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一般家庭都有浴室與廁所，很難想像戰後初期的台北，由於移入大量一九四九年前後的外省移民，以及北上求學與工作的中南部移民，因此人口激增，許多居民的住處面積狹小，室內空間不一定有浴室與廁所。於是在老台北的人口稠密區域，除了「公共廁所」的存在之外，還有收費的「公共浴室」出現。公共浴室或浴池，又可稱為公共澡堂，大致分成「滬式浴室」與「台式浴室」兩種，前者主要是有高檔服務的「上海浴室」，後者多為服務普羅大眾的普通浴室。 　　上海浴室在戰後初期的台北盛行一時，吸引許多外省來台的政商名流光顧。除了具有浴池泡熱水澡的核心功能，並且以精緻化的經營方式取勝，包括講究衛生，供應水煮毛巾、消毒過的個人用品等。更重要的是，有上海師傅提供擦背、按摩、剪指甲等附加服務。客人在洗浴以及接受師傅的貼身服務之後，就能感到全身放鬆，通體舒暢，再喝上一杯清茶，小憩片刻，許多人認為是一種至高無上的人生享受。 　　「安樂池」是當時台北紅極一時的上海浴室。老闆孫寶發原本在老上海開「安樂池」浴室，但隨著中國大陸易幟而歇業，孫老闆帶著一批員工轉進台灣，尋求東山再起的機會。孫老闆相中台北市中華路的商機，重新以「安樂池」的招牌經營上海浴室，並以優質的「海派」服務及設備招攬顧客，果然一炮而紅，在全盛時期有上百位員工，生意相當火熱。上海浴室的最大賣點，是這些手藝高超的上海師傅，幫客人搥背捏腳的功夫一流。在「安樂池」以師徒制的方式傳授手藝，不輕易教予外人。有紡織界大亨賞識店內師傅的好手藝，特別以高薪挖角。 　　當時不少黨政軍要人都是「安樂池」的常客，包括黨國大老吳稚暉、于右任，以及劉安琪、周至柔等高級將領。時任台北市警察局長的王魯翹也是老主顧，每當遇到重大刑案，連續辦案數天之後，他就會找時間到「安樂池」泡澡放鬆緊張的身心，有時靈光一閃就能找到破案線索（註1）。 　　相較於消費金額昂貴的上海浴室，另一種傳統的台式浴室，則是較為普及、服務大眾的公共浴室。這源於日本時代引進的錢湯文化，也就是日本特色的收費制公共浴池。以萬華剝皮寮街區曾經營業的「鳳翔浴室」為例，由一對夫婦小本經營，一九六三年開業。取名「鳳翔」是因為老闆希望即使遇到困難的環境，這個公共浴室的生意就像鳳凰一樣，在逆風之中也能展翅高飛。 　　「鳳翔浴室」分成大眾池與個人池兩種，前者在開業時收費一元，後者收費三元，到了一九八七年停業時，大眾池二十元，個人池六十元，可見在二十餘年的時間，漲了二十倍，這也反映出當時的物價變化。個人池是不分性別都可使用，通常限時三十分鐘。大眾池以服務男客人為主，這是由於當時民風保守，女客人不會去。在大眾池洗浴不限時，下水前要先在洗滌區沖洗身體。公共浴室的生意有淡旺季之分，冬天因為天氣冷，生意比較好，很多客人想來泡熱水澡。到了夏天，生意相對清淡，因為人們在家裡也可以自行沖冷水澡（註2）。 　　隨著時代的進步，浴室與熱水器普及到家家戶戶，人們更在意居家生活的享受與個人隱私，公共浴室隨著市場需求減少，逐漸在台北消失。   註1：〈水裏來．火裏去／安樂池．滄桑史〉，《聯合報》，台北，1977年3月12日，版3。 註2：張瓈文等訪談整理，〈逍遙心神鳳翔池：陳姮月女士訪問紀錄〉，收入張瓈文研究主持，《剝皮寮歷史街區口述歷史訪談．第一輯》（台北：台北市鄉土教育中心，2004年），頁31-42。

Wasn’t there a highly respected, nationally admired heavyweight in the KMT who once praised Lo as a “universal charger”? By “universal,” they meant that Legislator Lo possesses both competence and […]

823第二波罷免民進黨失利後，國民黨籍立院院長韓國瑜表示要修正軍公教退撫法令，同一時間以退伍軍人為主的「八百壯士」也強力要求國民黨立院修正。不過審計部統計指出，在未來30年各級政府負擔舊制退撫上，要支出3兆2356億元，而且目前公務員退休平均月領6萬元以上，若真要修正軍公教退撫制度，那將會提早4-5年基金用光。  若要簡單直言國民黨的嚴重誤判，就是把罷免不同意誤以為是國民黨的肯定與底氣，而此種肯定主力又是軍公教為主體，也就是說把全體國民對民主的認知，解讀成全面修正民進黨過往的年改政策。其實不論是軍公教又或者勞工、農民，政府透過法令建立啟的退撫與養老制度，最後都要用精算為依歸，根本不能用盲目的喊價去討好特定群，因為本當自償的制度，一但退休者想緊吃，那目前在職者到頭來一定吃緊，在不然就是得用世代不公的高費率去承受。也就是說一但國民黨為了討好退休軍公教而修改退撫制度，在恩給制下從中央到地方政府未來預算，都會被啃蝕一空，全民遭殃。   假如此種不管世代公平，自私貪婪只管自己吃飽，也因此漫延到勞工身上，那可以說台灣步上先前歐豬國家不遠，但千萬別忘了我們國家處境特殊，沒有歐盟，國際貨幣基金會也不會相助。目前國民黨立院要角會朝向修改軍公教退撫制度，是民氣上自我誤判，黨內一些青壯派不可能看不出來，而是擔心自身選票基礎上會受損，此種不敢為公義挺身而出，反而會讓大罷免暫時累積的民氣消散。其實國內目前主要兩大政黨，真要在高齡化社會和憂慮退休成為低端人口的恐懼，就是動大刀用急行軍速度，去把政府體制內退撫制度，朝向能在職者安心，退休者安養去立基。   用理性精算去公開數字，天下沒白吃的午餐，更現實的是沒那個屁股就別吃那個瀉藥。要想過基本老年生活，那就得從軍公教到勞工，在政府推動的費率上走到精算標準，假如國民黨只會在軍公教退撫上大放送，不敢自身帶頭推動勞保和勞退上改革，那證實只看到選票沒看到人民和國家的未來。同樣的，民進黨也可如此去槓桿施加壓力給藍白，如此和全民有關的國安與民生問題，何以未能發揮朝小野大力量，只會在年改上走回頭路，這樣對得起投給你票的選民嗎，有重新當家的擔當嗎。

2025年8 月23日，第三核能發電廠延役公投落幕。儘管有超過七成投票者支持延役，卻因投票率不足、同意票未達法定門檻而未能通過。從結果看，制度上「非核家園」仍然是政策主流；但從民意觀察，這次公投卻透露出另一股強勁的訊號──擁核支持者的聲音已無法忽視，賴清德政府若繼續視而不見，將在能源轉型的路上承受更沉重的政治代價。 核三延役的民意屬於「隱形多數」，本次公投的同意票高達 434 萬，比例達 74%，遠遠超過反對票的 151 萬（26%）。然而，因投票率僅 29.5%，同意票未達全體選舉人 25% 的門檻，公投依規則判定失敗。這樣的制度結果，雖然讓執政黨鬆一口氣，但卻無法掩蓋「投票者壓倒性支持延役」的現實。換言之，即便整體社會存在冷漠與猶豫，但真正願意出門表態的選民，已經以壓倒性差距表明：能源安全、電價負擔、產業競爭力，讓他們更傾向支持延役而非盲目非核。 這股「隱形多數」背後的結構值得深思。首先，台電財務惡化與連年缺電陰影，讓民眾對再生能源的信任打了折扣。其次，AI、晶片、資料中心等高耗能產業快速發展，進一步放大了能源穩定的焦慮。最後，國際上歐盟、韓國、日本紛紛將核能納入「綠色轉型」工具，也使台灣社會開始重新檢視「非核」是否仍是最佳答案。對賴清德政府而言，公投未過雖暫時解除了政策危機，但並未解決根本矛盾。民進黨自蔡英文政府以來，長年將「非核家園」視為價值承諾，若貿然鬆動，恐招致基本盤反彈。 但能源轉型對賴清德政府而言，現實上的挑戰卻在步步逼近，尤其以綠能發展進度落後、天然氣儲備安全風險、火力發電空污壓力，這些都讓「非核家園」顯得理想與現實脫節。這次公投的結果，其實已經為賴政府敲響警鐘──即便制度上延役未成，但民意卻已經用投票表達對能源穩定的迫切需求。賴清德政府若仍將「非核」視為不可動搖的政治正確，恐怕將在未來幾年能源政策與選舉民意之間，甚至是台灣已向世界承諾在本世紀中葉達到碳中和，若無核能無法達到能源發電總占比1/4，台灣恐更陷入非核家園與碳中和的政策兩難。 筆者觀察這次公投的民意結構，發現擁核聲音主要來自三股力量：首先，乃中產與基層家庭：電價上漲直接衝擊生活支出，核能延役被視為「止血」方案；再者，是高耗能產業與就業群體：AI、晶片、製造業都依賴穩定電力，對缺電最為敏感；第三，是地方居民與青年世代：特別是中南部長期飽受火力發電空污之苦，核能反而被看作改善空污的選項；而青年則更務實，對「綠能是否真的可靠」存疑。這三股力量的合流，使得核能議題不再只是「技術與環保」的爭論，而是逐漸轉化為一種「社會公平與產業存續」的民意訴求。 公投門檻設計下的「冷漠多數」，公投未能過關，也反映出另一個現實：台灣社會對能源議題的「冷漠」。投票率不足30%，說明多數人對核能議題雖有意見，但並未強烈到驅動投票行為。這種冷漠既是非核政策的「防護罩」，也是擁核民意無法轉化為政策的最大瓶頸。制度上，25% 的門檻設計，保障了現狀的延續，也使任何挑戰現有能源政策的公投，都需要極高動員才能突破。因此，這次結果同時說明兩件事：一方面，核能民意比想像中強大；另一方面，冷漠大眾仍讓政策軌道暫時穩固。 核三延役公投雖未通過，但它已經讓社會看見一個事實：「非核家園」的社會共識，正在動搖。賴清德政府若要維持政治領導力，不能再將「非核」視為不可挑戰的價值標籤，而應該正視核能在能源安全與產業競爭上的角色，提出更務實的政策選項──例如評估延役技術可行性、推動小型模組反應爐（SMR）研究、強化核廢料處理方案等。忽視這股民意，只會讓能源問題持續惡化，並在 2026 九合一、2028 總統大選中，轉化為對民進黨最嚴峻的政治反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