剴剴虐童致死案引發全台輿論震驚，隨著檢察官正式對承辦社工提起公訴，社會的焦點已從最初對保母殘酷行徑的憤怒，延伸至對第一線社工職責與法律紅線的激烈辯論。這起不幸事件不僅揭露了社會安全網的結構性漏洞，更讓社工職業面臨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與法律審判。分析此案中女社工的刑責重點與社會觀感，必須從法律層面的「過失致死」與「文書登載不實」，對比公眾對於「社會守護者」失職的道德譴責。
在法律層面上，檢方起訴社工的核心關鍵在於「應注意而未注意」的業務過失。根據起訴內容，社工被指控在訪視過程中未能察覺受害兒童身上的明顯傷勢，甚至涉嫌在訪視紀錄中造假，意圖隱瞞實情或疏失。從法律邏輯來看，社工領有國家證照並受雇於具公信力的民間基金會，其對受安置兒童負有法定的監護輔助與保護義務。若司法調查證實社工在關鍵時刻因怠忽職守，導致錯失挽救性命的契機，則構成刑法上的「業務過失致死罪」。此外，文書紀錄的真實性是社會福利體系的基石，一旦涉及紀錄不實，更觸及了公務或業務登載不實的刑事責任，這也是法庭後續攻防的重中之重。
然而，法律的審判僅是冰山一角，社會觀感的劇烈動盪則反映了公眾對於體制崩壞的深層恐懼。在案件曝光之初，社工被戴上手銬移送的畫面，成為了集體憤怒的出口，但也引發了社工界的集體創傷。社會大眾普遍認為，社工既然身為專業人員，就應具備辨識受傷痕跡與環境異常的敏感度，而非僅是照本宣科地填寫表格。在這種觀感下，社工被視為「幫兇」或是「冷漠的旁觀者」，這種情緒背後隱含著國人對於社會安全網必須萬無一失的殷切期盼，卻也因悲劇的殘酷而轉化為極端的集體撻伐。
與之相對的另一種社會觀感，則是對「社工體制化風險」的憂慮。部分觀點指出，社工長期處於高壓力、低薪資且個案量超載的惡劣環境中，當體制將所有責任推向個別社工，而非檢討資源分配不均與督導體系失靈時，這場審判可能演變成一場大規模的職業逃兵潮。這種觀感認為，女社工的失職固然不可推卸，但過度將其「妖魔化」恐會掩蓋系統性的結構問題。如何在追求法律正義的同時，不讓這起審判摧毀僅存的社會福利量能，是這場爭議中另一股沈重且理性的聲音。
剴剴案女社工的刑責分析不應僅止於個人疏失的認定，更應視為台灣兒童保護體系的一次嚴峻校準。法律將裁定其在程序與紀錄上的違法事實，而社會觀感則在憤怒與省思之間尋找平衡。這場判決的結果，將定義未來社工在專業裁量上的邊界，也將決定台灣社會如何重新定義「保護與監督」的真正價值。唯有正視執法標準與職業現實的巨大落差，我們才可能在悲劇之後，真正縫合那張殘破不堪的安全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