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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美論宜適可而止!—從美烏2國總統白宮會談事件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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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在上個月的24日屆滿3年,但從2國目前在戰線上的狀況而言,稍有觀察力的人,應該都不難得出「即使各有後援,但俄烏2國都已經進入精疲力竭、沒有誰能夠真正在戰場上徹底擊敗誰的狀態,不過俄烏2國卻也都需要各自的下台階,來結束當前人命跟財產不斷遭到浪擲的痛苦」的看法,於是,在川普再度當選美國總統、並在今年1月20日正式重返白宮復位後,推進俄烏停戰議和,也就成為川普總統、以及漸次補實的國安及外交團隊的施政要務。

以川普總統與其二期政府,在推動俄烏停戰與最終和議的主張與作法來看,就烏克蘭這端的部份而言,川普總統與其政府所要致力的,是一方面在經濟的層面,對共和黨的新舊支持層有所交代,而不能讓拜登時代無償援助烏克蘭的狀況延續下去,而另一方面也要創造出美烏2國的共同利益聯繫,在確保烏克蘭能夠有新的重建財源的同時,也能夠藉此向烏克蘭提供有實無名的安全保證、甚至是將來萬一再有事時的介入名義,因此川普總統與其政府,才會構想出「美烏礦產協議」的方案,讓美國與烏克蘭設立合資機構,來開發烏東的各種金屬礦藏,並將開發成功後開採收益的一半投入到烏克蘭一側,不能不說這樣的處理方式水準不惡。

然而,就在烏克蘭國會通過決議、授權澤倫斯基總統赴美處理簽署礦產協議事宜,美烏2國外交及財經等當局,對於美烏礦產協議的交涉,也終於推進到只差2國總統簽名的程度時,澤倫斯基總統在美東時間28日上午前往白宮,在白宮的橢圓形辦公室,與以川普總統為首、范斯副總統及盧比歐國務卿等人列席的美方要員公開會面時,卻因為澤倫斯基沒有聽進代表南卡羅萊納州、與川普總統同屬共和黨,原本對烏克蘭抱持友好態度的國會參議院議員—林賽.葛拉漢「不要上(現場提問記者的)鉤」的忠告,反而在最後的10分鐘,因為記者的提問而失去理智,開始質疑川普政府透過外交談判手段達成和議的有效性,進而觸發與川普總統及范斯副總統之間的唇槍舌戰,其間,澤倫斯基不僅譏諷美國,稱「有大海保護,所以感受不到烏克蘭的痛苦,但遲早會同受俄羅斯之害」,更有向川普政府索求更多具體保障、以及支持烏國奪回克里米亞及烏東的意圖,使得澤倫斯基被川普總統認為「在沒有籌碼的情況下,還無意追求和平」,最終與其隨員遭「請」出白宮,但川普總統在仍保留「若澤倫斯基(或烏克蘭可能的新總統)想清楚以後,還是可以回來再談」的可能性,並沒有就此關上談判的大門的同時,也逐漸收緊對烏克蘭的援助,包含暫停協助烏國修復電力網、以及暫停提供軍援給烏國,還是想要將烏國拉回談判桌。

先不論川普總統為首的美方高層,與澤倫斯基之間是否存在「雙方在世人面前合演一齣看似不歡而散的戲,以作為向歐盟及俄羅斯討價還價的手段」暗盤的可能性,在這次事件爆發後,只見歐盟及其德法等國的多位高層,陸續在社群媒體上發文,為澤倫斯基加油打氣,西方各國的傳統所謂主流媒體,也儼然見獵心喜般,大肆渲染這次的美烏會談破局,並無視會談整體與事發前後的談話脈絡,將川普總統與范斯副總統,描寫成與媒體聯手公開霸凌澤倫斯基的惡人,而台灣的新聞媒體,不分原本的政黨光譜,也普遍不加徵別的照搬這類觀點,在各大社群媒體上,也有複數學者及輿論領袖,為類似的論調助威,使得並沒有什麼「自己親自看外電、或者親身觀察具保守色彩的美國獨立媒體人,關於這次破局的相關發言」的習慣或能力,卻也或多或少基於區域強權對台灣的凌夷,而對烏克蘭抱有同情心的一般台灣人,也有部份隨之起舞,甚至與川普總統在台灣的支持者等各方人馬展開網路筆戰,弄得近日的網路輿論環境硝煙四起,一時間難以收束。

但,請恕筆者直言:

.在「不知道美烏2國,在公開場合之外,還有沒有外交暗盤」的情況下,驟然隨西方傳統自認主流媒體帶頭、並有台灣近乎所有傳統媒體附和的輿論產業鏈,以及其帶有強烈特定心向的論調起舞,對一般台灣人而言,並不是非常明智的舉措。

.而台灣的傳統媒體,在面對美國川普政府時,所存在輕重不一的反川普、甚至反美國的心向,更是從去年美國總統暨國會參眾2院大選前,就已經明顯存在的的重大問題,不只親中媒體一直在尋找機會見縫插針,散播疑美疑川的論調、讓台灣社會產生更多失敗主義的集體心理,就連理論上親中色彩比較淡薄的部分媒體,也加入複製並散播疑川論的行列中,其中具有公營媒體色彩的中央通訊社、以及Taiwan Plus國際頻道,更是在大選期間,被川普陣營列為拒絕受訪的往來戶,其嚴重性可見一斑。

只是,這樣的事態,卻也並沒有隨川普總統的正式就職而緩解下來,反而隨時間推進而有惡化的趨勢,甚至還有少數具有非藍營色彩、被執政黨引為策士的新進學者,以及網路上的部分所謂台派領袖,在民進黨上一任政府、特別是主導政權運營的特定黨內派系,明顯偏好民主黨更甚於共和黨、並且疏於與共和黨間關係經營的基礎上,從中推波助瀾,致使台灣社會出現更多「會不會像烏克蘭一樣遭到美國冷遇、甚至還可能被美國放棄」的聲音,進而對川普總統與其政府、乃至於對美國的信任產生動搖,趨勢似乎還沒有停歇的跡象。

.筆者認為,在面對這樣的國際外交衝突時,台灣人、乃至於整個台灣社會,毋寧宜保持以下的基本態度:

—基於台灣本位的出發點與立場,多一點理性與冷靜,少一點共情與激越,審視當前的現狀,做出適切的判斷。

對於美國來說,台灣與烏克蘭的重要性絕非齊物觀,烏克蘭對美國來說並沒有非常重要的戰略利益,金屬礦藏也不是烏克蘭特有,但台灣的部分,先不論高科技產業的重要性,台灣不僅是美國在二次大戰中,因為擊敗日本而間接獲得實質排他影響力的戰利品,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更是美國印太戰略與圍堵中國關鍵之所繫;更別提美國川普總統與其二期政府當前的國家戰略,就是要將戰略重點由歐洲與中東轉向印太地區,在此般情況下更不可能放棄台灣,台灣人實在沒有必要隨著某些媒體、抑或是輿論領袖起舞,沾染上疑美疑川的氣氛。

—台灣人不只是在個人的層次上,應該基於台灣本位,對台灣的現狀、以及未來可能的趨勢,就與美國之間所應該保持的關係,做出冷靜且理智的判斷,同時也應該在社會整體行動的層次上,勇敢對以下的疑美或疑川論調說不:

基於親中心向而散播的疑美論,此般論調好發於具有明顯親中傾向的政黨、政治人物、媒體及名嘴,對於一般台灣人而言較容易辨識;

以「抗中保台」之類的名義自我宣稱,佯裝成所謂台派,但卻無視於「在美國國防工業及週邊製造業恢復應有產能,帶動軍方提昇戰備水準、軍售可供應量與援外能力前,台灣與烏克蘭就是會在『爭取美國有限產能的武器彈藥』方面,產生相當程度的競爭關係」的基本事實,透過國際會議及論壇等管道,向國際社會釋放出「烏克蘭優先」「台灣還有時間」一類的論調,藉此使國際社會對於台灣自我防衛的決心,增生出一定程度懷疑或動搖的執政黨—民進黨黨內特定派系,該派不僅較親中者更容易對台灣社會產生眩惑與混淆的效果,基於其左傾心向、以及國際上的金錢及人脈等關係,更容易成為疑川論的一大山頭,其以網路輿論風向及媒體為工作重點的作法,更容易使不明究理的人如陷五里霧中,對台灣社會的危險性不遜於明顯的親中派。

—另外,對於台灣社會與台灣人,尚未完全喪失責任感與良知的媒體、學者及輿論領袖,也應該基於「台灣社會整體最大且最適公共利益」的本位立場,對美國的川普總統及其第2任期政府,放下「難以預測」、「狂人」及「商人總統,沒有什麼不能交易」等等的既有成見,在疑美及疑川論的方面適可而止,根據其團隊整體的主張、政策研議及具體施策等走向,做出合理的判斷與評估,並據以在台灣社會當中形成共識,使政府在對美國採取適當的對應時,能形成足夠的民意基礎與後盾,減少出錯的可能性。

筆者從去年美國總統暨國會大選起,就已經對原本不應該發生在台灣社會非親中一側、但卻仍然出現的疑美等心向,抱持「期期以為不可」的態度,並多度撰文提醒眾人注意,詎料,幾個月後的現在,隨著美國川普總統與其政府的非典型外交路數、以及各方面施政作為的大刀闊斧,台灣社會的疑美及疑川等心向,竟然還有愈演愈烈的趨勢,為免台灣社會陷溺於其中不可自拔,遂於國際局勢變化較劇的現在,再撰本文,以再次提醒諸君。希望本文能夠發揮拋磚引玉的效果,為台灣社會重建良性的知美觀點發揮棉薄之力。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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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美關稅談判反思制度不平等與戰略應變

依外媒最新報導:台美關稅稅率落在15%,該稅率不僅和日本、韓國相同,更象徵台灣已是美國開出「準最惠國待遇」,代表台灣被美國視為在對美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台美關稅談判之所以曲折,不僅反映美方「戰略化談判」的現實考量,更突顯出台灣在全球經貿秩序中所面對的結構性不平等。筆者認為討論聚焦在談判進度與稅率細節,倘若忽略制度性劣勢與國際地位的歷史包袱,才是真正牽動台灣經貿競爭力的深層問題。 首先,台灣與美國的經貿互動無法透過正式FTA框架進行談判,造成制度對接困難。例如,當美國與韓國、日本進行FTA協議談判時,雙方可將稅率調整、技術標準、投資保障等納入一體談判,建構起完整的制度配套與法源依據。而台灣只能透過「行政協議」及「產業承諾」的模式談判,法規位階不對稱,導致即使談成某些內容,也無法形成穩定可預期的制度保障,這不但影響企業中長期佈局,也大幅削弱政府的整體談判籌碼,部分議題上被迫委屈全。 其次,即使進入WTO已逾二十年,台灣仍無法擁有「夥伴對等地位」的協議工具。以日本及韓國為例,透過美日FTA、美韓FTA等雙邊協定,其出口產品可享比WTO框架更低的稅率與更靈活的非關稅措施,這些條件直接改寫了「競爭門檻」。反觀台灣,即使產品技術更好、生產效率更高,仍因制度安排缺席而被排除在「選擇性優惠待遇」之外。台灣某些高值零組件出口至美國,關稅高達5%-8%,而韓國產品則享有免稅。這類落差已非單一商品問題,而是貿易體制設計導致的結構性劣勢。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期待愈高,反而談判籌碼愈少。在半導體、先進封裝、電動車關鍵零組件等領域,美方視台灣為不可或缺的安全與技術夥伴,但正因其「不可替代性」,談判過程反而容易被美方拉長、設門檻、綁條件。美方可能要求台灣擴大對美投資、承諾供應鏈透明、或簽署特定稅務資訊交換協議,作為稅率調整的交換條件。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單一關稅議題,而是逐步進入戰略對價交換的新階段。 回歸根本,制度性工具的缺位,才是台灣在關稅談判中處處受限的根源。朝野應當深思台灣不能只期待美方「單方面讓利」,而應系統性思考如何創造制度紅利。一方面,應積極尋求具法律效力的雙邊協議模式,即使無法命名為FTA,也可仿效「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模式,擴大涵蓋稅率、關務、規則、標準等內容;另一方面,也應將投資與供應鏈合作作為「可換取條件」,主動布局台美產業聯盟,減少在被動等待中流失籌碼。 國內應建立「戰略談判資料庫與人才庫」,整合稅務、產業、地緣政治、法規等跨域專業,強化政府在多邊與雙邊談判中的議價能力。現行部會分工過於垂直,談判籌備期與回應機制仍欠缺前瞻性部署,導致每次談判都從零開始,錯失協調與滾動修正的彈性空間。筆者認為此次台美關稅談判並非是零和遊戲,而是全球經濟布局權力重分配的關鍵工具。台灣必須跳脫「被要求者」心態,轉而建構「制度創造者」的思維,才能真正脫離重要但不緊急的邊緣角色,重新取得談判主動權。   作者:林士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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