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府研議對小紅書祭出一年期禁令，引發社會高度討論。支持者認為此舉如同在國安戰場補上長期缺口，反對者則憂心政府是否越界干預人民接觸資訊的自由，在輿論激盪之際，台灣必須釐清一個核心問題，即資訊平台已成為政治滲透的主要工具時，政府是否仍能以傳統「自由競爭的媒體市場」想像來維持資訊安全？亦或是，我們早已走入一個必須以「媒體主權」思維重新審視平台角色的時代？
小紅書作為中國大型社群平台，其營運模式並不僅是商業社群，而是深度嵌入中國的「國家—企業」治理架構。從「宣傳模式」視角來看，國家權力、媒體與市場往往形成互相支援的濾網，使訊息流通呈現系統性的偏向。此一理論在中國平台運作下被放大至國家級規模，內容審查、演算法導向與政治宣傳融為一體，輸出的是高度一致的價值敘事，而非自由競爭下的多元訊息。當這套系統跨境輸出、瞄準台灣年輕世代的生活風格、價值觀與情緒時，最大化的受益者並非台灣的資訊自由，而是某種官方意志。
因此，禁令並非簡化成「政府怕人民看見真相」的爭議，而是台灣在高度競爭的資訊戰環境中面對一個現實抉擇：是否要讓一個具有明確國家連結、且演算法不透明的平台，無監管地滲透台灣的輿論空間？尤其在小紅書上，許多資訊以生活化、軟性包裝呈現，乍看無害，實際上卻可能塑造成熟的中國敘事，媒體傳播具「議題設定功能」相符—媒體不會告訴你該怎麼想，但會告訴你應該思考什麼。當「中國多美好」「兩岸一家親式的溫柔城市行銷」「台灣政策過度嚴苛」被演算法不斷推送，受眾的議題優先序自然會被重新排序。
反對者擔心封禁可能影響言論自由，但必須釐清，言論自由保障的是言論者與受眾，不保障特定平台的營運權。民主國家限制平台並非國際孤例。美國因國安疑慮針對 TikTok 展開立法；歐盟則對中國與俄羅斯的國家介入平台提出嚴格規範。台灣身處前線，若仍以和平時期的觀念看待資訊平台，等於自我降低免疫力。禁令不是禁止人民接觸中國資訊，而是要求該資訊必須在可監管、透明的環境中流通。人民仍然可以閱讀中國報導、使用 VPN、追蹤公開資訊，只是不能讓一個不透明且具有國家意識形態目標的平台直接進入台灣社交生態。
至於是否會刺激對岸，答案是肯定的，但不必然是負面。資訊主權本就是國家正常行使的範疇，中國對 Google、Facebook、YouTube 的全面封鎖已行之多年，從未因此降低其外交或軍事行為。若台灣因懼怕反應而自我審查，反而會讓對岸訊號更清楚：施壓有效，台灣會退讓。台灣在國防、經貿、外交上都能堅持立場，在資訊安全上更不應例外。
禁令的利弊確實存在。短期內，年輕族群生活資訊的來源會被迫轉移，部分使用者可能感到不便，甚至指責政府干預自由。然而，中長期來看，此舉能迫使台灣重新建立對社群平台的審查框架，推動更透明的外來平台規範，並刺激本土社群生態發展。正如媒體理論中所指出，資訊環境並非自然形成，而是權力競逐的結果。台灣若不主動塑造自己的資訊空間，最終將被他國敘事所重塑。封禁小紅書不是「封鎖言論」，而是「封鎖對岸政府透過商業包裝進行的意識滲透」。是對人民權利的保護，而非削弱。更重要的是，這是台灣在面對新世代資訊戰時，第一次用政策展現自我防護能力。當資訊平台已是國安前線，民主必須不止守住開放，更要守住不被操控的自由。這場辯論能讓台灣社會更清楚地意識到資訊主權的重要性，那麼小紅書禁令不只是封鎖，而是台灣民主深化的開始。
作者 / 風林火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