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黨新科立委上任，國會席次雖未劇烈翻盤，政治氣氛卻明顯升溫。外界關注的焦點，並不在於這批新人是否能帶來政策創新，而在於他們是否會成為推動總統彈劾的「關鍵齒輪」。當預算杯葛、人事案或總統彈劾再次被端上政治餐桌，問題早已不只是算票數，以對我國憲政影響最大的總統彈劾案說起，彈劾案於憲政設計中屬於極端例外，其門檻之高，本意即在防止國會將其日常化。惟國會原本的對立結構，因新科立委的加入而更趨於「反執政聯盟化」，彈劾案在政治上或許更容易被提出、被討論，甚至被用來作為談判與施壓的籌碼。換言之，新人未必增加彈劾成功的法律可能性，卻提高了彈劾被頻繁「點名上場」的機率。
真正值得警惕的，並非人數變化，而是代表性與責任性的錯位。從民主理論來看，代議政治的正當性建立在選民授權與政治責任之間的連結。新科立委固然是合法就任，但其政治能量、社會信任與公共審議經驗，仍處於累積階段。當這樣的立委被推到憲政責任最重的舞台上，參與是否要動用彈劾權的判斷，其決定自然更容易被解讀為政黨立場的延伸，而非經過充分審議後的憲法良知。
在學理上，這牽涉到「憲法守護者」角色的誤置。憲政體制中，國會確實負有監督行政、甚至在極端情形下啟動彈劾的職責，但這項權力的性質，並非政治攻防，而是制度性自我防衛。德國公法學者早已指出，類似彈劾或違憲審查的機制，必須遵守最後手段性與比例原則，否則將導致權力分立的功能性崩解。若新科立委在政治動員氛圍下，將彈劾視為表態工具，國會就從憲政守門人，退化為政治擴音器。
對我國憲政秩序而言，這樣的趨勢至少帶來三層影響。首先，是彈劾制度「工具化」，當彈劾不再針對總統有具體違憲行為，而是成為政治對抗的象徵性語言，其制度威信勢必下降。其次，是行政與立法關係的結構性惡化。行政權在高度政治化的監督環境下，容易轉向防禦性治理，重大政策因預期政治風險而裹足不前，最終損害的是整體公共利益。最後，也是最關鍵的，是人民對憲政制度的信任流失。社會逐漸將彈劾視為「每屆國會都會玩的扮家家酒」，真正需要啟動制度時，反而可能失去社會動員的正當性。
有趣的是，民眾黨一向以「超越藍綠、理性問政」自我定位，新科立委理應是其形象更新的最佳載體。然而，若上任伊始便被捲入彈劾政治秀，不僅難以建立獨立的政策輪廓，還可能被社會視為既有對抗政治的延伸版本。這對民眾黨本身而言，是角色認同的考驗；對國會而言，則是功能定位的危機。
回到憲法本身，彈劾制度的存在，並不是為了讓國會證明自己有多憤怒，而是為了在民主失靈的極端時刻，提供一條制度化出口。新科立委是否能理解這一點，將直接影響未來國會政治的品質。若只是新人上場、劇本不變，那麼所謂的新格局，不過是換了一批演員，繼續消耗同一套憲政信用。民主需要更新，但更新不等於躁進。對新科立委而言，真正的考驗不在於是否敢配合黨意，既然內規他們僅可在位兩年，而不瀟瀟灑灑走一回、做一回真我，作出符合人民期待的政績。
作者 / 風林火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