這個現象我們就必須探討當時的時空背景。
當時有很大一部份的人口是因為軍旅而移至台灣，心還是緊繫著祖國，希望哪一天能夠反攻大陸回到家鄉，讓這群人有著一種「不需要融入」的假象感覺。加上當時的政策趨向，讓台灣人改變自己的生活來適應外來者，而不是相反的要外省移民學習台語或和當時大部分的台灣人一樣務農，加上眷村的興建，增加了外來者和當地人彼此的隔閡。在眷村籬笆內外，不一樣的勞動參與也會造成不同程度的隔閡。別說不一樣的勞動參與了，連吃不一樣的食物都可以把人分隔開來。
德國的土耳其移工也是如此，二戰後的許多重建工作，需要年輕且可馬上付出勞動的新血注入到德國社會中，但沒有給移工該有的身份，全部都是有效期的工作簽證。因為沒有提供良好且足夠的社會資源，來照顧這些移工在當地產下的後代，造成移工後代和當地人教育資源不平等，就業機會也不平等，為社會種下分裂的因子。老實說，戰後的德國社會也沒有想到，雇用來的土耳其移工最終會歸化成為新德國人。所以文章裡面對於德國移工後代所造成社會成本的增加有不公平的評斷。
德國和美國的移民政策都不適合用來做為台灣移民政策的參考，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台灣的產業導向所需要的移入人口和德國、美國不同；再者，台灣是島國，沒有陸路移民的來源，也沒有收容難民的國際壓力，實在不適合用德國美國來做比較。相較之下，新加坡的產業和移民政策是比較適合做為台灣的借鏡。（這另外來寫一篇好了）
而如何讓外來移入人口融入新社會，除了需要好的公共政策之外，更需要體質好的產業結構讓新移民有能夠發揮其勞動力的工作機會，在生活中與本地人天天有交集。
不曉得你有沒有跟我一樣，發現在台北的街頭有越來越多的小吃店有雇用新移民？
作者 / 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