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場應該充滿救災溝通與民眾參與的重建座談會中，當代議員居然以踹桌動作強勢入場，這場景令人震驚。對於這類遊移於暴力界限的行為，筆者首先必須明確譴責；無論動機多麼激烈、訴求多麼正當，公職代表在公共會議中採用肢體威嚇的方式，皆是對民主程序與公共理性的背棄。這不僅破壞對話的可能，更因失控情緒而喧賓奪主，將災後重建、應是關切受災民眾的珍貴討論平台，轉化為個人情緒鬥爭的舞台。
然而，我們除了譴責不當行為外，必須深入探究這名議長憤怒的根源為何。在當日為何以如此戲劇化、具威脅意味的肢體動作回應？據報導，事件起因於在一場為光復鄉堰塞湖受災重建座談會中，議長未收到邀請、受災鄉親被阻擋於場外，他抵達現場發現「自己鄉親、自己選區的災民」被排除參與，遂衝入場中、踹桌表達憤怒。他認為這是「光復子弟」的痛感。他說：「我踹的不是人，是桌子。那一腳，是替所有被排除在外、被忽視的光復人出的一口氣。」 不難看出其憤怒部分源自於「被邊緣化」的在地鄉親與代表角色的雙重身份感受到的挫敗。
進一步分析，這場鬧劇背後隱藏的是地方制度運作及派系文化的深層裂縫。在制度設計上，重建座談會理應為災民、當地議員、縣府及立委共同參與的平台，而非由上而下、單向傳達的宣導秀。當縣府或立法代表舉辦重建座談，但卻未邀請受災最深的在地代表、未預留受災鄉親進場參與，只邀集特定人員，就形成「形式重、實質輕」的公聽會。該事件也反映當權者對資源的控制，議長在場中直指，座談會主辦者雖名為立委、但現場幾乎都是縣府官員，根本像縣府內部會議，災民、在地議員、真正受創社群反被邊緣。
他直白地指出，「長期壟斷花蓮資源」的敘述，反映的不只是個人不滿，而是多年來台灣各地長期選舉生態、資源分配與官僚系統之間「特殊性共生共榮鍊」。當地方某些勢力長期掌控選區、掌控資源、掌控對外動員管道，自然會產生被排除者、失落者，也會讓地方代表在制度缺乏有效監督、流程缺乏真正參與機制的狀態下，選擇以激烈手段表態，以極端方式將長期壓抑的情緒與權益訴求爆發出來。
綜之，我們可看出三個長期原因；其一，在地代表與中央、縣府間資訊不對稱、參與渠道受限；其二，災後重建本該重啟社區對話、資源共享，但因既有政治、派系配置，往往淪為「宣傳秀」；其三，當方權力分配不均，使得真正受災群眾常常處於被動，當代表看到這樣的不公便爆發。這場踹桌事件正是制度性張力的外顯。儘管形式粗暴，卻是一計警鐘，若不從制度結構與派系運作去檢視，類似事件遲早還會再現。故若制度不改、結構不破，只靠偶發行為與情緒爆發來呼喊正義，最終可能會淪為常態化的混亂，而非真正的建構。面對災後重建、地方發展，行政及立法應提出更為建設性的改革視角，即資訊公開、參與機制設計、資源透明分配、也包括對地方權力結構的檢視與制衡。唯有如此，才能讓「為被忽視的人出一口氣」變成「讓被忽視的人真正有聲音」。而不是靠「偶發一腳」踹出制度的裂縫、資源的不均衡。
作者 / 劍藏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