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鑰匙丟進河裡，卻控告門為何沒開」:藍白演繹一堂「憲政自殘」的示範課！？    今年唯一一號憲法判決甫一公布，國民黨團旋即提告大法官，白營也隨後譴責，指控就憲法法庭會議構成人數未達法定標準而「違法濫權」。乍看之下，這是一場嚴肅的法制爭辯；細看之後，卻更像一則結構精巧的政治諷刺：一個長期杯葛大法官人選、導致憲法法庭無法如期如數組成的政黨，轉身指責僅存的大法官「不該開會」，並將開會人數本身塑造成憲政危機的核心。若說憲政體系需要教材，這一幕確實足以編入負面示例集。    從法律面觀察，憲法法庭的功能並非裝飾性存在，而是憲政秩序中司法權對立法權、行政權行使憲法審查的關鍵樞紐。其能否運作，前提在於大法官人數的補實。然而，過去一段時間，立法院特定多數以政治杯葛方式，拒絕完成人事同意權的正常行使，使憲法法庭長期處於「勉力存活」狀態。在此背景下，法庭如何在不完整編制下解釋憲法、避免憲政全面停擺，本身就是憲法解釋的核心議題之一。換言之，開會人數之爭，並非大法官自創問題，而是政治部門長期不作為所逼出的制度難題。    國民黨團此次提告，形式上是對憲法解釋程序的監督，實質上卻難以擺脫「先製造真空，再指責填補者」的矛盾。若憲法法庭嚴格等待人數補齊而全面停擺，其結果並非政治責任回歸立法院，而是人民基本權利救濟被無限期擱置；反之，若法庭在最低可運作條件下作成判決，又被指控違反正當程序。如此「進退皆罪」的狀態，與其說是捍衛憲政，不如說是將憲政當作政治攻防的戰場。    從政治現實來看，這樣的行為對憲政文化的傷害更為深遠。民主政治允許政黨競爭，但前提是對制度底線的共同承認；當立法院多數一方面癱瘓憲法法庭的組成，另一方面又將法庭運作本身描繪成「違憲亂象」，社會接收到的訊息並非權力分立的精緻辯論，而是制度可以被策略性破壞、再反過來當作攻擊工具的示範。長此以往，人民對憲法的信賴，將不再建立於規範理性，而是取決於哪一方暫時掌握政治聲量。    更諷刺的是，國民黨團長期高舉「依法治國」之旗，卻在此事件中展現出一種選擇性法治觀：當制度有利時，程序神聖不可侵犯；當制度不利時，程序本身即成為指控對象。故不僅削弱了司法權的制衡功能，也讓憲法法庭被迫捲入政治對立的泥淖，成為替代戰場，而非終局裁判者。    總之，此番控告行動在短期內或許能凝聚政治動員效果，卻在長期上為我國憲政體系留下不良先例。此無疑形成一種政爭先例，即政治人物如何先讓制度失靈，再指責制度失靈；也教導民眾，憲法不是穩定秩序的價值觀，而是可以被反覆拆解的政爭工具。莫忘該部憲法之精神乃1990年代以來，經由朝野協商、妥協而來之政治秩序基礎，憲法增修條文儼然成為中華民國在地化的一種象徵，如今藍營不認舊帳又新談算盤，是否將憲政語言視作裝飾，無疑自毀長城、又一次否定中華民國在地化，也開將鬥爭黑手伸入司法院之先例。  作者：劍藏鋒

  張文隨機殺人事件的影像，留下了一個比兇嫌本身更值得深思的問題。當凶嫌手持長刀、丟擲煙霧彈，在車站出入口與百貨公司門前來回遊走時，畫面中卻出現大量「正常生活持續進行」的場景：有人駐足觀望，有人從旁走過，甚至有人繼續逛街，彷彿這只是一場與自己無關的突發插曲。這並非冷血，而是一種集體性的遲鈍。 我們的社會，對「危機」的想像，長期停留在抽象層次。危險被理解為新聞事件、政府通報或災後檢討，而不是一種可能在任何時刻、任何地點發生於眼前的現實。當危機真正降臨時，反而因為不符合日常經驗，而被低估、忽略，甚至合理化。這種遲鈍，並非一夕形成，而是制度與文化共同塑造的結果。 這種心態，也延伸到我們對更大尺度風險的看法。對岸長期越過海峽中線的軍事挑釁，已逐漸被社會消化為日常背景。警訊反覆出現，卻因為沒有立即後果，而被視為噪音。於是，生活依舊如常，對風險的討論被貼上「製造恐慌」的標籤。然而，公民社會的成熟，從來不是建立在「假設最壞情況不會發生」之上，而是建立在「即使最壞情況發生，我們是否有能力應對」。 政府近年推動全民防災、防衛指引，小橘書中詳列急難物資、避難準備與通訊中斷的應變方式，這本質上是一種治理責任的延伸：把風險管理下放到社會與家庭層級。但問題在於，當社會整體缺乏危機意識時，這些指引往往停留在「知道有這回事」，而非真正落實於行動。 隨機殺人事件提醒我們一件事：危機不會先敲門，也不會等社會做好心理準備。它往往出現在最不被期待的時刻，測試的是個人與社會是否具備基本的判斷力與行動能力。公民意識，不只是投票與表態，也包含對風險的理解、對制度演練的重視，以及在異常出現時，願不願意打破「一切照常」的慣性。 當我們在危機面前選擇遲疑、觀望、忽視，代價往往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而不可逆的。這不只是治安問題，也不只是國安問題，而是一個社會是否真正理解「公共安全」含義的問題。如果我們無法在日常中練習認真看待風險，那麼當真正無法回頭的時刻到來時，任何制度都來不及彌補那一瞬間的遲鈍。 作者：林政武

就在美國川普政府二度宣布對台軍售、台海情勢詭譎多變的當口，國民黨立委們卻忽然「興致大發」，成群結隊飛往廈門。這趟行程的時間點充滿了令人玩味的「巧合」。一邊是中共對賴清德政府的國防預算與國安修法焦慮萬分，急欲尋找破口；另一邊則是掌握預算生殺大權的財政召委林思銘、手握法案排審權的司法召委翁曉玲，不約而同地現身廈門機場。 面對媒體追問，林思銘輕描淡寫說是「鄉親情誼」，翁曉玲稱是「去開開會」，葉元之更是把「不曉得」三個字練得爐火純青。彷彿他們搭的不是飛機，而是誤上了霍格華茲的特快車，連自己要去哪、跟誰去都搞不清楚。筆者不禁想問，堂堂中華民國立法委員，去一趟中國，為什麼要搞得像做賊一樣鬼鬼祟祟？ 最諷刺的對比，在於國家對待「老師」與「立委」的雙重標準。現行法規中，一位公立大學的系主任、甚至僅是國小兼任行政職的組長、主任，若想去中國旅遊或進行學術交流，都得經過層層關卡。簡任11職等以上的教授要向移民署申請許可，連小學主任都必須在五天前填表報備，詳閱注意事項並簽章。身為第一線教育工作者，我們對此並無怨言，甚至給予高度體諒。因為我們深知，既然領受國家公帑、擔任行政職務，本就負有比一般公民更高的忠誠義務與國安責任。為了避嫌、為了國家整體安全，這點行政程序的不便，基層老師們願意承擔。 然而，回過頭看那些掌握國家上兆國防預算、能接觸最高機密，甚至能決定國家安全法案走向的立法委員，他們去中國，卻像是去自家後院「走灶腳」。不需要報備，不需要審查，甚至連行程都可以對外保密。 看看成熟的民主國家是如何做的？澳洲為了防堵外國勢力滲透，早在2018年就通過《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美國與英國的國會議員若接受外國政府或組織招待，必須鉅細靡遺地申報資金來源、會面與行程，否則將面臨嚴厲的法律制裁與政治醜聞。 透明公開，是民主國家對代議士最基本的要求。 反觀台灣，當藍白陣營在國會連續七百多次封殺民進黨立委沈伯洋提出的「立委赴中報備」相關修法時，他們高舉的是「自由」的大旗；但當他們在敏感時刻，接受中共統戰外圍組織「台商協會」的邀請，去聆聽對岸對我國防預算的「關切」時，這面旗幟就變成了遮羞布。 若是真金不怕火煉，若是心底坦蕩蕩，為何要反對建立一套像英、美、澳等國一樣公開透明的報備機制？為何要讓國人只能透過媒體「直擊」才知曉你們的行蹤？ 中共擋不住美國的軍售，便想透過台灣內部的代理人，從國會掐住預算的咽喉。此次出面邀請的廈門台商協會副會長，不僅喊著「反對大罷免」，更身兼廈門「一帶一路委員會」主委，其政治色彩之濃烈、統戰意圖之明顯，立委們難道會不知道？ 我們嚴格監控一位基層老師去中國旅遊看風景，老師們也為了國安乖乖配合；國家卻放任掌握國家命脈的立委去中國接受「精神講話」，還以此為樂。這不僅是制度的漏洞，更是國安的笑話。當立委諸公在廈門享受著「他鄉遇故知」的溫情時，連最基本的行程報備都不敢面對，那民眾又該如何相信，你們在密室裡交換的，不是台灣的未來呢？ 作者：秦靖  

對於一個事件的稱呼，影響所有經歷這件事情的人的共同記憶。 為了避免兇手的名字流傳造成後人的追隨或是模仿，我們不會在西方主流媒體看到用人名作為事件的名稱。『德州殺人狂』不會被叫做『艾德蓋恩殺人事件』，『奧克拉荷馬爆炸案』不會被叫做『麥克維事件』，『科倫拜校園殺人事件』不會被叫做『哈里斯/克來伯德殺人事件』，『911事件』不會叫做『賓拉登殺人事件』。甚至對任何有爭議的事件都避免“造名運動”。所以『危機解密』不會被稱為『史諾登事件』。 台灣媒體在對事件的命名上需要再被教育，對於一個事件的稱呼會影響社會對這個事件的共同記憶，應該禁止做任何沒有意義的擴大連結。要避免造神運動第一要務就是要避免直呼人名。在那個台灣籠罩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裡，國民黨政府就是用這樣的手法來防止叛亂，他讓台灣人民記不住這二十萬人的名字，因為他知道如果人們記住這個名字便會產生同情。 美國習慣將因被害人或發起人來作為反案的名稱，性暴力犯罪前科者資料公佈以被害人的名字命名『梅根法案』，反壟斷法以發起人的名字命名『休曼法』。 我們不是應該學著忘記，而是該選擇記憶的方式。如此一來我們才能走出傷痛，痛定思痛，不再讓悲劇重演。 作者 ：林瓊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