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每逢除夕必看央視春晚，當「難忘今宵」的旋律如幽靈般在客廳響起，央視春晚確實出現不少經典節目。但隨著央視製作春晚節目受到政治監督愈大，導致中國當代的家庭空間正經歷著一場無聲的割裂：長輩們守著那台被戲稱為「電子壁爐」的電視機，看著紅大綠的歌舞昇平；而沙發另一端的年輕人，則低頭在手機的方寸螢幕間尋求多巴胺的庇護。曾幾何時，央視春晚曾是全球華人的「精神年夜飯」，是定義「中國年」的最高權威；如今，它卻逐漸淪為一場「領袖滿意、演職人員自嗨、觀眾尷尬」的國家級大型公關工程。 春晚的衰敗，絕非單純的審美疲勞或技術落後，而是一場權力意志對大眾娛樂過度規訓後引發的必然反噬。回顧1980年代的春晚，那是改革開放初期政治解凍的產物。當時的節目如李谷一的《鄉戀》能引發全民共鳴，是因為它觸碰了人性與情感的邊緣。然而，隨著政治環境的收緊，春晚的定位發生了根本性的位移，它從一個「與民同樂」的綜藝晚會，演變成了一項面向權力的「年度數值報告」。在當前的生產機制下，春晚不再是一個面向消費者或觀眾的產品，而是一個撤頭撤尾的2G（To Government）工程。 導演組的首要任務不是「好看」，而是「不出錯」。每一句台詞、每一個笑點在登台前都要經過層層審核，這種「安全第一」的官僚思維，導致了內容的極度平庸化。當喜劇小品不再諷刺官僚主義、不再解構權威，轉而淪為「催生、催婚、歌頌苦難」的政策宣講工具時，它便失去了喜劇的核心靈魂——冒犯與反叛。年輕世代拒絕看春晚，本質上是拒絕那套包裹在笑聲下的、充滿傲慢色彩的教化邏輯。春晚的另一個致命傷，在於其根深蒂固的「北方中心主義」。在長達四十年的時間裡，春晚試圖將中國廣袤版圖上的多元文化，強行壓縮成一個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村落」。 春晚構建了一個「無窮社會」的烏托邦。螢幕上是別墅豪車、和諧鄰里與溢出螢幕的幸福感。然而，這與許多年輕人面對的現實，例如：高房價、就業焦慮、內卷、以及經濟下行帶來的生存壓力，皆構成了劇烈的認知失調。事實上，當外送員、快遞員或所謂的「打工人」在現實中忍受著勞動異化，回到家卻看到電視裡那些「懸浮」的、穿著光鮮亮麗的演員在表演「快樂的農民」或「滿足的勞工」時，產生的不是慰藉，而是被冒犯。這種強行營造的「盛世感」，本質上是對普通人痛苦的冷漠。當文藝作品切斷了與現實土壤的臍帶，它就成了一朵蒼白的塑膠花，好看卻毫無生機。 春晚試圖用一道「大鍋飯」餵飽十四億人的野心，在去中心化的技術浪潮面前顯得既陳舊又可笑。年輕人不再是受眾，而是參與者；他們不再需要被定義如何過年，他們正用「腳（或是滑動的手指）」投票，逃離這座封閉的意識形態宮殿。央視春晚的衰落，象徵著一個「大一統敘事」時代的終結。當一個文藝標竿不再敢於面對真實的社會創傷，不再願意尊重多元的文化差異，而是執迷於服務權力意志與營造虛假繁榮時，它的邊緣化是歷史的必然。試想：當中國年輕人的「不愛看」，不僅是對一台晚會的拒絕，更是對那套傲慢、僵化且不接地氣的權力邏輯的集體告別。 在未來的除夕夜，電視機或許依然會開著，但那僅僅是因為「習俗」的殘溫，而真正屬於這個時代的文化創造力，早已在螢幕之外的曠野中野蠻生長。隨著央視春晚節目因政治介入導致節目慢慢脫離娛樂的核心，台灣到底有多少家庭在除夕夜收看央視春晚？本身也是耐人尋味的問題。 作者：林真心

近日，美國最高法院以6比3裁定，認為總統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全面加徵關稅，已逾越法律授權範圍，構成違憲。此一判決，不只是對總統權力的重新界定，更牽動全球供應鏈與各國對美經貿布局的判斷。表面上看，這是對川普強勢關稅政策的一記重擊；但若細究制度與現實層面，其實未必意味著關稅時代的終結。 最高法院否定的是IEEPA作為全面加徵關稅的法律基礎，而非否定總統整體的貿易政策空間。美國法律體系中，仍有《貿易擴張法》第232條、《貿易法》第301條，甚至《貿易法》第122條等可供動用。尤其232條涉及國安理由，過去已廣泛運用於鋼鐵、鋁與汽車等產業；122條更可在一定期間內快速課徵關稅。 換言之，法院為權力劃線，但並未抽走總統手中的所有刀。若未來白宮改以其他法源推動關稅措施，政策衝擊未必比先前小。這也是為何市場雖短暫震盪，卻未出現結構性逆轉的原因。 在這樣的背景下，真正的關鍵問題是：台灣是否因此陷入不確定性？恰恰相反。如果台美之間已完成涵蓋232條款的談判安排，代表台灣是在制度框架內完成布局，而不是押注於單一法律工具。當其他國家還在重新評估策略時，已談成協議的一方，反而握有時間與秩序的優勢。 更重要的是，產業鏈的走向並不完全取決於關稅。以台積電為核心的半導體供應鏈赴美投資，本就源自長期的市場與地緣政治考量，而非短期關稅壓力。美國需要先進製程與完整供應鏈經驗，台灣企業則需要接近終端市場與政策資源，這種互補關係不會因單一判決而逆轉。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判決也釋放一個重要訊號：即便是強勢總統，也必須受制於憲法框架。美國最高法院的裁定，體現的是權力分立的運作，而非政策方向的否定。對台灣而言，這其實是一堂關於制度信任的課。當外界質疑「若美國法院都能判總統違憲，政策是否不穩定」時，另一種理解應是：正因為有司法制衡，政策才更具可預測性。制度的穩定，來自於權力邊界的清晰，而不是行政權的無限擴張。 全球供應鏈正處於重組階段。若數據顯示美國自台灣進口金額在特定時期超越自中國進口，這不僅是貿易數字的變化，更是戰略重心轉移的象徵。台灣夾在兩大經濟體之間，從來不是單純的市場選擇題，而是制度、價值與安全架構的綜合判斷。當全球科技與製造體系重新排列時，能否在高附加價值產業中占據關鍵地位，比短期關稅高低更為重要。 無論未來白宮由誰主政，關稅工具如何變形，美國對供應鏈安全與產業自主的追求不會消失。台灣若能在這波重組中站穩科技核心與制度夥伴的位置，才是真正的長期紅利。與其將焦點放在某一次違憲判決是否「打臉」某位領導人，不如回到更根本的問題：台灣是否在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過程中，站在更有利的結構位置？ 作者：林政武

美國最高法院近期就「以IEEPA課徵全球性關稅」作出關鍵裁定，核心不是否定關稅政策本身，而是指出《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並未授權總統以其主張的方式課徵關稅，關稅權限仍屬國會授權範圍。 這類裁判邏輯可被理解為「法律依據選錯」而非「行為不存在」：法院否決的是適用法源與權限邊界，並未宣告美國從此不能用其他貿易法源啟動關稅工具。 因此，判決一出，政策路徑立刻轉向。川普政府迅速宣布改採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以「國際收支／支付失衡」為由，啟動為期150天、最高可達15%的臨時附加關稅；在實務宣示上先以10%作為替代性全球關稅框架，用最短程序維持談判籌碼。 這一步的本質是「用更可用、但時間較短的法源接力」，把政策連續性先撐住，讓各國談判得到喘息窗口，但不代表關稅壓力消失。 接下來的焦點會回到更傳統、也更常用的貿易工具組合。其一是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由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調查外國不公平貿易作法後，得採報復性措施（含加徵關稅），且可在不走WTO爭端程序的情況下單邊推進。其二是1962年《貿易擴張法》第232條，以「國家安全」為由，由商務部調查並建議總統採取關稅或配額限制；這類調查一旦啟動，對特定產業與出口結構高度集中者的風險特別大。其三是1974年《貿易法》第201條等防衛措施，由ITC認定進口激增造成嚴重損害後，總統可採取關稅／配額，最長可延續多年。Reuters亦指出川普已下令啟動301與232等新調查，為後續更高、更具針對性的關稅鋪路。 至於「是否退回既已課徵的關稅」，目前更接近長期訴訟戰而非立即退稅。Reuters報導提到，最高法院裁定使先前依IEEPA徵得的關稅收入面臨退款不確定性，並引發後續訴訟與行政處理的複雜問題；相關金額規模被估計超過千億美元等級，現階段更可能進入拉長的法律程序，而非短期結案。 這也解釋了為何政府會在法源被否決後，立即用122條接續：在退款與權限爭議未落幕前，先維持關稅政策的談判框架與收入／槓桿結構。 結論是：最高法院裁定的主要效果，是把「用IEEPA課關稅」這條捷徑封住，迫使行政部門回到既有貿易法的程序工具箱；但美國可用的關稅法源仍多，差別只在程序成本、時間與可調整彈性。 因而這份判決對各國的意義更像是「爭取時間」，而不是「關稅落幕」。接下來的風險管理重點將轉為：122條的短期效力如何銜接到301／232／201的中期調查結果，以及各國是否能在調查期間完成談判交換，避免被納入更高、更多品項的關稅清單。 作者：趙堃成（轉載自作者臉書發文）

台灣詐騙之所以長期猖獗，原因不是「民眾太笨」或「警方不做事」，而是詐騙已經進化成跨境、分工、數據驅動的黑色產業鏈，並且精準卡住台灣的高流量金融環境、通訊平台生態與法律執行落差。當犯罪可以低成本大量嘗試、被抓成本相對可控、而且資金回收速度極快，詐騙自然會變成最「划算」的犯罪型態。 第一個核心原因是詐騙產業鏈完整，從「引流—洗腦—收款—洗錢—分潤」高度分工。台灣常見的投資詐騙、假檢警、解除分期、交友詐騙或假網購，本質上都不是單一人行騙，而是由不同角色接力：前端用廣告、假老師、群組、釣魚簡訊或社群私訊引流；中段用話術腳本與心理控制建立信任；末端由車手、收水、第三方支付、虛擬貨幣或境外帳戶完成收款與轉移；最後由洗錢節點把金流切碎、分散、跨境匯出。這種分工讓每個環節都像可替換的零件，個案被破也能迅速補位，整體效率不會崩。 第二個原因是台灣金融與支付環境便利，提供了詐騙需要的「高頻轉帳能力」。快速轉帳、即時入帳、多帳戶管理、第三方支付與便利的ATM提領，使得詐騙得手後可在極短時間內完成多段轉移，拉高追金難度。更重要的是，詐騙不需要每次都成功，只要大量發送訊息與廣告，靠極低的邊際成本換取少量高額成功案，就能覆蓋失敗率。 第三個原因是通訊與社群平台成為詐騙的「最佳投放渠道」。詐騙集團不必自建技術系統，只要依賴通訊軟體、社群平台、短影音與搜尋廣告，就能用演算法找到目標受眾。假投資常透過「名人代言」假圖、假新聞連結、投放到中高齡族群的內容版位，再把人導入封閉群組，利用群體壓力與假獲利截圖完成洗腦。平台治理與下架速度如果跟不上，詐騙就能像病毒一樣複製擴散。 第四個原因是跨境化讓偵辦成本上升。大量詐騙機房、金流節點與話務中心不在台灣境內，甚至在多個司法管轄區分散。警方即使掌握線索，也常只能先抓到「車手」或末端節點；而幕後主嫌、機房與資金終點在境外，使得刑事司法需要跨國協作、證據調取與引渡，時間與成功率都不理想。詐騙集團因此能把高風險環節外包到海外，降低被一網打盡的機率。 第五個原因是法律與執行存在「不對稱」：詐騙更新太快，制度反應太慢。詐騙劇本、平台與金流工具迭代速度以週為單位，但立法修法、跨機關協調與數位證據程序常以月或年為單位。刑責設計若無法有效提高「主犯與組織者」成本，而末端又不斷有人補上，整體威嚇效果就有限。民眾在新聞中看到「抓了很多車手」，但體感仍是詐騙不斷，正反映打擊點未能長期壓住產業鏈上游。 第六個原因是台灣的社會心理與生活壓力，提供了詐騙特別好用的切入點。投資詐騙利用的是對通膨與退休焦慮的恐懼；交友詐騙利用孤獨與情感需求；假檢警利用對司法與權威的畏懼；解除分期利用怕麻煩與資訊不對稱。詐騙話術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它不攻擊理性，而是攻擊情緒：緊迫、羞恥、恐懼、貪念與面子。只要把受害者推進「時間壓力」與「私密對話」場景，判斷力就會下降。 結論是：台灣詐騙猖獗不是單點失敗，而是「高報酬、低摩擦、可規模化」的犯罪模型遇上「支付便利、平台擴散、跨境阻力、制度慢反應」的結構環境。要有效降低詐騙，關鍵不是加強宣導一句「不要貪」，而是把成本結構反過來：提高上游組織者的風險、壓縮金流轉移速度、讓平台的下架與驗證變成標配、並讓被害人能更快止付與追金。沒有改變成本結構，就只會看到詐騙以新包裝持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