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一名在講台上教書、回家後在廚房忙碌的職業婦女，我常告訴孩子與學生：做人要表裡如一，要誠實正直。然而，現在的我卻感到無比錯亂，因為我們的國會殿堂正在用一種極其醜陋的手段，向全台灣示範如何「把錯的說成對的」。 近日，新竹市長高虹安的助理費案二審逆轉，法院引用立法院的回函，將助理費解釋為「實質補貼」。更令人震驚的是，由韓國瑜院長轄下的法制局所出具的報告，竟然得出「司法機關應限縮調查範圍」的結論。這句話翻譯成白話文，就是公然「指導」司法機關不要查太嚴。若再參照國民黨立委陳玉珍前陣子大動作提出的「助理費除罪化」，這份報告根本就是為了幫立委貪汙無罪鋪上紅地毯。 先由立法院幕僚單位產出一份看似客觀的「專業報告」，將挪用公款美化成「國會自律」與「彈性」，再由立委據此提案修法。看在我們老百姓眼裡，這分明就是「上下交相賊」，為了讓未來的貪污行為合法化所做的預先演練。 而這一切荒謬劇碼的總導演，正是立法院長韓國瑜。從過去的「苦民所苦」、「莫忘世上苦人多」到「關心助理」卻不連署，韓國瑜向來慣於用華麗且煽情的口號來包裝自己。他口口聲聲說要「關心助理」、照顧立法院的基層員工，但現實卻是在他領導下的法制局白紙黑字地將助理的血汗錢定義為立委可以「彈性勻用」的私房錢。在立法院的體制下，法制局長是院長任命的，若無院長的默許或授意，幕僚單位豈敢如此大膽地挑戰司法底線，寫出這種踐踏法治的報告。 韓國瑜「權貴」的本質始終未變，睡到自然醒的打混性格哪裡懂人間疾苦。 這種假惺惺的態度，看在那些加班到深夜、薪水卻可能被「回捐」或被立委拿去買私人物品的助理眼裡，該是多麼的心寒。 請別教壞我們的下一代！我是一個媽媽，也是一個老師，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跟孩子解釋，為什麼在學校裡拿走同學的錢叫「偷竊」，但在韓國瑜掌管的立法院裡，拿走國家的錢、犧牲助理的權益，卻可以被美化為「彈性運用」與「國會自律」。 請停止這場包庇貪污的醜陋戲碼！別讓「尊重國會」成為藏污納垢的遮羞布，也別再用「照顧助理」這種虛偽的口號來包裝你們的貪婪。我們想要的，只是一個能讓孩子相信「公理正義」依然存在的社會。 作者：宜和蓒  

  張文隨機殺人事件的影像，留下了一個比兇嫌本身更值得深思的問題。當凶嫌手持長刀、丟擲煙霧彈，在車站出入口與百貨公司門前來回遊走時，畫面中卻出現大量「正常生活持續進行」的場景：有人駐足觀望，有人從旁走過，甚至有人繼續逛街，彷彿這只是一場與自己無關的突發插曲。這並非冷血，而是一種集體性的遲鈍。 我們的社會，對「危機」的想像，長期停留在抽象層次。危險被理解為新聞事件、政府通報或災後檢討，而不是一種可能在任何時刻、任何地點發生於眼前的現實。當危機真正降臨時，反而因為不符合日常經驗，而被低估、忽略，甚至合理化。這種遲鈍，並非一夕形成，而是制度與文化共同塑造的結果。 這種心態，也延伸到我們對更大尺度風險的看法。對岸長期越過海峽中線的軍事挑釁，已逐漸被社會消化為日常背景。警訊反覆出現，卻因為沒有立即後果，而被視為噪音。於是，生活依舊如常，對風險的討論被貼上「製造恐慌」的標籤。然而，公民社會的成熟，從來不是建立在「假設最壞情況不會發生」之上，而是建立在「即使最壞情況發生，我們是否有能力應對」。 政府近年推動全民防災、防衛指引，小橘書中詳列急難物資、避難準備與通訊中斷的應變方式，這本質上是一種治理責任的延伸：把風險管理下放到社會與家庭層級。但問題在於，當社會整體缺乏危機意識時，這些指引往往停留在「知道有這回事」，而非真正落實於行動。 隨機殺人事件提醒我們一件事：危機不會先敲門，也不會等社會做好心理準備。它往往出現在最不被期待的時刻，測試的是個人與社會是否具備基本的判斷力與行動能力。公民意識，不只是投票與表態，也包含對風險的理解、對制度演練的重視，以及在異常出現時，願不願意打破「一切照常」的慣性。 當我們在危機面前選擇遲疑、觀望、忽視，代價往往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而不可逆的。這不只是治安問題，也不只是國安問題，而是一個社會是否真正理解「公共安全」含義的問題。如果我們無法在日常中練習認真看待風險，那麼當真正無法回頭的時刻到來時，任何制度都來不及彌補那一瞬間的遲鈍。 作者：林政武

就在美國川普政府二度宣布對台軍售、台海情勢詭譎多變的當口，國民黨立委們卻忽然「興致大發」，成群結隊飛往廈門。這趟行程的時間點充滿了令人玩味的「巧合」。一邊是中共對賴清德政府的國防預算與國安修法焦慮萬分，急欲尋找破口；另一邊則是掌握預算生殺大權的財政召委林思銘、手握法案排審權的司法召委翁曉玲，不約而同地現身廈門機場。 面對媒體追問，林思銘輕描淡寫說是「鄉親情誼」，翁曉玲稱是「去開開會」，葉元之更是把「不曉得」三個字練得爐火純青。彷彿他們搭的不是飛機，而是誤上了霍格華茲的特快車，連自己要去哪、跟誰去都搞不清楚。筆者不禁想問，堂堂中華民國立法委員，去一趟中國，為什麼要搞得像做賊一樣鬼鬼祟祟？ 最諷刺的對比，在於國家對待「老師」與「立委」的雙重標準。現行法規中，一位公立大學的系主任、甚至僅是國小兼任行政職的組長、主任，若想去中國旅遊或進行學術交流，都得經過層層關卡。簡任11職等以上的教授要向移民署申請許可，連小學主任都必須在五天前填表報備，詳閱注意事項並簽章。身為第一線教育工作者，我們對此並無怨言，甚至給予高度體諒。因為我們深知，既然領受國家公帑、擔任行政職務，本就負有比一般公民更高的忠誠義務與國安責任。為了避嫌、為了國家整體安全，這點行政程序的不便，基層老師們願意承擔。 然而，回過頭看那些掌握國家上兆國防預算、能接觸最高機密，甚至能決定國家安全法案走向的立法委員，他們去中國，卻像是去自家後院「走灶腳」。不需要報備，不需要審查，甚至連行程都可以對外保密。 看看成熟的民主國家是如何做的？澳洲為了防堵外國勢力滲透，早在2018年就通過《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美國與英國的國會議員若接受外國政府或組織招待，必須鉅細靡遺地申報資金來源、會面與行程，否則將面臨嚴厲的法律制裁與政治醜聞。 透明公開，是民主國家對代議士最基本的要求。 反觀台灣，當藍白陣營在國會連續七百多次封殺民進黨立委沈伯洋提出的「立委赴中報備」相關修法時，他們高舉的是「自由」的大旗；但當他們在敏感時刻，接受中共統戰外圍組織「台商協會」的邀請，去聆聽對岸對我國防預算的「關切」時，這面旗幟就變成了遮羞布。 若是真金不怕火煉，若是心底坦蕩蕩，為何要反對建立一套像英、美、澳等國一樣公開透明的報備機制？為何要讓國人只能透過媒體「直擊」才知曉你們的行蹤？ 中共擋不住美國的軍售，便想透過台灣內部的代理人，從國會掐住預算的咽喉。此次出面邀請的廈門台商協會副會長，不僅喊著「反對大罷免」，更身兼廈門「一帶一路委員會」主委，其政治色彩之濃烈、統戰意圖之明顯，立委們難道會不知道？ 我們嚴格監控一位基層老師去中國旅遊看風景，老師們也為了國安乖乖配合；國家卻放任掌握國家命脈的立委去中國接受「精神講話」，還以此為樂。這不僅是制度的漏洞，更是國安的笑話。當立委諸公在廈門享受著「他鄉遇故知」的溫情時，連最基本的行程報備都不敢面對，那民眾又該如何相信，你們在密室裡交換的，不是台灣的未來呢？ 作者：秦靖  

           近日發生於台北車站及捷運中山站周邊的暴力攻擊事件，引發社會高度關注。該事件造成多名民眾傷亡，不僅衝擊公共安全，也在短時間內引發治安及輿論震盪。對於此類事件，若僅停留於情緒反應或單一責任歸因，恐難以回應社會真正的需求；相對地，從公共政策與社會科學角度出發，冷靜檢視事件背景、社會條件與制度面向，更有助於未來的預防與治理。             所謂「無差別暴力事件」通常並非單一因素所致，而是多重結構性條件交互作用的結果。相關研究指出，此類行為往往與個人心理狀態、長期社會支持不足、以及對現實環境的挫折感累積有關。尤其在高度都市化的社會中，人口密集、生活節奏快速、社會連結薄弱，使得部分邊緣個體更容易陷入孤立狀態。值得注意的是，無差別攻擊並不等同於隨機或毫無脈絡的行為。許多案例顯示，行為人往往在事前已出現壓力訊號，例如長期失業、家庭關係斷裂、心理健康失衡，卻未被及時辨識或介入；故反映的並非單一個體的問題，而是社會安全網在早期預警與支持層面的不足。             捷運系統與大型商業區是現代城市中最具代表性的公共空間，其功能在於促進流動、交流與便利。然而，當暴力事件發生於此類場域，對社會心理的衝擊遠大於事件本身的發生頻率。民眾對日常通勤與公共活動的安全感，會因此產生動搖。從治理角度來看，公共安全不應僅依賴事後的警力反應，而需納入預防性思維。例如，透過更完善的現場觀察機制、異常行為通報流程、以及跨單位即時協調，提升早期介入能力。              事件發生後，網路平台迅速湧現大量討論，其中既有對受害者的關懷，也伴隨情緒化指責與標籤化言論。部分言論嘗試以政治立場、特定群體代稱或既有社會對立框架來解釋事件，例如互相指稱兇嫌為「青鳥」或「小草」，蓋缺乏事實基礎，反而模糊問題本質，突現台灣社會逐漸走向極端政治化與網路對立走向現實生活的傾向。社會心理學指出，在高度不確定與恐懼的情境下，人們傾向尋找簡化的解釋與替罪羊，以降低內在焦慮。然而，這類「獵巫式」反應容易導致社會撕裂，使公共討論從如何預防悲劇，轉變為彼此指責。長期而言，這不利於民主社會中理性對話與政策形成。是故，媒體的角色格外關鍵。專業新聞報導應以查證、脈絡與公共利益為核心，避免過度聚焦於嫌疑人個人細節或未經證實的動機推測。過度渲染或即時追逐點擊，可能在無意間放大恐慌，甚至造成模仿效應。同時，數位平台亦需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強化對仇恨言論、威脅訊息與不實資訊的管理機制，並與政府及民間組織合作，維護健康的公共討論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