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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守易位、真意的輪廓,與其後的深水區 —對美國關稅戰近期發展的一些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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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台灣清明節連假起,美國川普政府對世界多國發動的「對等關稅」措施,在象徵新貿易戰正式開始的同時,也為各國商界及投資界等相關領域,帶來相當程度的震盪,但,台灣時間9日晚間到10日凌晨之間,新.貿易戰出現大多數人始料未及、峰迴路轉式的發展,川普總統以「多個擬將被課徵對等關稅的國家,不僅未對美國展開報復,反而更向美國政府表達『願意展開貿易談判』的意願」為由,宣佈對絕大多數的原對等關稅對象國,給予90天豁免期,期間內美國僅按對等關稅基礎稅率10%,對這些國家出口到美國的商品課稅,超出的稅率則不予課徵,消息一出,市場寬心,隨即引發從美國道瓊等指數到次日各國股市的強力反彈。

但,中國黨政當局無視於川普總統、以及美國聯邦財政部長貝森特等人的警告,執意採取報復措施:

—4日,中國當局就美國對中出口商品,也課以34%稅率的對等關稅;

—8日美國政府對中國出口至美商品,關稅稅率上調到104%(84%+20%芬太尼懸案關稅)後,中國在9日也將美國對中出口商品的對等關稅,相對地增加到84%,並追加「將多間美商列為不可靠實體清單」、「向WTO提起爭端申訴」、「對美旅遊警示」等額外報復措施;

事態至此,已足以讓美國政府斷定「中方並沒有談判求和的打算」,於是中國不僅未能在台灣時間9日晚間~10日凌晨,與大多數國家同列於豁免名單,美國對中國的關稅報復反而繼續升級,短短幾天內,美方對中國對美出口商品的關稅稅率,先從104%升級為125%,再從125%升級為145%(截至台北時間13日晚間為止),而中方對美國出口至中的商品,其對等加碼則在11日的升至125%後無以為繼;雖然美國海關暨邊境保護局在12日,以「進行國安調查」為由,對電腦及智慧型手機等電子產品,不分出口國實施局部關稅豁免、僅按商品價值的20%課稅,使佔中國對美出口總值約1/4的這些產品,能夠獲得喘息的機會,但,佔中國對美出口總值75%的其他各種商品,則仍未能免於遭美國課徵145%關稅的命運。

在川普總統及貝森特聯邦財長等人的策劃與精準行動下,在本波新.貿易戰爆發後最初幾天,一度對美國並不算穩固的局勢,在9日的關稅豁免後形勢逆轉、攻守易位,在美國領導下,形成一個擁有至少70多國參與的關稅-貿易同盟的雛型,而中國不僅沒有多少國家願與其共進退,更成為美國關稅重壓下的最大輸家,一個「只有中國受重傷的世界」就這樣形成了。

到這個階段,稍有正常智識與判斷力、同時也沒有什麼疑美心態的人,應該不難得出「美國的新.貿易戰,最主要對付的目標正是中國,沒有其他」的結論,而從川普總統在去年競選時開始,直到近期為止,其本人、內閣閣員(貝森特之外,還有魯特尼克聯邦商務部部長等人)及重要幕僚(如彼得.納瓦羅)的公開發言,還有一些傳聞中正在進行的事案,綜合歸納後,可知川普總統與其美國聯邦政府團隊,想要透過這次的新.貿易戰,達到以下的幾個目標:

.對外:

—改善美國與各國之間的貿易環境,減少他國透過關稅及非關稅壁壘、以及政府補貼等措施,對美國與各該國家之間的貿易,所產生的貿易條件的扭曲,減少美商進入各國市場的障礙;以期將他國的對美貿易順差,控制在美國能接受的合理範圍之內。

—重新整理全球化的秩序,將全球化從不計國益衝突及價值觀差異的無差別狀態,收縮到「只有願意接受美國主導下,重新制定的遊戲規則的國家,才能夠加入」的有限狀態,將那些寄生在全球化秩序下,卻總是喜歡扭曲規範、甚至懷揣「顛覆區域(或世界)秩序為其所用」等不逞意圖的國家,排除在「美利堅和平」的贏者圈外,以免形成「用美國的貿易逆差養出新的主要敵人」的負面效果。

—與此同時,在國防安保方面,則要求盟邦體認「安全保障並非免費午餐」的真義,要盟邦為自身的安全保障負起更多義務,部份區域的懸案,必須由區域內的各該國家為主力來自行解決(特別是歐洲各國,之於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美國在透過新.貿易戰削弱中國作惡能力的同時,也將把美軍主力集中到印太地區,以確保中國不致於蠢動,並確保作為「美利堅和平」最基礎的海權,能夠控制在美國手裡。

—在貿易談判有所進展後,為緩和川普第1任總統任期的最後1年—2020年,為對應武漢肺炎全球大疫情的衝擊,所增發的約4兆5千億美元國債,加上拜登時代,由於時任聯邦財長葉倫為維持虛假的股市泡沫等投資榮景,以「增加發行短期國債」為主、堪稱災難級的國債發行策略,一方面使國債驟增(拜登4年國債總額從28兆美元,驟增到36兆美元)、另一方面也使短期內國債本息償還壓力沈重化的危機;傳聞美國將與包含各國在內的美債持有者談判,重新商定本息等的償債期程,以緩和美國的償債壓力,讓美國可以逐漸打消國債、使其聯邦政府財政體質恢復正常,但目前這部份還沒有比較清晰的形貌。

.對內

—透過一定程度的關稅壁壘(合理想定,其底線應該就是對等關稅的10%基準稅率),以及對美商回流美國本國、或外商投資美國的各種政策性鼓勵措施(如協助廠商覓得建廠所需土地、解決水電等問題),促使各國在美國直接投資設廠。

—這樣的措施,存在以下幾個目的:一方面使五大湖週邊的「鐵鏽帶」各州重新擦亮其汽車、鋼鐵等重工業的金字招牌;另一方面則使美國,至少在其維持世界秩序所需的各項產業,如武器彈藥、軍用電子、造船、醫藥、能源及稀土等各方面,都能漸次降低對原有無差別全球化秩序的依賴,重新恢復其自持能力,以讓美軍重新強大起來,形成對中國的足夠嚇阻力,並在萬一真的開戰時,能夠重現「民主國家的兵工廠」的盛景,充分發揮其資源的富餘。

雖然美國川普政府在4月9日後,可謂取得新.貿易戰的初步勝利,但,從「美國與多達75~90國之間,要如何在短時間內,完成讓美國與這些國家都不致於起齟齬的新.貿易架構談判」開始,到美國國債展延本息償還時程的談判、乃至於「讓製造業在這幾年內加速回流美國的目標」等方面,對川普政府而言,都將會是如深水區般的狀態,能否在明年11月國會兩院期中選舉前,達成相當程度的成果,將考驗川普總統以降聯邦政府全體相關要員的手腕與能力。

在本文的最後,筆者想談的是:這次的新.貿易戰,對中國及台灣的可能影響,以及台灣究竟應該如何看待新.貿易戰的問題。

就中國的部份而言,在中國經濟體質的房地產、金融、各級地方黨政當局債務,以及內需長期疲軟等多個方面的結構性問題,於2022年底武漢肺炎大流行的防疫封鎖期結束後一一湧現,並因為其環環相扣,而逐漸形成中國自1978~1979年開始其所謂改革開放以來,所未見的經濟超完美風暴後,中國經濟景況的持續惡化,已經成為正常人所不爭的基礎事實,對美國每年約2千多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其經濟命脈的重要性,也因此益加彰顯,其影響範圍更廣及中國社會的幾乎每個方面,這條命脈在美國川普總統與其政府,基於明確的政略與戰略指導下,所展開的強力打擊,以及中方愚勇式的加碼後,要恢復往日舊觀,將會有相當高的難度,對中國已經相當深重的經濟問題,將是明顯的雪上加霜。

或有論者以為,中國可以透過拉攏東南亞及其他「全球南方」國家的方式,在持續轉移生產基地的同時,也將這些國家作為其商品傾銷的對象,但,這些人可能忘記,現在東南亞至少越南已經明顯向美國示好,明顯親中的緬甸、泰國、寮國及馬來西亞等國,或國內人均消費力及消費市場有限,或產業區位與中國有相當重疊,防傾銷都來不及了,正常情況下,怎麼可能還會任由中國來破壞各該國的同類產業?

而台灣方面,筆者認為,台灣在新.貿易戰中,最不應該做的事情,就是跟在台灣的華人及中國人一樣,將新.貿易戰視為自身的國難、而非台灣的機會,對台灣人而言,如果能夠趁這次機會,讓台灣能夠爭取到更好的產業區位與安保態勢、打破中華民國體制既扭曲又腐敗的利益結構,並讓台灣經濟與美國更緊密的結合,何樂而不為?是時候徹底脫中入洋或脫中入北了!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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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4-15 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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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豪賭、抑或政權長期化的第一步? —淺議日本高市首相決定解散國會眾院、提前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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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美關稅談判反思制度不平等與戰略應變

依外媒最新報導:台美關稅稅率落在15%,該稅率不僅和日本、韓國相同,更象徵台灣已是美國開出「準最惠國待遇」,代表台灣被美國視為在對美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台美關稅談判之所以曲折,不僅反映美方「戰略化談判」的現實考量,更突顯出台灣在全球經貿秩序中所面對的結構性不平等。筆者認為討論聚焦在談判進度與稅率細節,倘若忽略制度性劣勢與國際地位的歷史包袱,才是真正牽動台灣經貿競爭力的深層問題。 首先,台灣與美國的經貿互動無法透過正式FTA框架進行談判,造成制度對接困難。例如,當美國與韓國、日本進行FTA協議談判時,雙方可將稅率調整、技術標準、投資保障等納入一體談判,建構起完整的制度配套與法源依據。而台灣只能透過「行政協議」及「產業承諾」的模式談判,法規位階不對稱,導致即使談成某些內容,也無法形成穩定可預期的制度保障,這不但影響企業中長期佈局,也大幅削弱政府的整體談判籌碼,部分議題上被迫委屈全。 其次,即使進入WTO已逾二十年,台灣仍無法擁有「夥伴對等地位」的協議工具。以日本及韓國為例,透過美日FTA、美韓FTA等雙邊協定,其出口產品可享比WTO框架更低的稅率與更靈活的非關稅措施,這些條件直接改寫了「競爭門檻」。反觀台灣,即使產品技術更好、生產效率更高,仍因制度安排缺席而被排除在「選擇性優惠待遇」之外。台灣某些高值零組件出口至美國,關稅高達5%-8%,而韓國產品則享有免稅。這類落差已非單一商品問題,而是貿易體制設計導致的結構性劣勢。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期待愈高,反而談判籌碼愈少。在半導體、先進封裝、電動車關鍵零組件等領域,美方視台灣為不可或缺的安全與技術夥伴,但正因其「不可替代性」,談判過程反而容易被美方拉長、設門檻、綁條件。美方可能要求台灣擴大對美投資、承諾供應鏈透明、或簽署特定稅務資訊交換協議,作為稅率調整的交換條件。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單一關稅議題,而是逐步進入戰略對價交換的新階段。 回歸根本,制度性工具的缺位,才是台灣在關稅談判中處處受限的根源。朝野應當深思台灣不能只期待美方「單方面讓利」,而應系統性思考如何創造制度紅利。一方面,應積極尋求具法律效力的雙邊協議模式,即使無法命名為FTA,也可仿效「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模式,擴大涵蓋稅率、關務、規則、標準等內容;另一方面,也應將投資與供應鏈合作作為「可換取條件」,主動布局台美產業聯盟,減少在被動等待中流失籌碼。 國內應建立「戰略談判資料庫與人才庫」,整合稅務、產業、地緣政治、法規等跨域專業,強化政府在多邊與雙邊談判中的議價能力。現行部會分工過於垂直,談判籌備期與回應機制仍欠缺前瞻性部署,導致每次談判都從零開始,錯失協調與滾動修正的彈性空間。筆者認為此次台美關稅談判並非是零和遊戲,而是全球經濟布局權力重分配的關鍵工具。台灣必須跳脫「被要求者」心態,轉而建構「制度創造者」的思維,才能真正脫離重要但不緊急的邊緣角色,重新取得談判主動權。   作者:林士清

關稅不是「賣國」而是「選邊」:從台美新協議看台灣產業升級的代價與紅利

     近期美國與台灣就關稅與投資待遇達成新一輪經貿安排,消息一出,台股隨即大漲,市場情緒迅速轉為樂觀。半導體產業獲得關稅豁免,並不令人意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凡屬台灣產業鏈、選擇赴美投資設廠者,亦可透過各類補助、稅賦減免與政策豁免,降低進入美國市場的制度成本。這一連串「配套式開放」,立即引來在野黨質疑,台灣是否在不對等談判中讓利?是否形同以產業外移,換取短期市場利多,最終只對美國有利?       若僅從傳統關稅談判的零和視角觀之,此類質疑並非毫無基礎。美國確實藉由制度誘因,引導高附加價值製造業與關鍵供應鏈向其本土集中,強化自身產業安全與科技主權,而台灣企業則必須承擔赴海外投資的資本支出、人力重組與管理成本。從表面看來,這似乎是一場「美國收割、台灣配合」的交易。          然而,若將視角拉高至當前全球經貿秩序的重組脈絡,這樣的評價恐怕過於簡化。當前國際分工早已不再以關稅高低為核心,而是圍繞供應鏈可信度、政治風險與科技陣營進行重組。對出口高度依賴、且長期承擔地緣政治風險的台灣而言,被納入美國制度性豁免與補助體系,本身即是一種「準制度保障」。這不僅降低產品進入主要市場的非關稅障礙,也在實質上鞏固台灣產業在民主供應鏈中的關鍵節點地位。         更進一步觀察,該協議並未僅限於半導體,而是延伸至其周邊設備、材料、系統整合與高階製造服務,形同迫使台灣產業加速從單點製造優勢,轉向完整技術生態系的輸出。赴美投資並不必然等同於產業空洞化,關鍵在於台灣能否將研發、決策與高階技術持續留在本土,形成「雙核心」布局。在此架構下,美國市場成為放大器,而非替代品。       至於國際地位層面,這類經貿安排雖未冠以正式自由貿易協定之名,卻具有高度政治象徵性。美國願意以實質豁免與補助作為交換,意味著台灣不再僅是被動的貿易對象,而是被視為戰略性經濟夥伴。這種去形式化、重實質的合作模式,正是台灣在現行國際體系中最具操作空間的路徑。        因此,問題並非「是否單利於美國」,而在於台灣是否具備足夠的產業治理能力,將這一波外部誘因轉化為內部升級動能。若僅將其視為股市利多,或陷入意識形態式的賣台與否辯論,反而忽略真正的關鍵:台灣產業是否能藉此完成技術深化、品牌化與全球布局的躍升。       在全球經貿秩序重組的當下,台灣已無「兩邊討好」的空間,剩下的,只是如何在既定陣營中,爭取最大的制度紅利,並承擔相應的轉型代價。這不是短線政治口號能回答的問題,而是攸關未來十年產業命運的現實抉擇。 作者 / 風林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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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4-13 楊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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