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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三種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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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浮動的王毅們、「人形電子念佛機」侯友宜,「自以為PUA高手」馬英九

隨著中國當局近日公佈多項經濟數據,稍有正常判斷力的人,應該不難得出「中國經濟不僅陷入深長的實質衰退,甚至可以說面臨自1979年進入改革開放以來,最大規模的全方位挑戰」的結論,然而,作為中國黨政最高領導人的習近平,由於自身見地與智識的侷限,非但未能意識到「為什麼自己愈努力,結果卻將他所領導的國家,在內外局勢上推向益加危險的境地」的大問題,反而會更加勤奮地去做那些他所認為正確的事情。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當局對該國經濟困局近乎一籌莫展的同時,卻也持續透過扣留外商幹部、報復特定外資企業等等的方式,讓西方各國為首的外資,更加意識到中國經商環境的不穩定、以及在華投資等事業的不可持續性,即使這樣最終會傷害到中國在國際加工出口體系的地位、增加該國的失業人口與社會動盪,中國當局依然不改其志。至於國際事務方面,在早早定於一尊的習近平親自指揮之下,中國當局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各國之間的關係,陷入自六四天安門事件後的冰點,但中國當局卻也不想改善逐漸惡化中的國際形象,反而從軍事到外交都更加張狂,不僅挾其軍力四出侵擾台灣、日本、韓國及菲律賓等近鄰,更與俄羅斯、伊朗及北朝鮮等國拉幫結派,儼然有成為新軸心國之勢。

就拿自10月7日起,以「哈瑪斯向以國中南部各大城市,發射數千發火箭彈」為序幕,並配合地面奇襲造成以國軍民慘烈死傷,以致於以色列展開國防軍全面反擊及動員,眼看以軍在完成對加薩包圍的同時,已有隨時能夠將多點小規模突襲轉為全面地面戰之勢的最新一波以色列-哈瑪斯戰事來講,不乏論客或學者專家,作出「哈瑪斯與其直接靠山伊朗,背後很有可能存在中國與俄羅斯的直接支持,不僅有『使西方國家能夠稍稍減緩對烏克蘭的支援,進而分散俄羅斯在侵烏戰場上所受壓力』的意味,同時也有促使美國分散對印太地區關注與資源分配,為中國爭取舒緩圍堵的因素」的推論,進而懷疑中國當局是本次戰事的幕後黑手總本山之一,而中國當局也因為此次戰事,而同時陷入「是否必須在以巴之間做出取捨」、以及「如何重新強化中國在中東議題存在感」的壓力,進而使中國當局外交局勢有更加惡化的可能性。

中國當局面臨以上困局所想到的方法,是由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為首的大小外交官員,重新打出「以巴兩國論」,宣稱巴勒斯坦人在國際社會遭受長期不公,只有讓巴勒斯坦正式建國、與以色列並立於中東,才能為中東地區帶來長久的和平,可以說中國當局所提出的方案看似好聽又不得罪人。

但,稍有中東事務常識,並對中國面對不同方面國際議題的立場,有較廣闊觀察的人,很難不會質疑中國當局重新提出以巴兩國論的背後,至少存在以下的問題:

1.中國當局長年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以及作為其後身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但巴人自治政府長年存在法塔與哈瑪斯二派鬥爭的問題,不僅法塔存在長期收受各國官民捐贈、進而導致貪污腐化的問題;哈瑪斯更不乏遭人指斥「重視聖戰更甚於巴勒斯坦建國」、以及「其根據地加薩民眾,不過只是他們向國際社會騙取援助與資源的工具」等等的負面情況,中國當局如果真有對中東事務下過一定工夫,多少會對「這二派到底有多少真心誠意來推動巴勒斯坦建國事業」這件事了然於胸才對。

2.更嚴重的問題在於,中國主張以巴兩國論,反而突顯出自身面對類似問題的標準浮動不一、以及赤色中華帝國主義具有強烈侵略心向的種種情況。對於台灣人來說,台灣之所以還無法獲得正式的主權國家身份,外部最大、作用力最烈的困局製造者兼霸凌者,無疑正是中國當局,但只因「台灣是以習近平為首的赤色中華帝國主義者們,意欲把美國趕出印太地區、在東亞打造其勢力圈,並與美國爭奪世界唯一超強地位的首要目標」,所以當王毅與他的國台辦同夥們,面對台海和平問題的時候,也就會捨棄他們面對以巴問題的標準,改換上一種如同喬治.歐威爾名著《一九八四》一書中,男主角溫斯頓所身處的極權黨國「大洋國」,宣傳系統生產的種種胡言亂語與夢囈般的政治語言,逕自宣稱「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必將回歸中國」,並以其規模巨大的軍力為後盾,強要包含台灣在內的國際社會認同此般狂悖囈語。中國當局與其主事者的虛偽與貪暴由此可見一斑,甚至可以說是當世中國人精神面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當中國當局透過面對以巴與台海的標準不一,展現出他們既標準浮動、同時兼具虛偽與貪暴的精神氣質,並據此對台灣展開和戰攻勢,試圖將台灣拐騙入手,以將台灣的各種資源,用於填補改革開放至今,黨國體制在財政及金融等系統所製造出的巨大黑洞時,台灣竟有不肖政黨與所屬政客要角,與配合中國當局意志的第五縱隊式新舊媒體、以及各路輿論領袖,在台灣臨近2024年中華民國總統.立委大選的關鍵期,與中國當局同聲一氣,配合中國當局攻勢起舞,不以為赤色病虎作倀為忤、反而大有以此為榮之勢,其中又以中國國民黨正式徵召提名總統候選人—新北市長.侯友宜,以及同黨的中華民國前總統.馬英九為箇中翹楚。

先說侯友宜。眾所皆知,侯友宜本為警官出身,在中國國民黨蔣經國總統時代—亦即戒嚴時期末期,曾現場指揮拘提鄭南榕先生等案,卻仍獲陳水扁總統拔擢,歷任刑事警察局局長及警政署長,在馬英九政權時代雖遭冷凍於中央警大校長一職,但對黨國遺緒仍不改其效忠之志,終投入新北市長朱立倫門下,先任副市長、習得媒體公關經營及光環護體之術,後接班當選市長並連任至今,因屢獲百萬以上高票,而一度被視為中國國民黨最強地方首長、以及總統大選最強人選。

然而,侯友宜本質不過一警察官僚,在新北市長任內,並未對台灣各方面大政有所進修精進,以致於在2023年初,獲拱為中國國民黨總統大選最強戰將後,就台灣與中國間的所謂兩岸關係、以及其他方面的國際事務,竟然只能找中華民國前總統.馬英九、以及馬某人在政界的一幫同夥或前下屬,在公餘為其惡補加強該等論述。在侯友宜本身才具如何頗待商榷、而灌輸又如此急就章的情況下,侯友宜的相關論述,也因此成為馬英九一系、以及儼然在馬英九一系背後下指導棋的中國當局所謂兩岸論述的人形電子念佛機。

於是,侯友宜的所謂兩岸論述,已經在「兩岸兵兇戰危」、「只有他能夠為兩岸帶來和平」之類的陳詞套語間打轉至少有半年之久,但關於為什麼他會認為兩「岸」兵兇戰危,他也只會複述中國當局與其在台各路僕從走卒說法,宣稱全係民進黨政府不願接受一中各表與九二共識所致,而完全無視於「民進黨政府從未抱持所謂『反攻大陸』一類念頭、也未主動對中國開啟軍事挑釁,強化國防安保但以抵抗侵略、自存自衛為念」、以及「中國當局始終是台海和平不靖唯一元兇,近年來對台灣從動輒尋釁舉行軍事演習、到針對性的各種軍事佈署,再到只要天候允許就無止無休的機艦擾襲,惡行惡狀不一而足」的情況,他荒謬的言論,也實在很讓人懷疑「他到底現在是在選『中華民國台灣』的公職,還是中國黨政中下級官員在等待上級關愛的眼神」?

相較於中國當局高層們的虛偽與貪暴,侯友宜則因為自身並沒有什麼創造力可言,任職警官時受令於上級,擔任副市長或市長不是受令於市長、就是蕭規曹隨或裝忙,在有事情發生時多半選擇文過飾非,競選總統更是在重要的外交大政等方面,完全照搬中國當局與其在台僕從同夥的說法,所以比較近似於漢娜.鄂蘭所稱的「平庸之惡」,代表的是當代中國人順從上級或權威、完全不會反思「這樣做有什麼不對」的從眾。然而,若民主體制出現局部失靈,將這樣的從眾送上他能力實際上無法承擔的大位,將會對所在場域造成相當程度的災難,這點看這幾年的新北市,特別是侯市府從武漢肺炎防疫措施與疫情、治安到嬰幼兒等等領域的表現,就已經算是非常清楚了,實在沒有必要將他送進總統府、更沒有必要讓他為台灣帶來更大的災難。

而馬英九方面,綜觀他自當選台北市長開始、乃至於擔任2任8年的中華民國總統,再到退休後的生活,不只是標準的為虎作倀範本,同時更像是惡用PUA(Pick Up Artist)技術的所謂「把妹達人」之流,以包含心理操縱在內的各種手法,讓台灣人產生「台灣已經被國際社會孤立了,只有完全投向中國,才能讓台灣獲得依靠」的錯覺,以為他接下來的政治目的服務。由於他的罪行實在罄竹難書,一一細述恐怕將使本文篇幅大增,這裡僅舉近期他再度訪問美國後的言行表現為例。

馬英九這次訪美,可以說是延續他自擔任中華民國總統至今「為中國當局併吞台灣的目的而服務,以PUA技法孤立台灣、壓縮台灣國際生存空間」的基調,持續運用他的影響力,影響外國對台灣的觀感。

例如,16日他在紐約大學發表演說時,繼續無視於「中華民國憲法對台灣人而言,本質上只是過渡時期基本法,其效力不得用於限縮『台灣人透過行使住民自決公投啟動建國程序』一類權利」等有國際法作為學理基礎的法律事實,逕自向聽眾宣稱「中華民國的憲法與中國的憲法,都規定兩岸不是兩個國家」。另外,他在這次的演說當中,也不忘離間美台關係,宣稱美國不應該把台積電當武器、將台灣如同烏克蘭般當作戰場,同時影射美國部份人士介入台灣選舉;此外,他在演說中,更要美國政府重回支持兩「岸」協商的路線,種種親中侮台欺美的情狀,直令有識者憤怒不已。

不過,稍稍值得慶幸的是,過去美國對中綏靖時代,馬英九的言論與立場,很對歐巴馬前半期對中國寬容到「願意讓中國炒作『美中共管太平洋』的”G2″主張」的胃口,但,就如同俊男美女再怎麼保養,也終將走向遲暮、難以逃脫皮相老化的命運,而無法再繼續依靠外表及PUA技法拐騙異性的情況般,馬英九多年如一日的主張,已經與美國社會逐漸明確化,至少政壇主流已經沒有多少人敢正面反對的抗中基調相悖,如今的美國政界,應該不會有多少正常人,再把馬某人的論調當作是台灣政界與民意的主流了吧?

講了這麼多,台灣人萬萬不能忘記的是,無論是虛偽又貪暴的黨國高層、或者具有「平庸之惡」屬性的人形電子念佛機,又或是已經遲暮的自以為PUA達人,這幾種中國人的存在,不外乎是為「試圖讓台灣人的對中心防弱化,以讓台灣不戰自潰、使台灣被中國竊佔」一類的中華帝國主義式目的服務,台灣人在面對即將到來的關鍵決斷,必須對這些中國人與他們的謬論,多一點抵抗力與免疫力,讓台灣能夠用更加強健的社會體質,面對未來的更多挑戰。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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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22 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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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聯移工逼近十萬:台灣移工政策為何讓黑工市場坐大?從仲介費,查緝落差到治理失靈的系統性警訊

台灣的移工政策真正的矛盾,從來不是「台灣對移工有沒有吸引力」。事實恰好相反:台灣之所以持續吸引移工,是因為薪資落差巨大、工作機會密集,甚至連非法就業都能形成穩定市場。當一個制度能讓人願意支付高額仲介費、甚至在失聯後仍選擇留下承擔風險,這代表台灣不是缺乏吸引力,而是管理結構出現失衡:合法市場被限制,非法市場卻因高報酬與低成本而被放大。 失聯移工數量接近十萬,不能再被視為「偶發」或「個案道德」。它是一種制度結果:供需被人為扭曲、執法成本不足、責任分散到看不見的地方。現行架構下,主管機關常以「引進人力」為主、以「收費機制」為輔,後端的轉職彈性、黑工需求端查緝、以及違法獲利的切斷,反而變成各部門互相推給對方的縫隙。結果是:守法雇主承擔更多程序成本,非法雇主以更少風險取得更彈性的人力,市場訊號自然會把人推向地下化。 很多討論把焦點放在仲介費,但仲介費最多只能解釋「為什麼需要快速回本」,解釋不了「為什麼黑市能長期存在」。更關鍵的是黑工的薪資溢價與現金流速度。對背債來台的人來說,合法工作若受限於工種、工時與轉職禁令,黑工卻能提供更高日薪、更少限制、更快入袋,差距足以構成明確的經濟誘因。當違法收益遠高於違法成本,逃逸就不再是道德問題,而是一種被制度鼓勵的理性選擇。 要讓失聯問題真正下降,政策必須反過來改變成本結構。第一步不是喊口號,而是讓非法市場「不划算」。對於非法雇主、地下仲介與收留網絡,罰則必須與實際獲利等量級,並強化查緝密度與追金能力,讓「被抓」成為高概率事件,而非低概率罰款。第二步是鬆動合法市場的僵硬設計。有限度的跨職類轉換、可追蹤的轉換機制、以及更透明的媒合平台,能降低移工「只有逃逸才能換工作」的誘因,讓人力回到可管理的合法軌道。第三步是源頭管理:從招募、訓練、契約資訊透明到仲介機制的改革,必須以降低資訊不對稱與債務壓力為目標,而不是讓成本與風險持續外包給雇主與社會。 此外,移工大量進入社區、工地與家庭照護,文化摩擦本來就會上升。問題不在多元本身,而在配套不足:語言訓練不夠、社區支援不足、雇主與移工對服務標準期待落差,最後都會轉化為民怨與標籤化。當治理缺席,多元就容易被政治化、情緒化,社會裂痕只會更深。 移工可以是台灣產業與照護體系的重要支柱,但前提是制度要讓「守法」成為最有利的選擇。若政府只擴大引進數量,卻不處理黑工需求端、轉職彈性與執法落差,失聯數字不會自然回落,地下市場只會更成熟。台灣需要的不是更激烈的情緒辯論,而是把合法市場做強、把非法市場做窄,讓治理回到可計算、可執行、可問責的軌道。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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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聯移工逼近十萬:台灣移工政策為何讓黑工市場坐大?從仲介費,查緝落差到治理失靈的系統性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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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移工政策真正的矛盾,從來不是「台灣對移工有沒有吸引力」。事實恰好相反:台灣之所以持續吸引移工,是因為薪資落差巨大、工作機會密集,甚至連非法就業都能形成穩定市場。當一個制度能讓人願意支付高額仲介費、甚至在失聯後仍選擇留下承擔風險,這代表台灣不是缺乏吸引力,而是管理結構出現失衡:合法市場被限制,非法市場卻因高報酬與低成本而被放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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