剴剴虐童致死案引發全台輿論震驚，隨著檢察官正式對承辦社工提起公訴，社會的焦點已從最初對保母殘酷行徑的憤怒，延伸至對第一線社工職責與法律紅線的激烈辯論。這起不幸事件不僅揭露了社會安全網的結構性漏洞，更讓社工職業面臨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與法律審判。分析此案中女社工的刑責重點與社會觀感，必須從法律層面的「過失致死」與「文書登載不實」，對比公眾對於「社會守護者」失職的道德譴責。 在法律層面上，檢方起訴社工的核心關鍵在於「應注意而未注意」的業務過失。根據起訴內容，社工被指控在訪視過程中未能察覺受害兒童身上的明顯傷勢，甚至涉嫌在訪視紀錄中造假，意圖隱瞞實情或疏失。從法律邏輯來看，社工領有國家證照並受雇於具公信力的民間基金會，其對受安置兒童負有法定的監護輔助與保護義務。若司法調查證實社工在關鍵時刻因怠忽職守，導致錯失挽救性命的契機，則構成刑法上的「業務過失致死罪」。此外，文書紀錄的真實性是社會福利體系的基石，一旦涉及紀錄不實，更觸及了公務或業務登載不實的刑事責任，這也是法庭後續攻防的重中之重。 然而，法律的審判僅是冰山一角，社會觀感的劇烈動盪則反映了公眾對於體制崩壞的深層恐懼。在案件曝光之初，社工被戴上手銬移送的畫面，成為了集體憤怒的出口，但也引發了社工界的集體創傷。社會大眾普遍認為，社工既然身為專業人員，就應具備辨識受傷痕跡與環境異常的敏感度，而非僅是照本宣科地填寫表格。在這種觀感下，社工被視為「幫兇」或是「冷漠的旁觀者」，這種情緒背後隱含著國人對於社會安全網必須萬無一失的殷切期盼，卻也因悲劇的殘酷而轉化為極端的集體撻伐。 與之相對的另一種社會觀感，則是對「社工體制化風險」的憂慮。部分觀點指出，社工長期處於高壓力、低薪資且個案量超載的惡劣環境中，當體制將所有責任推向個別社工，而非檢討資源分配不均與督導體系失靈時，這場審判可能演變成一場大規模的職業逃兵潮。這種觀感認為，女社工的失職固然不可推卸，但過度將其「妖魔化」恐會掩蓋系統性的結構問題。如何在追求法律正義的同時，不讓這起審判摧毀僅存的社會福利量能，是這場爭議中另一股沈重且理性的聲音。 剴剴案女社工的刑責分析不應僅止於個人疏失的認定，更應視為台灣兒童保護體系的一次嚴峻校準。法律將裁定其在程序與紀錄上的違法事實，而社會觀感則在憤怒與省思之間尋找平衡。這場判決的結果，將定義未來社工在專業裁量上的邊界，也將決定台灣社會如何重新定義「保護與監督」的真正價值。唯有正視執法標準與職業現實的巨大落差，我們才可能在悲劇之後，真正縫合那張殘破不堪的安全網。

On February 20, 2026, the U.S. Supreme Court delivered a major separation-of-powers decision in Learning Resources, Inc. v. Trump, voting 6–3 to invalidate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sweeping “reciprocal” and “trafficking” […]

黃國昌遵照民眾黨兩年條款承諾卸任立委，踏上政治生涯中最嚴峻的一次政治裸奔。沒有立委職稱、沒有法規提案權，面臨失業的焦慮，宣布參選新北市長的黃國昌，面對參政十年來最脆弱的地方陸戰。受柯文哲的堤防和牽制，沒有黨公職身分的政黨主席，若無強大基層實力支撐，馬上就淪為媒體邊緣人。 更尷尬的是，黃國昌長期賴以生存的「直播贊助」模式也踢到鐵板。內政部與陸委會針對準參選人身分收受直播贊助是否違反《政治獻金法》提出質疑。標榜「法治、清廉」的法學教授，法律纏鬥是程序困擾更是形象重創。黃國昌已從監督他人淪落至為自保而不斷辯護的困境。 黃國昌宣布參選新北市長以來，頻頻在各區座談、掃街，試圖將空戰聲量轉化為基層組織。但2月以來，各地市場掃街的洗臉嗆聲效應，給了這位媒體聲量至上的媒體寵兒一個迎頭痛擊。 面對肉販直球對決「要把新北帶到哪裡去」，黃國昌給出的「類義務教育」、「免費健檢」等回應，被市民怒斥不知民間疾苦。黃國昌長年習慣於處理對抗性的法案議題，進入民生的政策細節，他政治常識和政策理解的不足盡露無遺。對於傳統市場的居民而言，他們要的不是在電視上咆哮的戰神，而是能解決生活問題的首長。 市場嗆聲是民意逆風，黃國昌三重蘆洲子弟兵周曉芸的初選落敗，也是黨內權力結構對黃國昌的實質否定。三重、蘆洲是黃國昌欽定的核心戰區，辦公室主任周曉芸銜命空降出戰，然而擁有黨中央資源奧援與黨主席光環雙重加持，黨內初選竟意外輸給來路不明、無人知曉的路人參選人。 黃國昌的個人光環已無法轉移，民眾黨基層黨員對昌系獨大的排外風格已生反彈。黨主席連自己的子弟兵都帶不動，黃國昌藉由參選新北市長帶動新北議員小雞的如意算盤，已大打折扣。 即便黃國昌已接任黨主席，柯文哲依然是他揮之不去的芒刺。柯文哲在司法案件中逐步取得喘息空間，高調回歸，重整黨務，黃國昌的領導威信受到創黨主席的牽制和挑戰。 柯文哲重啟國家治理學院，實質掌控地方組織，讓黃國昌在黨務決策上顯得「名義高於實質」。當他在前方市場被嗆、後方子弟兵落敗時，黨內權力核心的移轉，才是黃國昌真正的腹背受敵。 美麗島電子報最新民調顯示，民眾黨反感度已突破五成，這讓黃國昌在新北市的民調始終被李四川、蘇巧慧遠遠拋在後頭。在「反感度高、陸戰乏力、黨內不穩」的三重夾擊下，黃國昌近期對「藍白合」的口氣轉趨軟化。然而現實是殘酷的。國民黨在李四川辭官參選後，展現勢在必得的整合態勢。黃國昌的處境，四周不僅是憤怒的選民，還有隨時準備收割他的盟友。 黃國昌的政治宿命和因果業報已逐漸顯現。褪去立法院質詢台的聚光燈，他發現市場肉販遠比國會的官員難應付。在網路直播間裡，他能呼風喚雨、每秒收受抖內的意見領袖；踏入新北基層的街巷鄰里，黃國昌是連基本民生脈動都接不住的「政治待業者」。 他曾自豪法學博士，如今不斷自我解釋；他曾鄙夷中國國民黨，如今卑躬屈膝尋求禮讓和合作。他曾高喊超越藍綠，現在卻在新北街頭被居民人人喊打。 黃國昌或許還在等待柯文哲的關愛眼神，或期待藍營的棄保奇蹟。黃國昌這場政治裸奔，露出對現實治理一無所知的空洞骨架。 作者：江諺行

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每逢除夕必看央視春晚，當「難忘今宵」的旋律如幽靈般在客廳響起，央視春晚確實出現不少經典節目。但隨著央視製作春晚節目受到政治監督愈大，導致中國當代的家庭空間正經歷著一場無聲的割裂：長輩們守著那台被戲稱為「電子壁爐」的電視機，看著紅大綠的歌舞昇平；而沙發另一端的年輕人，則低頭在手機的方寸螢幕間尋求多巴胺的庇護。曾幾何時，央視春晚曾是全球華人的「精神年夜飯」，是定義「中國年」的最高權威；如今，它卻逐漸淪為一場「領袖滿意、演職人員自嗨、觀眾尷尬」的國家級大型公關工程。 春晚的衰敗，絕非單純的審美疲勞或技術落後，而是一場權力意志對大眾娛樂過度規訓後引發的必然反噬。回顧1980年代的春晚，那是改革開放初期政治解凍的產物。當時的節目如李谷一的《鄉戀》能引發全民共鳴，是因為它觸碰了人性與情感的邊緣。然而，隨著政治環境的收緊，春晚的定位發生了根本性的位移，它從一個「與民同樂」的綜藝晚會，演變成了一項面向權力的「年度數值報告」。在當前的生產機制下，春晚不再是一個面向消費者或觀眾的產品，而是一個撤頭撤尾的2G（To Government）工程。 導演組的首要任務不是「好看」，而是「不出錯」。每一句台詞、每一個笑點在登台前都要經過層層審核，這種「安全第一」的官僚思維，導致了內容的極度平庸化。當喜劇小品不再諷刺官僚主義、不再解構權威，轉而淪為「催生、催婚、歌頌苦難」的政策宣講工具時，它便失去了喜劇的核心靈魂——冒犯與反叛。年輕世代拒絕看春晚，本質上是拒絕那套包裹在笑聲下的、充滿傲慢色彩的教化邏輯。春晚的另一個致命傷，在於其根深蒂固的「北方中心主義」。在長達四十年的時間裡，春晚試圖將中國廣袤版圖上的多元文化，強行壓縮成一個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村落」。 春晚構建了一個「無窮社會」的烏托邦。螢幕上是別墅豪車、和諧鄰里與溢出螢幕的幸福感。然而，這與許多年輕人面對的現實，例如：高房價、就業焦慮、內卷、以及經濟下行帶來的生存壓力，皆構成了劇烈的認知失調。事實上，當外送員、快遞員或所謂的「打工人」在現實中忍受著勞動異化，回到家卻看到電視裡那些「懸浮」的、穿著光鮮亮麗的演員在表演「快樂的農民」或「滿足的勞工」時，產生的不是慰藉，而是被冒犯。這種強行營造的「盛世感」，本質上是對普通人痛苦的冷漠。當文藝作品切斷了與現實土壤的臍帶，它就成了一朵蒼白的塑膠花，好看卻毫無生機。 春晚試圖用一道「大鍋飯」餵飽十四億人的野心，在去中心化的技術浪潮面前顯得既陳舊又可笑。年輕人不再是受眾，而是參與者；他們不再需要被定義如何過年，他們正用「腳（或是滑動的手指）」投票，逃離這座封閉的意識形態宮殿。央視春晚的衰落，象徵著一個「大一統敘事」時代的終結。當一個文藝標竿不再敢於面對真實的社會創傷，不再願意尊重多元的文化差異，而是執迷於服務權力意志與營造虛假繁榮時，它的邊緣化是歷史的必然。試想：當中國年輕人的「不愛看」，不僅是對一台晚會的拒絕，更是對那套傲慢、僵化且不接地氣的權力邏輯的集體告別。 在未來的除夕夜，電視機或許依然會開著，但那僅僅是因為「習俗」的殘溫，而真正屬於這個時代的文化創造力，早已在螢幕之外的曠野中野蠻生長。隨著央視春晚節目因政治介入導致節目慢慢脫離娛樂的核心，台灣到底有多少家庭在除夕夜收看央視春晚？本身也是耐人尋味的問題。 作者：林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