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世界民主運動史而言，六四天安門事件無疑是一場失敗的運動。在那中國離民主社會最接近的時刻，可能多達數千位滿懷熱血的中國青年，在解放軍機槍掃射下，死於非命。這固然引人感傷。但筆者注意到，對於六四的紀念，就台灣的立場來說或許已經到了，除了「民主價值」外，更該重新賦予意義的時候了。
舉例來說，香港曾長期以「六四記憶」作為彰顯其與中國在制度與文化上有所不同的素材，作為其認同的依據。除此之外，六四也作為旅居於歐美的反共華人社區的重要紀念日。但是，隨著香港在國安法上路後而「內地化」，以及中共對外輸出共產黨新威權主義，筆者認為，今天的台灣之所以有必要重新看待六四的原因，是因為中共可能較之1989年時有所進化，不但不再畏懼「民主」，反而更開始利用民主的機制，藉由資訊戰、法律戰、貿易戰甚至武力壓迫等方式擾亂民主國家原有的秩序。
筆者認為，台灣首先有必要從現實主義的層次來理解。在這視角下，六四事件對台灣史最為突出的影響大致上有兩點。首先，六四事件使國際社會在1990年代初期對中國政府有一定程度的外交圍堵與制裁，讓李登輝政府得以藉此良機，使台灣在國防外交上有所施展。最有名的案例即是與法國買到拉法葉艦（康定級）與幻象戰機；在外交上，也成為台灣在90年代「務實外交」的順風助力，是使李登輝總統得以在國際上有出訪、建交等作為。
對台灣內部政治而言，六四事件也作為了野百合學運這一政治演變的借鏡案例；當政府內有個有心改革的領導者（趙紫陽對照李登輝）時，各方行動者（政府官員、抗議學生等角色）該怎麼做。很多學運研究都顯示，野百合的政府與學運行動者在運動期間做政治判斷時，都有意識到六四事件就是中國學運的各方行動者的停損點管理不周，而且政府內部都有一批想發動國家暴力鎮壓群眾的力量（鄧小平為首的元老派對照萬年國代）。所以野百合學運時，鑑於六四的經驗，雙方很早就能找到停損點，避免國民黨內對李登輝總統有意見的黨國勢力，有向軍方裡頭有野心的軍頭串連政變的時間。
但除此之外，就台灣的立場，有必要重新思考，當台灣作為一個自主、獨立的國家，該像過去一樣把六四當作「兩岸同心為民主奮鬥」嗎？抑或是視為「作為外人的台灣曾聲援中國民主運動」？筆者認為，當台灣立定了往正常國家的方向走，那當然有必要修正過去的作法，趨向取後者的方式。
另一個原因則是現實性的政治實力問題。包括台灣在內的民主國家，數十年來都有贊助六四後，在歐美各國「中國民運」。作為中國海外的「儲備反對黨」，在多年中共一連用抓捕維權律師、壓制零八憲章起草團隊、鎮壓香港民主運動等。再再使中國海外六四民運這一反對黨集團在中國境內的社會基礎以及法界、學術界陣地遭受削弱。那麼，台灣如果還認為「紀念六四可以促成中國政治發生質變」，在多年過後，恐怕因為民運人士在中國境內的影響力薄弱而越來越一廂情願。
總之，台灣畢竟還是民主自由國家，如果有人想紀念六四，當然還是能有相關的紀念活動。但是，就台灣主體的角色，筆者認為台灣人該有不同的視角。尤其有必要將「民主必能贏得人民的民心」這玫瑰色的眼鏡卸下，更沈重的認識到，中共黨體制在自認藉由鎮壓「打贏了西方所煽動的敵人對中國的陰謀」後，一步步將狙擊一個個自由社會當作「勝利」這一史觀對自由社會是多麼的危險。而台灣有必要先強化民族主義作為辨識敵我的邊界，才能進一步鞏固民主體制。
作者：賴其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