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新北土城驚傳命案，張姓女子和她的妹妹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街頭遭到冷血謀殺，行兇的竟是張姓女子的丈夫謝姓男子，他因為不斷家暴被張姓女子申請保護令，因此引發謝姓男子的殺機。 謝姓男子在行兇之後開車逃逸，並且不斷在他個人社交媒體高調發佈他逞兇犯案的訊息，直到遭警方逮捕才停止，他在被捕之後聲稱有精神病、裝哭卻沒有掉眼淚等小動作企圖規避罪行，引起社會的憤慨及不齒。 這起命案並不僅僅是單純的社會刑案，事實上反映出幾個問題值得正視。 首先是謝姓男子雖然被張姓女子申請保護令，案發前一日他違反禁令回住處再次施暴，妻子報警後，謝男被逮並移送新北檢，卻被請回，不知悔改的謝姓男子變本加厲，犯下這起命案。 有不少網友質疑為何沒有類似電子腳鐐管控謝姓男子，如果有的話，當可阻止憾事發生，再者有法律專業的有識者指出為何明知謝姓男子違反保護令，並且已經有施暴行徑，卻在移送後被請回？根據相關法律規定，違反保護令後依法可當場逮捕，甚至可聲請羈押。謝姓男子已違反保護令並且再次施暴，明顯構成「再犯風險」，檢方應聲押卻未聲押，讓他犯下重大命案的惡行，這樣的重大疏失，新北檢，特別是承辦的檢察官難辭其咎。 其二是謝姓男子在被捕之後聲稱有精神病、裝哭等企圖脫罪的伎倆雖然卑鄙、懦弱，讓人不齒，但是在法庭實務上卻往往是有效的，犯下惡性命案的兇手聲稱有精神病、或者裝成有悔意的樣子博取承審法官的同情，以逃過死刑、甚至無期徒刑的制裁，在過去已經有太多得逞的例子，更不用說近年來限縮死刑的政策，幾乎可以斷言謝姓男子恐怕會逃過死罪，而被害者遺屬跟公眾如何的憤慨都絲毫無法改變這樣的現狀。 土城命案，不僅僅是兩條無辜生命的逝去，所反映出的法律對家暴施暴者的管制疏漏，以及惡性重大的罪犯以種種偽裝玩弄欺騙司法躲避重刑制裁的問題，都值得公眾重視，而司法體系更應該從這起悲劇反省自身在防範家暴疏漏及輕縱罪犯的缺失，才能避免下一起悲劇的重演。 作者：洄瀾客

丹娜絲颱風近日來襲，但北北基桃宣布正常上班上課成為焦點，甚至在宣布放假前一天，許多期盼的民眾來到首長底下留言「等你帥一波」，等到首長們宣布正常上班上課以後，湧入不少憤怒的民眾留言「大罷免大成功」，形同把颱風假視為一種福利，這樣下去真的好嗎？ 自從去年山陀兒颱風到來以後，證明颱風動態從來是瞬息萬變，有時候預期有很大的風勢、雨勢，但實際影響沒這麼嚴重，但也有可能相反，一場輕颱可能造成地方嚴重的損失，所以放假與否更需要專業的判斷，且需要政治人物的決斷力才能決定。 宣布放颱風假是地方首長的權力，我從來支持首長依照科學數據與中央氣象署的預報成果決定是否放假，而非為了討好民眾進行決策。雖然去年山陀兒颱風到來的故事證實數據僅是參考，但依靠科學資料防颱，仍有其精準性，能有效保障人命安全。 可惜部分台灣人民僅想著將「颱風假」視為一種福利，總是認為放假比不放假更好，如果是「無風無雨」的放假，更能開心進百貨公司消費，簡直再好也不過。 但我卻認為民粹式的放假對台灣有害，雖然放假優先肯定對受雇者有利，但影響了雇主、老闆、產業的營運情況，颱風假等於變相的特休假，不僅勞工出勤要付雙倍薪，且還須補一天假日，只要颱風一來，等於變相提高人事成本。 台灣中小企業非常多，目前苦惱於關稅、匯率等問題，日理萬機，我不認為「為了放假而放假」增加企業營運負擔是好事。 其實部份台灣人民爭吵放假與否正是「小確幸政治學」的體現，不去看台灣的長遠發展，而是在意政府能不能發放眼前的福利。立法院之所以通過國定假日法，正是要討好這群「喜好小確幸」的選民。 但「小確幸包藏大禍心」，國民黨政權擅長以發放福利掩蓋政商綁樁的現況，成功在地方選舉大勝，但這種模式絕非良好的政治文化，更是會造成台灣腐化的原因。若立法院執意通過親中賣台的法案，即使給人民再多「小確幸」，仍是不適任的國會。 如果要「大罷免大成功」，千萬不能被這群只想放假的選民引領，他們僅是一群價值虛無、僅在乎自己福利的份子，「大罷免」是一種價值，目標是趕走親中賣台的國會議員，未來要朝向親近本土、專業治理的政治文化，而非討好民意、價值虛無。 作者/ Oscar

在藍營支持者中，始終迴盪著一種論調，將這場由公民自主發起的罷免浪潮解讀為「民進黨輸不起」。此言大謬，必須嚴正駁斥。真相是，民進黨可以輸掉一場選舉，但是，台灣絕對不能輸掉自己的未來。 這場烽火遍地的公民運動，從來就不是政黨的政治報復，而是一場源自人民對國會亂象的集體焦慮，是對民主倒退的深沉恐懼，是公民社會為求自救而發出的怒吼。筆者以最嚴肅的態度描繪那幅倘若大罷免功虧一簣後，令人不寒而慄的景象。那將不是一個回歸平靜的台灣，而是一個民主防線全面失守、國家門戶大開的台灣。 試想，一旦罷免的利劍未能斬斷政治的沉疴，傅崐萁之流將會如何解讀這場「勝利」。他們將視之為人民對其親中路線的絕對授權，前往中國朝覲的步伐將更加無所忌憚。屆時，高金素梅那句掛在嘴邊的「我們習近平」，將不再是個人言論的孤例，而是政壇爭相效仿的樣板。徐巧芯挑釁的「中指」與王鴻薇那副「沒在怕罷免」的輕蔑搖擺，將化為勝利者的姿態，永遠對著試圖監督的人民比劃。 一個政治人物的本質，從來不看她在壓力下的偽裝，而是看她在掌握權力時的傲慢。徐巧芯對於台灣國造潛艦「海鯤號」那句輕蔑至極的「浮起來就有錢」，到如今因恐懼罷免而髮夾彎，宣稱「全力支持海鯤號」、「全力幫忙加速解凍國防預算」，這重大的轉變只是虛假的政治戲碼。 視民意如無物的藍白兩黨，繼續以多數暴力癱瘓議事，遂行來自中國的旨意。國民黨在全台遍地開花的「幽靈連署」、「抄寫名冊」等違法弊端，他們將面不改色地動用國會多數，強行通過所謂的「除罪法案」，將自己的不法行為合法化。屆時，網紅館長陳之漢會將「我是中國人」的口號喊得更大聲，因為他成功完成弱化台灣民主的任務。 最致命的警訊莫過於金門縣立委陳玉珍那番「若兩岸開戰，將以保護縣民為由，陣前與中國和談」的言論。一旦大罷免失敗，這種投降主義將被合理化、甚至英雄化，將台灣國防劃開一道最致命的裂口，從內部腐蝕人民的心防。 大罷免已走到最後一哩路！前方，依舊有藍營黨政媒聯手構築的輿論高牆與抹黑泥沼。然而，退此一步，即是民主懸崖，台灣真的退無可退。7月26日，讓我們用手中神聖的公民權，堅定地投下「同意」罷免的一票，為台灣的民主續命，為後代子孫守住一個有尊嚴、有主權的未來。 作者：秦靖

6月27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法院組織法》修正案，其中增訂了第90條第二項，明文規定最高法院及大法庭在辯論程序與裁判宣示時，須錄音錄影公開播送錄音錄影。這項修法的重點與變革並不是使封閉審理公開化，因為現行法下人民早已可以在一旁觀審，因此這次修法將鑄成的轉變是媒介層面的變動──從在場的「觀看」變成遠距的「轉播」，從個人經驗走向大規模的公共收視。媒介的性質一變，司法的呈現方式與被理解方式也將隨之轉變。 這個轉變，讓人不禁想起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那句膾炙人口的話：「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媒介即訊息）──媒介並不只是中性、純粹傳遞形式，媒介本身就是可以一種形塑我們世界觀的感知實體；媒介可以藉由影像的即時性改變我們對事件的感知結構，進而帶給我們形塑對外在世界的重新理解。 回到法庭直播的問題，雖然現在法庭可以觀審，不過法院的設計本身就有一種不親近性，而且前往法庭觀審本身就有行動成本，因此一般民眾對於法庭運作往往停留在靜態的文字紀錄以及大眾傳播摘錄後的社會新聞，而今修法後將進入動態的影音直播，其本質將不再只是「審理」，而是進入一個可觀看、可評論、可分眾的公共表演現場。 法庭變成公共表演現場？這是否只是公民團體杞人憂天的過度憂慮？對此我想我們可以在韓劇《惡魔法官》得到絕佳的回應。韓劇《惡魔法官》虛構了一個將「法庭直播」推至極限的社會；劇中設定一個經歷嚴重社會失序的未來韓國，政府為挽回人民對司法與治理的信任，成立「司法院示範審判部」，由特任法官姜曜漢擔任審判長，示範審判部司掌重大矚目案件，其案件審理過程進行全國直播。不過在劇情中，審判長姜曜漢不僅負責裁決，更具備絕對的發言權與舞台控制魅力，在審判中放映被告不當行為的畫面、製造情緒高潮，讓觀眾代入受害者的憤怒。他選擇要讓誰說話、選擇什麼畫面被看見，並藉此操縱大眾情緒、導引對錯的判斷方向。 姜曜漢審判長掌握了法庭直播的步調，其行徑經由「媒介轉化」，徹底實現了我國公民團體對於法庭直播的擔憂──法官不再是審判者，而是舞台主持人，是司法的導演與片面事實的推銷者，根據觀眾想要看到的「正義」編排表演。人民於此作為觀眾，在觀看法庭直播中看見某些片面事實而遮蔽更多其他事實，相信那就是全部的真相。在直播鏡頭前方的院檢辯所訴諸的，並不是制度性正義，而是經過剪輯與包裝後的情緒正義。 這樣的現象，正是麥克魯漢所言「媒介改變我們感知世界的方式」的體現。當法庭的訊息不再透過審判筆錄與判決書的文字傳遞，而是藉由直播影像呈現，人們對於司法所形成的圖像將徹底改變。因為透過直播影像，鏡頭強調臉部表情、語氣停頓、空間氛圍，這些原本在司法程序中是次要、非決定性的元素，將成為輿論判斷的核心依據。法院的核心機能——抽離個人偏好、透過對證據與法條的規則性操作來處理社會衝突——可能因此被削弱。 司法的核心，不是演給人民看，也不是做出大眾最喜歡的判決，而是透過穩定的程序、理性的辯論與證據的檢證，提供一個可供信賴的解決爭端的制度。這正是所謂「制度性正義」與「情緒性正義」的分野。然而，當人們開始從法官的語氣、證人的眼神、辯護人的節奏中，預先感覺出誰才是壞人，誰才是受害者，司法的重心從法與證據，開始往「看起來」如何傾斜。 在這樣的觀看條件下，「直播」所放大的，不只是司法的透明度，也可能是我們對直觀正義的投射。人們會在判決尚未出現前，憑直覺決定勝敗；會因鏡頭捕捉不到的沈默與猶豫，懷疑證人的真誠；也會將辯護人的激昂或遲疑，誤認為道德的強弱。這是直播所帶來的多出來的「詮釋空間」，它並非增添真實，而是可能製造出另一種權力感知的幻象。 司法不該被改造成一個表演場域。鏡頭確實雖能照亮黑暗的角落，但是法院作為裁判正義的機關，在直播的紅點閃爍下，是否可能投下更深的、被權力左右的陰影？從司法審判的建制觀點來看，法官、辯護人、檢察官與證人都不該為了面對鏡頭而改變其職責內涵。證人不應因為「可能被公審」而保守發言，鑑定人不應為了避免爭議而回避專業結論。這些專業角色若在鏡頭下扭曲自身的陳述方式，司法的判斷基礎也將隨之失準。 面對鏡頭，司法人員應有更進一步的自律與自知，而社會大眾則需要成熟的觀看。當將來法庭直播實施且穩定進行，我們的課題不在於反對或贊成，而是如何共同維持一個制度所應有的比例與重心。讓直播照見程序，不主導情緒；讓法官保持節奏，不淪為說書人；讓觀看者理解過程，而非取代審判。這是在往後與法庭直播正式上路之後，全國人民需要更加有所自覺的方向──我們應當避免那種直播裡的片面正義，用十秒的畫面取代十年的人生，用群眾的怒火蓋過冷靜的判斷，因為司法最終不是在提供快感，而是在維持秩序，透過法律尋找理性而非感性的正義。 若往後直播能否幫助我們看得更清楚尚未有解，那麼至少，也不要我們要更加警惕自己於媒體的識讀，或是不在直播鏡頭的追蹤下，卻走入傳播媒體所設下的盲區。 作者：李正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