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不知道背後有什麼樣的原因，但可以確定的是，自中國國民黨在本屆立院重新取得第一大黨的地位以後，不只該黨整體像是餓了8年般，汲營於運用手中的立法權，向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的另外4個國家高權，瘋狂且不受制衡地攫取權力，該黨的某些委員，也致力於協助於協助原本的黨國附隨組織，協助他們取回過去8年間，遭民進黨政府依據「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以下簡稱『不當黨產處理條例』）」的規定，收為國有的財產，但此般舉措、以及這些立委所宣稱的理由，是不是妥適、正當性何在，卻也很有斟酌的必要。
就拿近期引發爭議的救國團相關事案來講，本案起自於代表南投縣第2選區（濁水溪線）的中國國民黨新科立委—游顥，提案修改不當黨產處理條例的第4及第34條，試圖透過立法的方式，將曾經先後從屬於中華民國國防部及行政院的「中國青年救國團（以下簡稱救國團）」，其財產因遭被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收回國有的情況，做法律上的解套，使之被排除於黨產收回為國有的範圍之外，進而得以將這些被收回國有的救國團財產，重新歸為救國團所有，本案業已於14日的院會，在中國國民黨立院黨團下達甲級動員令，責令該黨黨籍52名委員、以及加入黨團運作的2名無黨籍黨友委員必須出席，而台灣民眾黨也以退席不參加表決的方式，變相協助中國國民黨的情況下，業已強行通過一讀、將進入二讀階段，並因此使藍白2黨，繼所謂國會改革法案後，遭致新一波的罵名。
在此暫時先略去不論游大委員曾經支持洪秀柱之類的過往，以及因此而生的政治色彩等議題，單純討論本案的問題，游大委員在本次救國團案中，主張救國團問題應當解套的理由—「救國團已經是中性組織」，實在很難令筆者苟同。
恕筆者直言，從世界現代史比較性的角度來講，救國團的本質，一如蘇聯或中國等共產主義黨國，具有「共產主義青年團（以下簡稱共青團）」性質的團體，或納粹德國的希特勒青年團般，都是黨國體制之下，對所在國家或自治實體的政治與權力，具有實質且專斷的控制力，因此被認為與所在國家或自治實體的政治，具有密不可分關係的特定單一政黨，為針對特定年齡層—特別是青少年及青年，透過各種活動，灌輸該黨國體制所強調的意識形態，以完遂其政治目的，而成立的青年團體。
探究救國團成立的歷史，與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政權，在中國第2次國共全面戰爭中徹底落敗、逃往其軍事佔領地—台灣以後，為了強化對台灣控制力，而重建其黨政組織的過程，具有高度的連動與從屬性質，雖然救國團的生成，在檯面上，是在當時黨國體制中的國家與政府部份開展的（蔣介石總統發議、行政院同意後，交由國防部總政戰部負責實質籌組，成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後由國防部直接負責業務督導，1969年轉為行政院負責督導，並被定位為所謂的「社會運動機構」非法人團體），其資產也多來自於中華民國黨國體制下的政府撥交，但，當時黨國體制中的中國國民黨，特別是作為黨國最高領袖的蔣介石、以及負責創建國軍政戰體系的蔣經國，以及奉其意志而行的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與中常會，對於該團的綱領及運作等方面，卻也有實質的指導力，因此，認為救國團是中國國民黨的附隨組織，並沒有任何問題可言。
相較於中歐及東歐各國的共青團式團體，在共產主義黨國體制垮台、或甚至國家整個解體以後，或不僅要更名改組，更必須脫離公部門庇蔭而獨立生存、不再具有要求適齡國民全部加入的權力，或乾脆徹底解散、從所在國的社會全面消失的情況，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寧靜革命，則讓救國團有了延續下去，並將其財產由政府撥付、交付該組織運用，轉為私部門所有的空間，救國團先是在1989年年底，由社會運動機構改登記為所謂公益性社團法人，與中國國民黨之間的關係，也逐漸從緊密附隨變得鬆散起來，後來在2000年10月拿掉原本團名中的反共2字，但救國團在變成社團法人後，並沒有對該團過去從中華民國政府一側收受，來自於公部門的各項資產（特別是各地的青年活動中心等房地產），進行一定的妥適處理，以致於「該團的資產應該如何定性」，在清查並收回中國國民黨過去所取得的不當黨產時，一併連帶發生爭議。
筆者認為，再怎麼說，救國團這個中國國民黨的鬆散附隨組織，既然在「中華民國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當中，已經失去公權力所庇護的地位，變成其宣稱的「以公益為主的服務性社會企業」，爾後該團即應自負盈虧，過去所受有的公部門資產，亦應返還給中華民國政府，不因執政黨為何而有別。
綜上，請恕筆者在文末直言：游大委員對救國團的見解，實有未盡週延之處，至若中國國民黨立院黨團，竟舉團為其救國團解套提案強力護航，更是為該黨在台灣社會已經糟糕透頂的名聲，再加上一記重擊，不過政治得失利害如何，終究還是要由該黨自己打算。
作者：吳哲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