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孕母制度在全球法制中呈現高度多樣化，各司法領域依其文化脈絡、倫理判準、家族制度與生殖醫療發展程度，形成不同監管模式。本文以比較法視角，分析加拿大、澳洲、美國加州的代理孕母制度，並與台灣民眾黨立委陳昭姿所提出的代理孕母法案進行制度性比較，旨在釐清各模式之政策考量及其可能對台灣生殖法制的啟示。 一、加拿大模式：反商業化與「利他型」框架 加拿大聯邦法採取明確的 非商業代理孕母（altruistic surrogacy） 模式，禁止支付超過必要費用補償代理孕母，也嚴格禁止代理仲介營利。其立法目的在於避免脆弱女性因經濟壓力進入市場化的生殖勞動關係。親權確認須經法院程序，以確保代理孕母、委託父母與胎兒的權益均受到平衡保護。 此模式反映加拿大對「身體自主」及「生殖非商品化」的倫理重視，也形成全球無償代理孕母的重要參考。 二、澳洲模式：州分管制與強調倫理審查 澳洲多數州亦採 無償代理孕母模式，並強化倫理審查程序，包括心理評估、關係背景調查以及法院核准機制。部分州要求代理孕母與委託方具有既存社會關係，目的在降低剝削風險並確保代理行為基於互信與非市場性交換。 整體而言，澳洲制度介於加拿大與歐陸保守模式之間，兼具「無償原則」與「強化監管」兩項核心。 三、美國加州模式：市場化、契約保障與明確親權制度 加州的代理孕母制度被視為全球最為成熟的 商業化代理孕母（commercial surrogacy） 模式。其特徵包括： 允許代理孕母取得報酬； 允許仲介機構營利並提供完整服務； 以契約法保障代理母、委託父母與醫療端之權利義務； 採「出生前命令」（pre-birth order）直接確認委託父母親權。 加州模式的核心理念在於 契約自由與司法保障，其高程度市場化與法制完整度，使其成為跨國代理孕母常見目的地。 四、台灣陳昭姿法案：介於無償與有限補償之間的本土化模式 陳昭姿立委版本之代理孕母法案呈現混合型設計，兼具國際無償模式與台灣本土倫理考量，具有以下特徵： 非商業化，但允許必要補償：制度定位接近加拿大與澳洲，但較後者彈性。 以醫療機構為核心監管單位：強調倫理審查、身心評估，以及對代理母健康保護。 禁止利益交換與商業仲介：旨在阻絕市場化鏈結。 親權確認採法律程序審查：並未採加州式的完全契約化模式。 保障代理孕母自主權：包括健康風險中止權、免受強迫或不當壓力等。 […]

從台北市長蔣萬安在6日的市政會議中，率先宣佈「為直接減輕家長每年上萬元的經濟支出，台北市國中小營養午餐將全面免費」開始，在整個「中華民國．台灣」的6個直轄市，以及台閩2個虛級化省轄下的3省轄市13縣之間，「營養午餐免費」的事案，在短短幾天內蔚然成風，直到9日禮拜五本週上班日結束為止，只剩新北直轄市、嘉義縣、嘉義市及屏東縣，還沒有跟進加入這波風潮，對這些地方首長，形成相當程度的壓力。 在這波風潮中，地方首長們是如何對處的？ —在去年藍白2黨挾立院過半多數席次，強行通過2黨版財劃法，卻沒有連帶調整地方制度法等配套法制、以使中央與地方在財權與相對應事權的分配更合理，使得以台北市為首的多個藍營執政縣市及直轄市，每年能夠向中央多挖走超過4千億元統籌分配款，卻不用承擔更多事權的情況下，對於預期能夠從藍白新版財劃法得益的那些縣市及直轄市，特別是那些在今年多合一地方選舉面臨連任壓力，或者2任任滿後有意窺伺總統大位的地方首長來說，只要有人開第一槍，這些首長也就很樂意跟上腳步。 —對於在充滿藍白政治算計的新版財劃法中，不僅並沒有因此得利，反而統籌分配款還因此停滯不前、甚至有所減損的縣市及直轄市而言，不是只能像台南市般勉強跟上，就是像嘉義縣或屏東縣般還在斟酌評估；至於新北直轄市及嘉義省轄市，大概是因為現任首長沒有連任壓力、臨時要跟上會排擠其他財源等緣故，所以雖然是藍營執政縣市，至今為止卻沒有立刻跟上。 —然而，在跟上蔣萬安腳步的藍營縣市及直轄市首長中，卻有一些人，像是台語所說的「贏賭也要贏話」、或者中文「得了便宜還賣乖」般，在有足夠財源及資源能夠跟進的情況下，卻還要向中央喊話，要中央承擔起統籌全台國中小營養午餐免費化的責務與預算，令有識者為其嘴臉感到憤怒不已。 以2024年2月1日新一屆中華民國立法委員就職，與其後藍白2黨正式聯手、佔據立法院過半席次，並據此無視「中華民國台灣」自1980年代後期開始，直到這之前為止的30幾年間，所累積出的憲政規範、憲政慣例、法制與法治，乃至於一般民眾對這一整套制度，經由習慣其如常運作所形成的各種確信，開啟其一系列有組織、有規模的政治暴舉： —就職後、直到2025年區域藍委罷免投票前，藍白2黨如同脫韁野馬般一路暴進，在以國會改革為名、破壞權力分立的大肆自我擴權失敗後，又染指憲訴、財劃及選罷3法得逞，得逞後復以其一貫黑箱、無視適正立法程序與充分審議等原則的手法，將2025年中央政府總預算，弄到連他們自己也算不出刪減與凍結金額，最後只能照樣送出、讓行政院收拾爛攤的程度，因此使台灣社會一部分民眾，點燃起大壩免的怒火； —等到大罷免因為主事者從主訴求、號召對象到具體操作的種種不得法，加以中國黨政當局透過抖音等社群媒體，輔以傳統電子及平面媒體，針對藍白2黨的支持者，展開新的宣傳攻勢，而全盤鎩羽以後，藍白2黨一方面對於具有高度爭議性的法案，採取相對低調、緩緩推進，但隨時都能夠加速立法的態勢；另一方面則以202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以及8年1兆2500億特別國防預算，作為遲滯作戰的主戰場，直到1月10日為止，2大預算均仍未經立院程序委員會排入議程，不僅影響向美國採購重大軍事裝備的應有進度，更已開始波及生育津貼與TPASS月票等計畫。 而藍白版新修財劃法的偏狹、錢權與事權未能更加有效對應，乃至於部份縣市及直轄市政府，錢多到能夠讓轄境國中小營養午餐免費，但另外一些卻還要為之仔細考慮，這一連串的事態發展，放到以上的大架構後，應該獲得什麼樣的評價，脈絡也就更加清晰。 簡單地講，財劃法、統籌分配款與免費營養午餐的這一整套事案，是藍白2黨在抓準相當比例選民「不管怎麼樣，就是想要從政府手中多獲得一些所謂的福利，不拿白不拿」的心態後，在有統籌分配款新制財源作為後盾的依峙下，集「掏空中央政府、降低賴清德總統與其中央政府施政能力與績效」、「以公共預算與投部份選民所好的政策，作為向選民變相政策買票的工具」、「欠缺長遠規劃能力與意願，只想用短期能夠讓人有感的政策，來製造看似有話題性的所謂政績」於一，所打出的一張充滿短期政治算計的牌。 更直接地講，中華民國台灣藍營執政的縣市及直轄市，就跟好逸惡勞的懶人一樣，以「能撈就撈、能推就推，不要擔負太多責任」為其施政心法的圭臬，他們會為多拿到統籌分配款而欣喜，卻不願意承擔相對應的事權調整後，因此所生的新責任，但多拿到的統籌分配款，還是要想辦法用完，以免年底預算結餘必須繳庫、次年該預算科目金額還會遭到削減，於是，做了以後能夠讓首長、各層公務員及藍白核心支持層選民，皆大歡喜的免費營養午餐政策，也就成為這些藍營地方首長的優先選項。 固然免費營養午餐有學童學子健康，以及降低家長負擔、甚至間接降低生育心理障礙等等的大義名分，反對者很難去直接挑戰這些面向，但地方治理的公共資源，到底應該如何分配與運用，才能夠更加合理，能否藉由長遠規劃，一方面興利除弊、另一方面為後來者打下更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卻也是有識者不能不考慮的重大問題，只是這樣的考慮，在中華民國台灣社會的公共事務與其思考，淺碟化、娛樂化、情緒化與聲量化等惡的趨勢，一時間都還難以逆轉的情況下，有多少人能夠穿透浮躁與雜音靜心思考，筆者卻也沒有多少能夠樂觀以對的理由。 作者：吳哲文

強化國防是台灣的國家利益，不是任何政黨的利益。 這幾天，台灣民眾黨在黃國昌主席的帶領下，針對軍購拋出了各種含沙射影的指控。 對於不熟悉議事程序、也不了解特別條例、特別預算審查的民眾來說，這些話確實充滿誘惑。 但歸根究底，其實都只是操作「資訊落差」用來包裝的話術而已。 從黃主席訪美到民眾黨上下的口徑一致，還有海量的網軍出動，我想來想去，可能的目的只有一個：幫台灣民眾黨找一個台階下。 如果把他前後的說法攤開來看，大概就可以證實這個猜測了。 ＿ 首先，為什麼民眾黨需要找台階下？ 因為他們其實很清楚，把法案卡在程序委員會，從來就不是監督，而是跟著中國國民黨，幫中共杯葛軍購，削弱台灣的防衛能力。 國民黨的選擇已經很明確，寧願與台灣的主流民意唱反調，也不打算退讓，就是要卡軍購。 問題來了：已經七度配合中國國民黨卡案的台灣民眾黨，真的要繼續這樣下去，傷害台灣的國家利益嗎？ 於是，為了證明「我們跟國民黨不一樣」，為了合理化之前的蓄意卡案，民眾黨想出的辦法就是：快閃訪美，然後對外宣稱，自己是「在和美方充分討論後，才改變想法」。 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 「美方被蒙在鼓裡」、「他們不知道特別預算為什麼在國會被擋」、「他們也不清楚台灣要買什麼武器，所以我要親自去說明民眾黨的立場」。 這是黃國昌一開始的說法。 但這樣的說法，未免太小看美國，也太小看 AIT 了。 AIT 定期都會和各政黨領袖交流，從互動、言談之間，我很清楚他們非常了解台灣政治的眉角，畢竟這是他們的工作。 至於軍購案就更不用說了。 買武器可不是買菜，要買一種武器必須從作戰計畫一路推進才能形成採購計畫，沒有台美之間的緊密合作，根本買不到。 過去七十幾年來，無論台灣由誰執政，美方不只是世界上極少數願意賣武器給台灣的賣家，更是台灣最堅實的戰略夥伴。 這一點，從 AIT 多次發表正式聲明支持軍購案，就已經非常清楚。 ＿ 黃國昌返台後，新增的論述是： 「1.25 […]

日前教育部宣布追溯調升中小學導師加給、提高行政工作獎金，並調高兼任與代課教師鐘點費，期望透過待遇改善，紓解日益嚴重的教師荒。此舉固然回應基層期待，但若將教師流失的原因簡化為薪資問題，恐怕無法真正對症下藥。 事實上，教育現場的壓力，早已超越薪資調整所能平衡。長期以來，教師的工作內容嚴重失衡，教學之外，行政文書、評鑑填表、計畫配合與臨時交辦層層疊加，使教師長期處於高工時與高壓狀態。當備課與專業成長的空間被不斷壓縮，即便加薪，也難以彌補長期累積的倦怠。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近年教育政策愈發呈現選票導向。許多改革著眼於短期政治效果與社會聲量，卻忽略校園實際運作條件。政策快速上路、頻繁調整，缺乏充分溝通與配套，學校只能被動承接，教師則成為政策落地的最末端承擔者，專業空間不斷被擠壓。 在此脈絡下，學校淪為政策成效的「檢驗平台」，換言之，各式融入課程、主題活動與宣導任務接連推出，不論是否貼近教學核心，學校都被要求全面配合、成果量化，也就是說，大量行政與做給外界看的工作被轉嫁給教師，使教育現場疲於應付形式。 此外，多項近年推動的重要政策，也實質改變了校園權責結構。包括服裝儀容管教鬆綁、學生遲到不得懲處、正向管教高度形式化，以及校事會議制度運作，都讓教師在日常管理上進退失據。當原有規範被削弱，卻未建立有效替代機制，教師不僅難以維持秩序，還須承擔更多衝突與申訴風險。 在高度申訴化的環境中，教師的專業判斷動輒遭到質疑。一旦發生爭議，往往必須自證清白，卻缺乏足夠制度後盾。當最低標準僅是避免錯誤，合理管理學生反而容易引發爭議，教師尊嚴與成就感自然流失。 如今的教學現場，早已瀰漫風聲鶴唳的氣氛。資深教師提早退休，中生代動念離開，新生代對教職望而卻步。相較於同樣具備大學學歷與專業訓練，外界就業市場提供獎金、紅利、股權等彈性報酬，彈性工時、加班費及多元職涯發展機會。年輕世代並非不愛教育，而是不願走進一條教師尊嚴與專業自主逐步流失的路，這使人才斷層迅速擴大，也凸顯教育體系長期的結構性危機。 教育是國家最根本的人才工程。若制度持續失衡，僅靠加薪止血，無法逆轉教師荒。真正能解決問題的，也就是說，應該進行制度再設計，停止過度申訴文化，重建教師專業自主空間；行政減量，明確責任邊界，讓教師能專心教書、安心教書。這不只是教育政策的警訊，更是關係國家未來的重大議題。 作者：魏世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