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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局已殘,眾人將老」?—藍白合最終將如何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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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2024年中華民國正副總統大選候選人的登記期日—11月20~24日的逐漸接近,從今年第1季開始逐漸加溫,不僅牽動在野2黨3方等各路當事人,更讓台灣社會喧騰不已,包含「是否」、「如何」及「在哪些方面」3個層次的在野整合議題,也終於到了「無論如何都必須做個了斷」的地步。

以選民的政黨支持角度來看,雖然在野藍白兩黨的當事人,基於為自身吹口哨壯膽、甚至是類似蘇聯共黨領袖列寧「謊話講100遍就會成真」般的心態,無視於台灣與中國國家認同基本盤之外,台灣社會民意的流動性,依然沿襲去年年底民進黨在多合一地方選舉再遭重挫後、直到今年年初為止的「有6成選民支持政黨輪替」數據,但,實際上,隨著在野整合與否議論的陷於膠著、以及系涉各方人馬所累積的大大小小失分,現在支持政黨輪替的選民還有沒有超過一半,都已經是相當可疑的問題。

雖然可能有「『餓了很久,希望在重返執政後大撈一票,避免中國國民黨逐漸泡沫化或小黨化』的泛藍政治人物,散播對民進黨政府的不實指控及污衊,希望能夠就此撩撥起民眾對民進黨政府的仇恨,以促進政黨輪替」的因素居間作祟,但,不能否認的是,仍然有大約佔整體選民2~3成的在野基層選民,基於心向中國的國家認同、利益面(例如,因為年金改革而被削減退休金的中低階退休軍公教),甚至單純只是認為哪個政治人物比較新奇好玩等等的因素,視政黨輪替為希望,甚或因此對在野整合產生各式各樣的期待。

只是,在野2黨3方的相關人等,能不能有效回應選民的期待,從這半年多以來相關論議的發展、以及各方各自的圖謀算計等因素來看,則很明顯又是另一回事。

首先,在野幾位主要候選人之間,至今仍然沒有改變的基本盤勢是這樣的:

1.雖然已經在10月初自稱突破中選會法定門檻,但目前仍在進行連署作業的郭台銘,支持度仍然處於相對低迷的狀態,最多在10%上下打轉,因此而有「自己玩自己的」的傾向,並沒有被政界視為是在野整合總統人選的主要當事人之一。至於近期中國對郭台銘在中國的富士康集團所展開,包含稅務及土地使用等不同項目的查察行動,則涉及到中國對台灣大選盤外戰術的問題,筆者將另外撰文討論。

2.郭台銘掉隊,使得在野整合的焦點,集中在中國國民黨與台灣民眾黨之間的「藍白合」以後,支持度相對領先的侯友宜與柯文哲2人,卻也沒有擺脫自7月中旬以來的短兵相接狀態,在長期穩定密集進行的某特定民調當中,雙方始終都很難對另一方拉開穩定的差距,也因此持續處於一個「沒有人能對對方心悅誠服」的膠著狀態;雙方各有擅場,柯文哲見長於年輕選民空氣票、侯友宜則大致上保有中國國民黨的組織票,不過光憑各自的擅場卻也難以壓倒對方。

在誰也無法對誰服氣的情況下,包含柯與侯這2位總統候選人,中國國民黨的朱立倫主席、金溥聰侯辦執行長,台灣民眾黨的柯文哲競選總幹事黃珊珊、以及同黨的柯辦主任周榆修等人在內的各方,也就開始就未來的局勢演變、以及「如何將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考量,而有各自的算計。而在雙方從候選人的自我定位(例如侯友宜有很長一段時間宣稱自己已經是正式提名的參選人,不會自甘於副手)、到如何產生共同最強候選人機制等等方面,都有無法化解的核心矛盾的情況下,這些算計最終所指向的共同目標,很明顯的已經不再是「如何促成在野的真正整合與勝選」,而是「如果在野整合的戲演不下去,最後要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的敗戰處置。而這樣的走向,很明顯是無法滿足泛藍核心支持層,對「在野整合、下架民進黨」的期待的。

而10月14日藍白合會前會、以及會後的7點共同聲明,甚至是更之後的發展,也都可以印證以上的假設方向大致正確。

不管藍白合會前會會後聲明的第3~6點,作文比賽有多麼洋洋灑灑,其間又隱含雙方的多少歧見,由於「如何在雙方之間決定最強候選人」的機制,牽涉到上文所說的雙方各自擅場的緣故,因此,不難想見,各自所提出的最初方案,一定會順應各自的長處,以將長處的邊際效用最大化,侯陣營金溥聰執行長提出所謂的「民主初選(投票式初選)」方案,先不論時程安排的緊迫,以及選務工作所需的人力、物力與場地等因素,即使侯辦後來宣稱「願意禁止遊覽車動員」,但仍然很難不被視為對侯陣營有利;而柯文哲的全電話民調,無論「雙方共同決定5家民調公司」、「市話與手機各佔50%,最後數據採5家平均」說得多公平公正,但電話民調仍然對柯陣營明顯更加有利。在核心歧異巨大的情況下,要雙方如期「在10月15日中午前,決定下次開會時間」,也就益加緣木求魚。

之後的1個禮拜之間,雙方依然在整合候選人的機制問題持續打轉,民眾黨一側堅持全民調的防線、並堅稱民主初選「來不及、不可信且不可行」,只在不同的民調方案之間,有著權重及方式上的差異;中國國民黨方面,雖然政界屢有傳聞指稱「朱立倫、侯友宜、柯文哲及趙少康等人,曾經密會以進行調解與可能的權力分配」,但從之後的動向來看,大概是沒有什麼具體的結果,金溥聰為首的侯辦,則為了引君入甕、將最終談判破局的責任歸咎於柯文哲與其民眾黨,而故示退讓,宣稱可以採取民主初選與民調各半的方式,來整合出所謂最強的候選人,但,作為政治動物的柯文哲,在經過「就算是地方黑金勢力又怎樣,只要能夠擴充地方基層組織就好」,卻依然形同徒勞無功的階段以後,更加確定自己的長處在於年輕族群的空氣票,又怎麼可能會被侯陣營故示寬仁的方案騙走、放棄自己的堅持與立場?

於是事情就這樣拖到10月下旬,而10月下旬以後、特別是10月24日禮拜二這天雙方的交鋒,除了背後似乎有某些盤外因素在暗躍以外,也有至少一方已經開始益發急躁、希望能夠盡快達到某些目的的想望在其中。

這天,先是自由時報、聯合報及中國時報同步刊出侯友宜的大篇幅專訪,在專訪中,侯友宜宣稱自己能夠接受「侯柯配」或「柯侯配」,並延續先前開放民主初選與民調各半的基調,但要柯文哲在25日傍晚5點前做出最後答覆。而柯文哲眼見侯陣營與中國國民黨不可能完全棄守民主初選,也在當天下午2點召開記者會,用一堆場面話來鋪陳對中國國民黨此舉的不滿,聲稱中國國民黨此舉是「大黨打壓小黨」、「逼婚」,「在侯柯或柯侯配之外,完全沒有選擇餘地」,並駁斥侯陣營稱「包贏的方法才要跟我賭」,很明顯依然是無法接受中國國民黨的最後通牒。

針對柯文哲的反擊,侯陣營在當天傍晚5點,由朱立倫與侯友宜親自出馬召開記者會,延續柯文哲宣稱像是被逼婚的語境,侯友宜在一邊宣稱絕無逼婚之餘,卻也不忘語帶反唇相譏地,要柯文哲先回去確認「結婚對象是不是我」「你情我願,歡喜甘願才結得成」,似乎對柯文哲「近期遊走在侯郭2邊之間,還啟動獨立徵詢副總統候選人作業、意在爭取雅虎奇摩前總經理鄒開蓮點頭答應搭檔」等等舉措頗有微詞;而朱立倫針對柯文哲的不滿,宣稱柯文哲此舉是「婚前陣候群」,更是將此般令人作嘔的比喻的噁心程度推向新的高峰,最後侯友宜還補上最後一刀,宣稱如果產生最強候選人的機制還是無法談攏,最後沒有民調或開放初選,只能進入政黨協商,「聘金聘禮都不用了,媒人婆自己講一講」。

柯文哲在懷疑「侯友宜是否真有出任副手誠意」、甚至民眾黨一側還放出「侯友宜私下表示不當副手」的消息的情況下,面對朱侯2人的這番流暢反擊,只能在當天晚上摸一摸鼻子,說要再想一下,先暫時把話題止住。只是,隔天柯文哲針對中國國民黨堅持民主初選的論點,用「砒霜喝一罐是死,喝半罐也是死」的比喻來駁斥,加上截至25日傍晚5點時依然沒有做出回應,很顯然,至少可以確定的是,雖然週邊還有蔣萬安等人持續試圖打圓場,「如何產生最強候選人」的協商作業,可以說差不多破局了。

至此,在野整合出最強候選人方式與機制的談判,已經形同「棋局已殘」,而且台灣社會與台灣人,也都在此般幾乎毫無營養可言的論議當中,各自虛耗掉半年多的時光,讓有識者徒生「人生有多少個半年,你們藍白2黨這半年到底讓台灣人看了什麼」之類的怨言與感嘆,說藍白合的結局是「棋局已殘,眾人將老」,還真的不算是過份的評價。

合理預期,接下來的政黨協商,在遊走於正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4條第1項「搓圓仔湯」條款的觸法邊緣,以及「無論是中國國民黨、抑或是棋局盤外的中國黨政當局,目前都不願意、或者甚至已經沒有辦法,拿出大於柯文哲所預期,包含未來能夠入手的一次性總統選票補助款、以及未來4年的民眾黨不分區立委政黨票補助款在內的利益,讓柯文哲可以放棄選戰」,加上「勝選後有6千個位子可以讓藍白2黨分配」的支票也騙不到柯文哲的情況下,中國國民黨也沒有多少有效的手段,能夠促使柯文哲接受整合,政黨協商拖拖拉拉、鬥而不破的情況,會一直持續到2黨各自提出不分區立委名單、以及柯侯雙方各自覓妥副總統搭檔為止。最晚等到雙方各自找到副手搭檔的時候,藍白合的最後一層形骸,也就差不多到了倒下的時候,也許藍白2黨將不限制對方頭人,為己方的區域立委候選人站台,甚至藍白的立委合作,還將延續到明年新一屆立院開議以後,但雙方在總統選舉的部份,應該只剩下最後的棄保,而不再有什麼合作的空間了吧?

而如此蹉跎眾人光陰的殘局,以更高層次的意義來看,則可以說是「中華民國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面對台灣又一次決定未來走向與前程的十字路口時,由於其內部的各自變化、甚至是制度失靈等等的緣故,而開始出現既有組織、團體或機制局部失靈的一大象徵。

先不論民進黨與台灣選民內部,左與右、英系與非英系之間的斷層伏線等問題,藍白2黨的在野陣營無法再出現新且能夠服眾的政治明星、用相對正當一些的主張(而非「下架民進黨」式的無實仇恨動員)來引領潮流,導致力量分散、無力整合,中國當局在經濟凋敝、黨政當局財政吃緊的情況下,除了減法式的盤外戰術、以及輿論吹風或假造式的輿論戰之外,也已經拿不出多少貨真價實的資源來利誘在野各方、讓在野各方接受中國在盤外的整合安排,這些都是導致本次大選在野整合陷入泥淖的直接因素。更值得讓人長期觀察的是,造成這些直接因素的更深層原因(例如預期在野勢力在逐漸喪失赤色資金的潤滑下,萎縮與傾軋同時發生;中國陷入複合性全面政經與社會危機),對於中華民國台灣的在野陣營也好、對於中國黨政當局也罷,在不遠的未來,也都將會成為發生更大規模不安與動盪的種子吧?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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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27 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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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聯移工逼近十萬:台灣移工政策為何讓黑工市場坐大?從仲介費,查緝落差到治理失靈的系統性警訊

台灣的移工政策真正的矛盾,從來不是「台灣對移工有沒有吸引力」。事實恰好相反:台灣之所以持續吸引移工,是因為薪資落差巨大、工作機會密集,甚至連非法就業都能形成穩定市場。當一個制度能讓人願意支付高額仲介費、甚至在失聯後仍選擇留下承擔風險,這代表台灣不是缺乏吸引力,而是管理結構出現失衡:合法市場被限制,非法市場卻因高報酬與低成本而被放大。 失聯移工數量接近十萬,不能再被視為「偶發」或「個案道德」。它是一種制度結果:供需被人為扭曲、執法成本不足、責任分散到看不見的地方。現行架構下,主管機關常以「引進人力」為主、以「收費機制」為輔,後端的轉職彈性、黑工需求端查緝、以及違法獲利的切斷,反而變成各部門互相推給對方的縫隙。結果是:守法雇主承擔更多程序成本,非法雇主以更少風險取得更彈性的人力,市場訊號自然會把人推向地下化。 很多討論把焦點放在仲介費,但仲介費最多只能解釋「為什麼需要快速回本」,解釋不了「為什麼黑市能長期存在」。更關鍵的是黑工的薪資溢價與現金流速度。對背債來台的人來說,合法工作若受限於工種、工時與轉職禁令,黑工卻能提供更高日薪、更少限制、更快入袋,差距足以構成明確的經濟誘因。當違法收益遠高於違法成本,逃逸就不再是道德問題,而是一種被制度鼓勵的理性選擇。 要讓失聯問題真正下降,政策必須反過來改變成本結構。第一步不是喊口號,而是讓非法市場「不划算」。對於非法雇主、地下仲介與收留網絡,罰則必須與實際獲利等量級,並強化查緝密度與追金能力,讓「被抓」成為高概率事件,而非低概率罰款。第二步是鬆動合法市場的僵硬設計。有限度的跨職類轉換、可追蹤的轉換機制、以及更透明的媒合平台,能降低移工「只有逃逸才能換工作」的誘因,讓人力回到可管理的合法軌道。第三步是源頭管理:從招募、訓練、契約資訊透明到仲介機制的改革,必須以降低資訊不對稱與債務壓力為目標,而不是讓成本與風險持續外包給雇主與社會。 此外,移工大量進入社區、工地與家庭照護,文化摩擦本來就會上升。問題不在多元本身,而在配套不足:語言訓練不夠、社區支援不足、雇主與移工對服務標準期待落差,最後都會轉化為民怨與標籤化。當治理缺席,多元就容易被政治化、情緒化,社會裂痕只會更深。 移工可以是台灣產業與照護體系的重要支柱,但前提是制度要讓「守法」成為最有利的選擇。若政府只擴大引進數量,卻不處理黑工需求端、轉職彈性與執法落差,失聯數字不會自然回落,地下市場只會更成熟。台灣需要的不是更激烈的情緒辯論,而是把合法市場做強、把非法市場做窄,讓治理回到可計算、可執行、可問責的軌道。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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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聯移工逼近十萬:台灣移工政策為何讓黑工市場坐大?從仲介費,查緝落差到治理失靈的系統性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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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移工政策真正的矛盾,從來不是「台灣對移工有沒有吸引力」。事實恰好相反:台灣之所以持續吸引移工,是因為薪資落差巨大、工作機會密集,甚至連非法就業都能形成穩定市場。當一個制度能讓人願意支付高額仲介費、甚至在失聯後仍選擇留下承擔風險,這代表台灣不是缺乏吸引力,而是管理結構出現失衡:合法市場被限制,非法市場卻因高報酬與低成本而被放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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