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即將到來的2025年，「哪一位政治人物、或者哪個國家，將會成為影響台灣的最大不確定因素」，不可免俗地當然會成為台灣社會關注、或者嘗試做出判斷的焦點。
恕筆者直言，以「制度的不同（以及因此而生的公共事務透明性的差異）」，與「是否可得受公眾監督」這幾個方面的標準來看，與其隨著部份台灣媒體，針對再度當選美國總統，即將在明年1月20日就職的唐納德．川普，以及將會隨其陸續上任的閣員及幕僚，渲染「川普2.0對台灣的不確定性／不可預測性有多高」，甚至配合「中國黨政當局『離間美台關係』的長期性工作基調，所編造的『疑美論』或『棄台論』」的論點起舞，進而自己嚇自己或自欺欺人，台灣社會在未來新的1年，最需要被緊密注意，並且就其弊害可能對台灣產生的影響，擬妥各種情境下的不同因應方案的負面變數，當然是與台灣僅一海之隔，但其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所僅見的最大規模複合式經濟危機，卻也已經達到不能忽視的地步的中國。
但，這樣的中國變數，卻也因為近期台灣內部的諸多政治紛擾（特別是在野藍白2黨據立院亂政、打算一舉完成選罷法等法律改惡案的舉措，達到較所謂國會改革法案尤有過之的境地；以及柯文哲所涉司法案件中的京華城容積獎勵案，據傳不日之內即將起訴的影響），以及部份身在台灣、心向中國的媒體，持續配合中國官方宣傳基調文過飾非的影響，而未能引起台灣社會的廣泛重視，遑論讓防中意識成為台灣社會的共識，長此以往，不僅會使台灣民眾對中國的認知繼續歪斜下去，甚至可能使台灣民眾，因為昧於中國局勢，而繼續做出縱容藍白等黨恣意妄為的政治選擇，對台灣造成更多禍害，因此在這裡有進一步扼要說明的需求。
簡單地說，川普1.0時代的第1次美中貿易戰開戰後，各國外資逐漸意識到中國市場的問題，並在美國對中加徵報復性關稅等政策的間接誘導下，開始將多個製造業（特別是高科技消費性電子產業）的加工出口及週邊零組件的供應鍊，從中國遷移出去；而2020年年初開始檯面化，直到2022年年底才正式徹底解封、逐漸恢復疫情前生活的「武漢肺炎」大流行，不僅沒有在恢復日常後，迎來中國部份黨政官員、所謂學者專家，以及餐飲、零售等服務業所期待的「報復性消費」，更加速中國的經濟，在疫情爆發前的各項積弊，以及連帶產生的併發症一一爆發，該國房地產泡沫的廣泛破滅，與地方政府由於土地出讓金大減而產生的財政惡化，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而民眾在房地產、養老及育兒等多方面的需求，夥同3年疫情榨乾民眾錢包的同時，卻也必須承受外資出走後的調降薪資、甚或青年等方面失業率的顯著飆升等苦果。
對於這樣的經濟危機，中國當局能夠想到的招數，不外乎：
—以該國在多個製造業領域的產能為基礎，去從事出口的擴張，一方面以他國（特別是所謂的「全球南方」國家）為壑，去紓解產能過剩的壓力，另一方面則嘗試以其自認的低成本優勢，試探打垮他國同類產業的可能性；
—嘗試向過去西方各國或國際組織所不敢輕易放貸、但中國當局卻大力提供優惠貸款的「一帶一路」及「全球南方」國家，催討或收回其放款金額。
但，這些作法無論從什麼角度來看，不僅會使得中國當局與這些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關係，由於後者之中的部份國家，所採取的報復措施，產生惡化的可能性，而且還會進一步提昇這些國家所面臨的經濟壓力，為這些國家、甚或其週邊的更多政經等等的動盪，製造更多不安定的因素，以傾銷或催債所可能獲得的金額，相對於中國整體負債負債規模來講，更像是杯水車薪，總而言之都不是什麼好主意。
而川普與其共和黨，在2024年美國總統暨國會參眾兩議院等大選當中，所取得的顯著勝利，會同川普與其側近幕僚、以及選後陸續公佈的人事提名，還有選前選後川普與其團隊的政策意向宣示等方面，綜合參酌後，稍有智識與判斷力的人，很難不會得出「對中國當局而言，宛如希臘神話中『達摩克里斯之劍』的『美中貿易戰2.0』，已經不是會不會打，而是怎麼打的問題」的合理推測，一旦美中貿易戰2.0付諸實現，將會使中國的出口，遭受到更加沈重的打擊，並且對就業及社會穩定等方面，造成較現在更加不利得多的影響。
在以上這些遠近因素交織下，無論對於中國抱持什麼態度、是否具有期待，各國學者、論客及投資人等各方人馬，也自然會將下一個焦點，放在中國當局先前所召開的2場會議，也就是12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及其後11～12日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之上，不僅因為這2場會議按照傳統，具有決定次年中國黨政當局經濟政策的作用，外界更想知道，中國黨政當局會採取什麼方式，來應對該國自1979年以來最大規模、而且還很有可能繼續惡化下去的全方位經濟危機。
不過，以會議的結果來看，中國當局雖然拋出積極政策的風向，希望能夠透過穩定房地產及股市、擴大內需，甚或是適時調降存款準備率及基準利率的寬鬆貨幣政策，來提振該國的經濟景氣，卻也沒有拿出什麼具體的措施，使得外界對中國當局這2場會議後的經濟展望，會同該國最新進出口數據及PMI等各方面的持續低迷或惡化，出現更悲觀的情緒，並牽動到近日短期的國際油價等大宗物資走勢。
而預想中國當局明年可能採取的刺激景氣手段，合理預期，其效果卻也很可能將不盡人意：
—「調降存款準備率及基準利率，實質增加廣義貨幣M2供給」，不僅按照中國當局過去的德性，還是無法將錢投入到真正需要的經濟領域，而且還會有引發中國通膨局勢更進一步惡化的危險。
—「仿效美中貿易戰1.0的作法，讓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貶值到一個程度（例如8元人民幣兌1美元），以對沖掉美國對中追加報復性關稅的衝擊」，則不僅會讓中國當局被美國聯邦財政部宣告為「匯率操縱國」的風險升高，引發更多報復措施，在信心防線崩潰後，也有可能進一步引發匯率暴貶。
—「以政策措施強迫（而非鼓勵）民眾消費」，一方面無法讓目前還有餘財的中國民眾，恢復其消費信心，另一方面則會讓已經陷入降薪及失業等諸般痛苦的該國民眾，陷入更深一層的苦痛當中，甚至間接觸發更多社會治安事件等不穩事態。
綜上，有識者在經過筆者類似流程的分析之後，應該不難得出「明年中國經濟局勢很有可能將持續惡化，並因此引發更多社會動盪」的結論，而台灣面對這樣的中國，當然必須盡可能與中國保持距離、做好各種避險措施，並防堵可能連帶引發的社會問題（例如外逃難民潮及飢荒等人道危機）波及自身。
但，絕對不能原諒的是，在中國已經陷入此般深重的危機當中，急需攫取外界資源，以為其黨國體制延長壽命的此時，台灣竟然還有在野的藍白2大黨等不肖政治勢力，以中華民國立法院等處為其陣地，在所謂國會改革法案大部分內容，遭到大法官宣告違憲以後，仍然不願意放棄透過「憲法訴訟法」、「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法律的改惡，作為配合中國當局繼續擾亂台灣政局，並在明年推動更多禍台法案，以協助中國當局舒緩其內部社會壓力，或以台灣的財富等社會資源，為中國當局分憂解勞的起手式。
恕筆者在本文最後直言，面對此般的局勢發展，台灣人無論如何必須先拋棄失敗心態、振作起來，冷靜分析內外局勢，以「先守到立院這個會期結束、讓藍白的指標性惡法闖關失敗，以待川普2.0政府就職後對台政策的更加明朗化」為目標，去推動當前的政治行動，才是正本清源的辦法。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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