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下旬起，台灣中南部遭遇極端豪雨侵襲，嘉義、台南、高雄與屏東等地發生淹水、土石崩塌與農損，災情牽動社會情緒，也迅速成為政治操作的舞台。原本應是各級政府齊心協力、共度難關的時刻，卻因部分在野黨人士選擇將天災當作政治舞台，大打「災難作秀牌」，使救災工作飽受不實抨擊，也凸顯藍營政治人物在「災難政治」運作中選擇的老套路。
從公共治理的角度，檢視在七月防災問題，說明極端氣候已打亂政府既有在應災流程中的制度。也反應台灣需要的不是炒短線的情緒動員，而是建構一套跨層次、全社會參與的防災體系。
比起改善制度，人們往往在意公共人物如何表現，形成容易「作秀化」的公共議題。「災難政治」（disaster politics）一詞原本源自對災難應變過程中政治資源分配與權責歸屬的探討，但在實務中，常被濫用為「操作輿論、塑造聲量」的政治技倆。根據行政學者的理論，良好的災難治理應包含三大構面：預防（mitigation）、應變（response）、復原（recovery）。若政治人物忽略實際作為，僅關注災後鏡頭與社群媒體曝光，將災難簡化為「責任推諉與作秀比賽」，反而損害整體防災體系。其實台灣歷經921震災、八掌溪事件後積極修法災防政策已完善許多，惟面對極端氣候須調整部分。
在這次風災中，多位藍營地方民代與政治人物頻頻前往災區「現身說法」，但實際卻未參與任何協調或通報機制，有的甚至在中央尚未接獲地方提報前，就高調譴責中央「不救」。令人錯愕的是，部分國民黨立委於未了解水利設施與抽水站運作的基礎上，拍攝「冒水影片」誤導民眾，將既有排洪設施誤指為「工程失敗」，甚至有議員造訪原已退水的社區，刻意擺拍「災區巡視」影片，再經粉絲專頁與媒體轉傳擴大效應。
這類災難中的「聲量作秀」，不僅無助於災民復原，更模糊了制度責任與專業回應的界線，對現場第一線人員與地方治理者是一種無形壓力，也容易誤導民眾對整體災害應對系統的信心。
筆者認為實事求是方為執政者的制度應變才是關鍵。面對突發災害，政府所依循的程序不僅講究速度，更重視法定機制與跨層級協作。以此次南部豪雨為例，中央依「災害防救法」設置三級災害應變架構，依照風雨預報與實際災情分階段啟動支援，調動資源派遣至地方政府。水利署持續監控河川流量與水門狀況，消防署協調緊急人力進行疏散，農業部啟動災損評估程序，行政院更透過公文與專案會議，針對易淹地區提出後續排水改善方案。
此外，各地方政府如高雄市、台南市、屏東縣，亦依照事前建立的區域防災計畫成立災害應變中心，利用AI水情預警、社群通報機制與數位抽水控制平台，大幅縮短反應時間。地方首長如黃偉哲、陳其邁、周春米等，多數選擇留守指揮中心，而非第一時間奔走拍照、喊話接受訪問，選擇的是實際行動與資訊公開，而非空泛形象操作。
然而，網友及在野民代常以政治人物無立即到場、速度緩慢，不思考政務煩忙及救災專業性、人力調派困難，而毫無人情的指責，使選民同時染上這種情緒，使輿論檢討救災不力，而非思考極端氣候問題，及既有制度如何修改、地方及中央責任如何再度分配，並提升高科技在救災的表現。總之，救災已成為台灣政壇奇觀，首先去勘災被說擾民，不去被說成冷血；同災民救災說出作秀，甚至作秀也評價成真心或假意，以上論點充斥網路平台，多少政治人物及民眾能理性思考政策，組織全民抗洪專案，減緩下一場災難的影響呢？
作者 / 劍藏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