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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唱自衰—從一紙草案重創一個產業,看中國經濟的人造危局、以及對台灣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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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年初以來,由於中國當局在武漢肺炎3年疫情—特別是第3年2022年,為了中國最高層堅持「社會面清零」,而發動的大規模封城、健康碼及密集全民普篩等措施,業已將中國當局原本可以用於應對未來經濟狀況的銀彈消耗殆盡,加上中國經濟自1979年改革開放開始以來所累積的各種弊病—例如地方黨政當局為了維持其財政正常運作,而對土地出讓金及衍生的房地產產業產生高度依賴,連帶拖累金融體系、民生消費甚至生育率的情況;還有不分中央及地方對GDP數據的迷戀,使得大量財政資源被挹注在無用的基礎建設上—隨著2018年美中貿易戰爆發、以及2020年起的武漢肺炎3年疫情,而有逐漸檯面化的態勢,使得中國目前已經正式陷入改革開放開始至今最大的結構性經濟困局。雖然,中國當局仍然在為11月的出口及消費品年成長率成長而感到欣喜,但實際上只要稍有觀察中國時局、也沒有喪失基本判斷力的人,應該都知道去年11月中國還處在強硬「社會面清零」措施的瘋狂階段、受封城措施影響的民眾仍以億計,解封後卻只超過去年一些,根本沒有什麼好高興的,中國當局面對該國的經濟危局,根本沒有樂觀的理由。

但,從這個月11~12日中國當局召開其所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動向來看,中國當局除了加速施行應對經濟孤島化的種種措置,並由習政權的意識形態—而非一般正常的經濟規律—來指導經濟體系的運行以外,已經沒有什麼政策上的一貫性與協調性,同時也對於當前的經濟困局,沒有什麼具體確實有效的、可以解決問題的對策可言,於是就只能看到中國當局用空話與陳腔濫調的堆砌,一方面總結當前、特別是過去一年的中國經濟局勢,另一方面則提出一些以該國的政經整體脈絡而言,看起來立意相對良好一些些,但真的運作下去,依然會受限於中國當前諸般條件與黨政最高層的本音,因此實際上依然難以達成的名年度目標—例如,「促進民營企業的重新壯大」、或者「激發民營企業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在陳腔濫調的背後,中國當局還是只能看著經濟一天天地爛下去。

不過,對於中國當局的最高層—亦即集大權於一身的習近平而言,由於他個人認知的侷限性、以及性格上的剛愎自用等因素,他在看到當前中國經濟危局的時候,反而會產生一種「狀況愈糟糕,反而愈要『有所作為』」的心態,對他來說最快有所作為的方法,不外乎是政治掛帥與抓緊意識形態,尤其是涉及到民眾休閒娛樂,在他眼中是藏污納垢、不利於維繫統治或提昇經濟生產力的短影音及泛網路遊戲(包含主機、電腦及手機遊戲這3個部份在內)領域,還有在微博等社群媒體享有高人氣、甚至妄議經濟及時政等領域的網紅式人物,經濟愈不好愈要管。

於是,稍有觀察力的人,應該可以發現中國當局近期對網路相關領域的箝制,有更上一層樓的趨勢,微博等社群媒體有一定跟隨者數量的所謂大V,以及Bilibili等影音網站的知名UP主,都要逐漸納入到實名制的體系當中,中國版「抖音」每集不到10分鐘的極短劇,劇情不符當局要求的必須停拍及整頓改造,就連泛網路遊戲,也要成為持續強化規制範圍與改造的對象。

因此,中國國務院「國家新聞出版署」,在這幾個月當中,可以說是開始對泛網路遊戲下新的工夫來整治。

首先,中國當局先由官方外圍的「中國音像與數字出版協會」出面,會同該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下屬的紀錄片製作公司,製作名為《中國遊戲紀事》的3集系列紀錄片,於11月8日在該國的多個影音網站上架,用相對正面的角度來描寫中國遊戲產業的發展史,試圖將中國遊戲產業捧高,不過因為片中對中國當局打壓遊戲產業的過往過度省略、未能持平看待該國的相關歷史的緣故,因此不僅沒有對該國網民取得效果,反而遭到該國網民強力吐嘈。

其後,中國國務院「國家新聞出版署」在同月17日,頒布「關於實施網路遊戲精品出版工程」的通知,由於該份通知宣稱要將官方主旋律意識形態的基調,融入到網路遊戲當中,並且要透過獎掖/扶植一批符合官方意識形態需求的(廣義)網路遊戲的方式,來使網路遊戲生態導向官方所想要的「健康」生態的緣故,多數人恐怕只會認為這份通知不過只是又一次的黨八股與老調重彈,殊不知從後續的發展來看,這份通知根本是中國當局對該國網路遊戲實施破壞性改造的事前犯案預告。

12月4日,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公佈11月遊戲審批訊息,先讓一般人對該國當局強力介入遊戲產業的可能行動降低戒心、讓該國業界及投資人鬆懈下來,不到3個禮拜後的同月22日,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以一份「網絡遊戲管理辦法(草案徵求意見稿)」,對該國業界及市場投資人發動全面進攻,過去中國當局是透過版號的行政審批准駁與否、以及其後的持續審視與介入,來對在該國營運的國產或代理泛網路遊戲,進行持續的內容審查,而該管理草案不僅步步凶險,更將規制範圍擃大到連遊戲內部機制也要管制的程度,特別是第18條,第1項禁止網路遊戲存在每日登錄、「首次充值(首次儲值)」及「連續充值(連續儲值)」等所謂誘導性獎勵,第2項禁止遊戲營運廠商在遊戲內的商城,設置炒作或競標虛擬道具的交易機制,第3項要求遊戲營運廠商對所有玩家設置儲值上限及非理性消費視窗警示,這3項可以說是命中當前中國從騰訊及網易等遊戲開發/營運大廠、直到小型遊戲工作室為止,所慣用的遊戲營利機制的罩門,甚至被中國業者形容是「若施行,將足以讓中國遊戲業團滅」,以致於中國遊戲業在該國A股及香港證交所上市的大廠,其股價在該草案公佈後旋即暴跌,在港股上市的類股,其跌幅動輒在接近10%到接近25%之間(例如網易跌24.6%,騰訊跌12.35%、跌幅總值相當於中國手機業者小米的股本現值,心動全球跌19.01%,就連代理FGO及「公主連結」等遊戲的Bilibili也跌9.67%),在中國A股掛牌的其他業者,跌幅也在9~16%之間,可以說是經歷過一次股災。

經過週末(同時也是聖誕節前夕)以後的25日禮拜一,雖然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眼見該草案引發股災、效應慘烈,在12月的版號審批當中,以宛如大赦式的姿態批准105款網路遊戲上市,但未能就此恢復市場信心,香港股市因為聖誕節休市1天,而中國A股網路遊戲相關類股仍然繼續下跌,相關效應甚至波及到台股同業,使台股遊戲類股同遭下跌之苦,甚至還有業者出現跌停的情況。

過去幾年,在中國黨政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奇思妙想下,以黨政當局的政策面為攻擊發起線,中國已經有多個行業(例如房地產、教育培訓/課後補習班)慘遭毒手,從業人員大量失業、被迫轉行,而該國的網路遊戲產業,也因為被黨政當局認為是年輕人沈溺於虛擬世界、自甘墮落,不願意投入到現實的工作及生產、也不願意結婚生子,與助長躺平主義的幫凶,所以也成為中國黨政當局屢屢開刀的對象,但,過去沒有任何一次打擊,會像這次的管理辦法草案般,為中國遊戲產業帶來足以毀天滅地的後果。

的確,當前手機遊戲及網路遊戲,在其遊戲機制(特別是吸引玩家、維持黏著度的部份)上,存在相當程度的弊病,例如抽卡機率的不透明/人為操作可能性,被部份玩家認為跟線上賭場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甚至會帶給人一種「是不是要重課金、抽出好的角色或支援卡才能玩下去/跟人競爭」的無力感,而每日任務獎勵的機制,也很讓部份玩家感到煩躁,而部份業者賺錢不顧吃相的手法,也讓玩家冷暖自知,在中國甚至還不時發生小朋友偷拿家長手機、運用線上支付機制大量課金的社會事件,使中國家長對手機遊戲愛恨交織。

以上的種種問題,在一般正常的民主法治國家,除非已經嚴重成為普遍的社會現象、形成足夠的社會共識,而由國會之類的立法機構或行政當局,動用公權力來介入規制,否則一般來說還是會透過市場機制及同業公會自律之類的手段,由公權力之外的民間社會來自行處理相關問題,國家權力的謙抑性及自制,在遊戲的領域依然有其適用。

然而,在中國這個人治或黨治大於法治,不僅揉合馬列共產黨國的制度與要素,至今仍然存有帝政與皇權遺影的國家而言,黨政當局並沒有法治、權力的自我謙抑,以及公開透明且有力的監督機制來制衡,對私有財產的保護意識也相當薄弱,於是,該國的一般人,無論貧富貴賤,就只能看著不同層級的黨政當局,揮舞著手中的權力,去恣意打擊一切不符合黨國統治所需的事物。對來自該國內外的一般經商者來講,更嚴重的問題,在於中國黨政當局的統治行為,不僅目前正在重新倒退回一個更加不透明、而且也更加封閉的狀態(例如,中國的裁判文書將不再大量上網公開,而是變成只有法院相關從業人員才能透過內部網路查詢的資料庫、對社會大眾公開的部份,最後將會只剩下他們所謂得精選案例),而且還變得益加不具預測可能性,在中國逐漸被西方以美國為首的國家,展開技術圍堵,而各主要行業的供應鍊也在重組,中國已經不再是世界工廠,但中國當局的相關政策什麼時候會急轉彎,卻也沒有人知道的情況下,又有多少外資願意將錢繼續放在中國?如此惡劣的經商環境,還需要中國的經濟分析師跟投資業者一再叮嚀提醒(或者如該國國安部與公安部所說的「唱衰經濟」)嗎?根本就是不唱自衰。

筆者甚至可以這麼說,若中國黨政當局心態與具體措置不改,不僅外資會持續撤離中國、進一步惡化中國的就業景況,今後中國的經濟還會遭到世界各國進一步的孤立,再加上中國各級地方黨政當局的債務問題、以及益加蕭條的房地產景氣,可以預期的是,中國的經濟在可預見的未來,應該不會有什麼起色了吧?

當然,中國當局針對該國遊戲產業的這一連串政策操作、以及其間顯現的問題的冰山一角,也足堪台灣人自我反省與警惕。

一方面,就算只論利益、而不論國家認同等意識形態層面,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20年前那個被親中媒體吹捧成蜜與奶之地的樣子,改革開放至此可以說是盛宴結束、只剩下殘羹冷炙與一地垃圾,為了不讓台灣與台灣人的財富與社會資源,被親中政客投入到跟中國共赴經濟國難的方面,台灣人實在不應該聽從藍白2黨親中政客、以及扈從這些親中政客的媒體界及學界同夥,更不能讓侯趙或柯吳之類的親中政客當選為新任中華民國總統、或者讓在野黨取得立法院的多數席次。另一方面,這次中國對該國遊戲業的整肅,也應該是年輕人深思的契機,沉溺於短影音及中國手遊之類「奶頭樂」,對於中國或中國模式還有幻想的年輕人,是不是應該好好想想「是不是願意讓國家權力,以『這是為你好』之類的理由,一步步決定你可以看到什麼、玩什麼或講什麼」,而一旦將自由一點一點的讓渡出去給一個黨國式的政權,到時候是不是還有機會後悔?後悔還來得及嗎?

希望大家都能好好想想,並在不到20天之後,作出不會讓未來的自己後悔的選擇。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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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28 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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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國最高法院以6比3裁定,認為總統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全面加徵關稅,已逾越法律授權範圍,構成違憲。此一判決,不只是對總統權力的重新界定,更牽動全球供應鏈與各國對美經貿布局的判斷。表面上看,這是對川普強勢關稅政策的一記重擊;但若細究制度與現實層面,其實未必意味著關稅時代的終結。 最高法院否定的是IEEPA作為全面加徵關稅的法律基礎,而非否定總統整體的貿易政策空間。美國法律體系中,仍有《貿易擴張法》第232條、《貿易法》第301條,甚至《貿易法》第122條等可供動用。尤其232條涉及國安理由,過去已廣泛運用於鋼鐵、鋁與汽車等產業;122條更可在一定期間內快速課徵關稅。 換言之,法院為權力劃線,但並未抽走總統手中的所有刀。若未來白宮改以其他法源推動關稅措施,政策衝擊未必比先前小。這也是為何市場雖短暫震盪,卻未出現結構性逆轉的原因。 在這樣的背景下,真正的關鍵問題是:台灣是否因此陷入不確定性?恰恰相反。如果台美之間已完成涵蓋232條款的談判安排,代表台灣是在制度框架內完成布局,而不是押注於單一法律工具。當其他國家還在重新評估策略時,已談成協議的一方,反而握有時間與秩序的優勢。 更重要的是,產業鏈的走向並不完全取決於關稅。以台積電為核心的半導體供應鏈赴美投資,本就源自長期的市場與地緣政治考量,而非短期關稅壓力。美國需要先進製程與完整供應鏈經驗,台灣企業則需要接近終端市場與政策資源,這種互補關係不會因單一判決而逆轉。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判決也釋放一個重要訊號:即便是強勢總統,也必須受制於憲法框架。美國最高法院的裁定,體現的是權力分立的運作,而非政策方向的否定。對台灣而言,這其實是一堂關於制度信任的課。當外界質疑「若美國法院都能判總統違憲,政策是否不穩定」時,另一種理解應是:正因為有司法制衡,政策才更具可預測性。制度的穩定,來自於權力邊界的清晰,而不是行政權的無限擴張。 全球供應鏈正處於重組階段。若數據顯示美國自台灣進口金額在特定時期超越自中國進口,這不僅是貿易數字的變化,更是戰略重心轉移的象徵。台灣夾在兩大經濟體之間,從來不是單純的市場選擇題,而是制度、價值與安全架構的綜合判斷。當全球科技與製造體系重新排列時,能否在高附加價值產業中占據關鍵地位,比短期關稅高低更為重要。 無論未來白宮由誰主政,關稅工具如何變形,美國對供應鏈安全與產業自主的追求不會消失。台灣若能在這波重組中站穩科技核心與制度夥伴的位置,才是真正的長期紅利。與其將焦點放在某一次違憲判決是否「打臉」某位領導人,不如回到更根本的問題:台灣是否在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過程中,站在更有利的結構位置? 作者:林政武

[轉] 美國最高法院裁定IEEPA不授權課關稅後,判決僅是爭取時間

美國最高法院近期就「以IEEPA課徵全球性關稅」作出關鍵裁定,核心不是否定關稅政策本身,而是指出《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並未授權總統以其主張的方式課徵關稅,關稅權限仍屬國會授權範圍。 這類裁判邏輯可被理解為「法律依據選錯」而非「行為不存在」:法院否決的是適用法源與權限邊界,並未宣告美國從此不能用其他貿易法源啟動關稅工具。 因此,判決一出,政策路徑立刻轉向。川普政府迅速宣布改採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以「國際收支/支付失衡」為由,啟動為期150天、最高可達15%的臨時附加關稅;在實務宣示上先以10%作為替代性全球關稅框架,用最短程序維持談判籌碼。 這一步的本質是「用更可用、但時間較短的法源接力」,把政策連續性先撐住,讓各國談判得到喘息窗口,但不代表關稅壓力消失。 接下來的焦點會回到更傳統、也更常用的貿易工具組合。其一是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由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調查外國不公平貿易作法後,得採報復性措施(含加徵關稅),且可在不走WTO爭端程序的情況下單邊推進。其二是1962年《貿易擴張法》第232條,以「國家安全」為由,由商務部調查並建議總統採取關稅或配額限制;這類調查一旦啟動,對特定產業與出口結構高度集中者的風險特別大。其三是1974年《貿易法》第201條等防衛措施,由ITC認定進口激增造成嚴重損害後,總統可採取關稅/配額,最長可延續多年。Reuters亦指出川普已下令啟動301與232等新調查,為後續更高、更具針對性的關稅鋪路。 至於「是否退回既已課徵的關稅」,目前更接近長期訴訟戰而非立即退稅。Reuters報導提到,最高法院裁定使先前依IEEPA徵得的關稅收入面臨退款不確定性,並引發後續訴訟與行政處理的複雜問題;相關金額規模被估計超過千億美元等級,現階段更可能進入拉長的法律程序,而非短期結案。 這也解釋了為何政府會在法源被否決後,立即用122條接續:在退款與權限爭議未落幕前,先維持關稅政策的談判框架與收入/槓桿結構。 結論是:最高法院裁定的主要效果,是把「用IEEPA課關稅」這條捷徑封住,迫使行政部門回到既有貿易法的程序工具箱;但美國可用的關稅法源仍多,差別只在程序成本、時間與可調整彈性。 因而這份判決對各國的意義更像是「爭取時間」,而不是「關稅落幕」。接下來的風險管理重點將轉為:122條的短期效力如何銜接到301/232/201的中期調查結果,以及各國是否能在調查期間完成談判交換,避免被納入更高、更多品項的關稅清單。 作者:趙堃成(轉載自作者臉書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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