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刻意關注近期政治新聞，易忽略數個月來台灣政壇出現一個微妙變化，即地方首長所關注焦點不再是道路、社宅、教育等民生問題，反是倒閣、民主議題、國家治理或統獨爭議；地方治理與全國政治之界線逐漸模糊中，其中尤以台北市長蔣萬安與台中市長盧秀燕最具代表性。        從地方自治設計觀點來看，市長本應以政績作為市民檢驗標準，但政治現實正在改變。舉台北市長為例，北市長素來為鎂光燈焦點、具全國性政治舞台特性，歷任市長如陳水扁、馬英九、柯文哲，皆藉台北市長一職累積全國性政治資本進一步問鼎總統大位；如今，蔣萬安似乎欲想走出另一條「捷徑」，比前進任市長參選總統之路更加急湊且雄心萬丈，也許反映藍營因三屆總統大選皆輸的集體焦慮。此外，連遠在台中的盧秀燕則憑藉高調塑造政績及黨內聲望，被視為國民黨未來的重要政治人物。兩人近期頻繁介入全國性公共議題，使地方首長角色出現某種「總統化」的傾向。                這場藍營地方諸侯高調抬升地方選局為準總統大選格局，除了表面上提前卡關2028大選門票外，更有力圖黨內大權態勢，從近期多場政治動員觀之，居於黨中央的鄭麗文有逐漸遭冷落，是否於今年選後有被架空可能將是值得觀察重點。另外，這場地方諸侯總統化運動中似乎以蔣萬安於氣勢或政治上力壓盧秀燕一籌，尤其在725大遊行之後，藍營殿堂幾乎充斥蔣萬安獨霸的聲音，予他進一步染指國會的能量。                  所以蔣萬安在大遊行後宛如定於一尊，除了其「出身名門」具「先天優勢」外，該食安風暴核心位於台中，風波餘威掃及盧秀燕是意料中之事，論及究責上，地方政府仍須負一定責任，725遊行由蔣萬安所策動，一方面能聚焦目光於己身外，另一方面無疑壓盧一頭，使其不得不向蔣低頭，畢竟遊行訴求並非食安政策改革竟是政治鬥爭，將不利於台中市府的矛頭轉向，豈非蔣賣給盧一個恩情呼？           […]

AI深偽技術正在改寫民主社會的信任基礎。過去民眾相信影像與聲音，認為眼見為憑、耳聽為實；如今只要幾段公開影音，就可能複製政治人物聲音，偽造談話內容，甚至製造足以撼動選舉、金融與國安判斷的假訊息。這不是單純科技濫用，而是民主制度的新型壓力測試。 近期網路出現利用AI技術複製元首聲音的影片，引發社會關注。即使影片很快被查核，傷害仍可能已經發生。深偽內容最危險之處，不一定是讓所有人相信它是真的，而是讓人開始懷疑所有真實內容。當人民不知道該相信誰，公共討論便會被不信任吞噬。 生成式AI降低了造假門檻。過去要偽造影音，需要專業團隊、設備與時間。現在，一般使用者也可能透過模型、剪輯工具與語音合成服務，快速產出接近真實的影像或聲音。技術普及本身不是罪惡，但當防護、查核與法制落後，民主社會就會被迫承受低成本攻擊。 深偽國安風險尤其集中在三個場景。第一，是選舉期間偽造候選人談話。第二，是危機期間偽造政府命令。第三，是金融與資安攻擊中冒用高層聲音。若假影片在戰爭、天災、股災或外交衝突中擴散，就可能引發恐慌、誤判或群眾動員。 台灣面對的壓力更特殊。台灣是高度自由的資訊社會，也是地緣政治認知作戰前線。開放媒體、社群平台與政治競爭，本來是民主優勢；但在AI深偽時代，也可能成為外部操弄與內部極化的入口。攻擊者不需要說服所有人，只要製造混亂，就足以削弱社會信任。 數位發展部啟動大型語言模型評測，正是在這個脈絡下具有意義。AIEC以繁體中文理解、臺灣社會文化脈絡與本土知識作為檢驗項目，顯示台灣不能只被動使用國外模型。模型若不理解台灣用語、制度、歷史與社會價值，就可能在公共應用中產生錯誤、偏差或安全風險。 評測163款模型的價值，不只是排出分數高低。更重要的是建立透明基準，讓政府、企業與民眾知道哪些模型適合本地使用，哪些模型在繁體中文、台灣脈絡與公共議題上容易失準。當AI逐漸進入客服、教育、政府服務、資安與媒體產製，模型可信度就不再只是技術問題，而是公共治理問題。 所謂「臺灣價值觀」評測，容易引發政治爭議，因此更需要說清楚。它不應變成審查工具，也不應用來要求模型輸出單一政治立場。真正合理的目標，是檢驗模型是否理解台灣民主制度、法治原則、人權語境、繁體中文習慣與在地事實。評測不是控制思想，而是降低錯誤與操弄風險。 AI深偽防制不能只靠政府刪除。若政府權力過度擴張，可能傷害言論自由；若政府完全不管，又可能放任假訊息擴散。民主社會需要的是透明規則：要求政治廣告標示AI生成內容，要求平台保留來源資訊，建立快速澄清管道，也讓司法能處理惡意冒名與詐欺行為。 平台責任同樣重要。社群媒體與影音平台不能只靠事後下架。它們應該強化深偽偵測、來源標記、異常擴散監測與高風險事件通報。特別是在選舉、戰爭或災害期間，平台若任由假影片以演算法快速推播，就等於把流量利益置於公共安全之前。 媒體也必須調整工作流程。面對疑似深偽內容，新聞不能只追求第一時間轉傳。媒體應建立聲紋、影像、 metadata、原始來源與交叉查證機制。若媒體在未查證前放大假影片，就可能成為認知作戰的擴音器。速度很重要，但信任更重要。 公民教育也要升級。未來每個人都要具備基本AI識讀能力，知道影像可能被改、聲音可能被仿、截圖可能被造。這不代表民眾要懷疑一切，而是要學會延遲判斷、查找來源、比對官方訊息與可信媒體。民主社會的第一道防線，仍然是成熟公民。 企業也不能置身事外。金融、科技、媒體、醫療與公部門供應商，都可能被AI語音冒名攻擊。公司內部應建立雙重確認機制，避免單靠電話或語音指令進行付款、資料移轉或權限變更。深偽不只是政治問題，也是企業治理與資安風險。 台灣推動模型評測，是主權AI的重要一步。所謂主權AI，不是關起門來自己做模型，而是建立符合本地語言、制度與安全需求的評測、資料與治理能力。台灣若只依賴外部模型，就可能在關鍵時刻受制於他國標準、商業利益或資料偏差。 AI深偽時代已經來臨，民主社會不能再用過去的資訊規則面對新威脅。數發部評測163款模型，只是起點；真正完整的防線，還包括平台透明、法制更新、媒體查核、企業資安與公民教育。當眼見與耳聽都可能被偽造，民主最需要守護的，不只是資訊真假，而是社會仍能共同確認真相的能力。 作者：千水默內

2026年7月30日是李登輝逝世六週年紀念日。 在李登輝紀念茶會裡，聆聽曾與李登輝共事、追隨、研究他的朋友與學生分享，我最大的感受，不是再一次認識一位總統，而是重新理解了一場民主轉型，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過去，李登輝被稱為「民主先生」。這個稱號並非因為民主是由他一人完成，而是在臺灣歷史的關鍵時刻，他選擇承擔改革的責任，讓威權體制逐步走向民主政治。 許多人談到李登輝，都會提起1996年的首次總統直選、終止動員戡亂、廢除萬年國會，以及國會全面改選。然而，過去我較少思考的是：這些改革究竟是如何完成的？ 王銘源回憶，李登輝曾坦率地說，自己知道給萬年國民大會代表補償、甚至提供住宅，是花納稅人的錢，也知道這點對臺灣人不公平，在公平正義上會受到批評；但如果不處理這些死守既得利益者帶來的痼疾，民主改革可能寸步難行。 這句話讓我想到政治學中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概念。 任何制度改革，都必須面對既有利益結構。尤其臺灣的民主化，不是革命推翻舊政權，而是在既有憲政體制內逐步完成。改革者既要避免社會動盪，也要降低舊體制反撲的風險，因此不得不透過協商、補償與妥協，換取制度轉型的可能。 從道德角度來看，這些安排確實充滿爭議。有人會問，沒有民主正當性的舊制度代表，為何還要由人民負擔補償成本？ 但如果放回當時的歷史情境思考，另一個問題也值得回答：若沒有這些妥協，臺灣是否能夠和平完成民主化？ 歷史沒有標準答案，但李登輝選擇了一條成本較高、卻避免劇烈衝突的道路。 這也是臺灣民主化與許多國家的不同之處。 許多國家的民主轉型來自革命、政變或政權崩潰；臺灣則是在原有體制內，由執政者主動推動改革。這種「漸進式民主化」，降低了流血衝突的風險，卻也留下許多未竟課題，例如轉型正義、憲政制度與歷史記憶等問題，至今仍持續影響臺灣社會。 這次紀念活動中，大掌櫃劉泰英談的是學者李登輝，管家李武男談的是領導者李登輝，黃木壽談的是改革者李登輝，學生談的是生活中的李登輝，而周倪安、宗才怡等人則提醒我們，民主不能只是享受，更是一種需要代代守護的責任。 這些不同角度，共同拼湊出一位比教科書更真實的李登輝。 他會和朋友喝酒聊天，喜歡排骨麵、鳳梨酥、泡芙，老之將至時，做了源興牛飼養，希望臺灣人能吃到平價且營養的臺灣牛肉；但他同時也是那位在歷史轉折點上，必須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做出艱難抉擇的政治領導者。 政治學者常說，民主轉型並不存在「零成本」的方案。改革從來不是純粹的理想，而是一場制度設計、政治協商與社會共識的累積。 六年後重新回望李登輝，他留給臺灣最重要的遺產，或許不只是民主制度本身，而是一個值得後人持續思考的問題：當理想與現實發生衝突時，一位改革者應該如何選擇？ 歷史可以有不同評價，但不可否認的是，李登輝讓臺灣完成了一場相對和平的民主轉型，也把更深化民主、完善制度與面對歷史的責任，交到了下一代手中。 這或許也是紀念李登輝最重要的意義：不是停留在緬懷，不是停在紀念公園、紀念館、紀念圖書館的下落，而是在今天繼續思考，如何讓民主更加成熟，讓改革更加完整。 作者：張怡菁

中聯問題油風暴持續擴大，已不只是單一油廠或單一批號失守，而是台灣食品供應鏈從上游、中游到下游全面承壓的重大警訊。近6000噸問題油流向全台22縣市、超過千家業者，回收量卻不到3成，代表許多油品可能早已進入餐飲、加工食品與家庭消費場景。民眾真正恐慌的，不只是苯駢芘超標，而是自己根本不知道吃下哪些產品。 這次事件最嚴重之處，在於油品屬於基礎原料。食用油不像單一包裝食品可以直接辨識，它可能被用在油炸、烘焙、調理、醬料、團膳與各種加工品中。一旦上游原料失守，下游追查就會變成龐大工程。餐廳可能已經用完，食品可能已經售出，消費者也很難從外觀或味道判斷風險。 苯駢芘屬於多環芳香烴污染物，常與高溫、燃燒或製程管理問題有關。政府雖然強調最可能原因在製程，但仍須等待專家與檢調釐清。正因如此，社會更需要完整透明的調查。若問題是單次製程異常，就要追出哪個環節失控；若涉及留樣不一致、通報延遲或資料不可信，就不能只用行政罰草草收場。 外界最難接受的是回收比例過低。當問題油已經擴散到22縣市，且多數可能被使用，事後下架雖然必要，卻已無法完全補救。這暴露台灣食安制度長期依賴「出事後追查」的弱點。真正有效的食安管理，應該在原料進廠、製程監控、批次留樣與出貨前檢驗階段就攔住風險。 福懋、福壽、泰山等第一層下游業者也必須承擔責任。大型食品企業掌握市場信任，不能只把責任推給上游。大宗油脂原料屬於高影響原料，品牌廠應建立更高頻率檢驗、供應商稽核及異常停用機制。只要發現可疑數據，就應先停用、封存並通報，而不是等政府全面追查。 政府後來將部分第2層下游產品改為全面下架，雖是回應民眾疑慮，卻也顯示初期標準不夠有說服力。原本以使用比例區分下架範圍，看似有科學推算基礎，卻忽略消費者感受。食安危機中，若資料可信度不足，政府應採取更保守的預防原則。否則每一次調整標準，都會被社會解讀為慢半拍。 石崇良提出五大改革，方向值得支持，但改革不能只停在口號。第一，應強化高風險原料的批批檢驗與風險分級。第二，必須建立更即時的數位追溯系統。第三，業者延遲通報應加重責任。第四，下架原則要明確公開。第五，中央與地方稽查資料應能快速串接。這些改革若沒有法規、預算與人力支撐，很快又會流於宣示。 台灣食安長期問題不是沒有制度，而是制度常在關鍵時刻斷鏈。業者有自主管理，政府有抽驗制度，地方有稽查責任，中央有追溯平台，但當油品大量流通後，民眾看到的仍是名單一再更新、產品不斷擴大、責任歸屬不清。這代表制度不是不存在，而是不夠即時、不夠完整，也不夠能預防風險。 對餐飲與零售業來說，這場風暴也會造成暑期消費陰影。民眾對外食、炸物、烘焙與加工食品的疑慮升高，業者即使沒有使用問題油，也可能受到連帶衝擊。政府若無法快速公布清楚名單、合格產品與檢驗結果，恐慌就會外溢到整個市場，讓守法業者也承受不公平損失。 後續賠償與訴訟也值得關注。若調查確認業者延遲通報、疏於把關或明知異常仍出貨，消費者團體與通路業者可能提出求償。食安事件不應只由消費者承擔健康焦慮，也不應讓下游小業者獨自吸收損失。責任必須沿著供應鏈往上追，誰掌握資訊、誰製造風險，誰就應負擔成本。 這次中聯問題油事件，是台灣食安治理的一次壓力測試。結果顯示，我們仍然太依賴事後補救，太缺乏源頭預防，也太常在危機爆發後才加速改革。食品安全不是等媒體追問後才公開，也不是靠一次下架就能重建信任。它必須建立在透明資料、嚴格製程、快速通報與可追溯供應鏈之上。 民以食為天，食安一旦崩壞，受傷的不只是健康，更是政府、企業與市場的信任。中聯案給台灣最沉重的教訓是，食安不能靠運氣，也不能靠善後。五大改革若要真正有效，就必須讓問題原料在進入餐桌前被攔下，而不是等到人民吃下肚後，才用下架、道歉與追查收拾殘局。 作者：林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