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新加坡前外交部長楊榮文獲邀請，來到台灣參加泛藍色彩濃厚的「亞太千里論壇」，在該論壇中，發表以「一個新加坡人視角下的兩岸關係」為題的演說，針對美中台之間的三角關係，提出以下的看法：
1.關於台海現狀
楊榮文認為，「兩岸分治現狀既不穩定又虛幻、無法長久維持下去，台灣只有在美國的支持下，才能維持和中國大陸分離的狀態，而美國能支持多久，取決於美中之間軍事力量平衡的變化，隨著此般平衡向中國大陸傾斜，台海情勢會發生變異。」
2.關於美台關係
楊榮文宣稱，「台灣是美國在第一島鏈圍堵中國的關鍵地區，美國對台政策並非出於愛護台灣人、而是將台灣當作對付中國的棋子，台灣領導人不僅要避免被美國利用，也不應該為獨立而利用美國，對台灣而言，投機取巧相當危險。」
3.關於中台關係
楊榮文並稱，新加坡作為中國和台灣這個「華人家庭」的親戚，可以理解「台灣在層經歷威權統治的情況下，為什麼許多人不希望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因此，他認為，「建立一個『中國人的邦聯』，為兩『岸』可能的未來方向」、並稱「邦聯只是一個可能的架構，細節可以放上談判桌來談，台灣的主要政黨可以考慮以某種方式，將邦聯的概念納入黨章，以此致力於導向最終和平統一的漸進式過程」。為行文方便，以下將楊榮文的此般論調，簡稱為「邦聯統一論」。
恕筆者直言：
如果把發言者的名字及經歷遮去，讓擁有正常判斷力與智識的台灣人，在看過這篇演說稿後判斷發言者及發言場合，很難不會朝「這篇演說又是哪個國家的親中親共華人僑領，在『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之類的親中親共僑團集會場合中發表的吧？」的方向聯想，畢竟這些親中親共人士，可以說不管在哪個場合，都很喜歡借題發揮或偷渡個人親中心向。
這樣的演說內容，在美國與中國之間還沒有因為美中貿易戰而出現齟齬，外交及區域安全保障意義的印太構想，也還沒有取得主導地位的時候，在所謂的華人世界，可以說是多如過江之鯽，但，為什麼在中國經濟陷入1979年所謂「改革開放」以來最大危機、外交遭到西方國家逐漸孤立，只剩軍隊規模及核武儲備，還能用來恫嚇其他國家的時候，新加坡卻還有政治人物，像是腦筋轉不過來、或是沉湎於舊日好時光似的，配合中國當局的對台策略起舞？而在「楊榮文絕非新國政界孤例」的前提下，為什麼新加坡政界對於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會普遍抱持類似的觀點？楊榮文的發言內容，又存在怎樣的錯誤、問題及盲點？邀請楊某人來台灣演講的特定政治勢力，又是基於什麼樣的目的？這些問題，筆者將在下文一一解析。
一.為什麼新加坡政界普遍抱持親中觀點、願意在國際社會上擔任中國的另類代言人？
新加坡在外交與安全保障的政策上，有一定程度的分歧。
就安全保障的意義而言，新加坡是1971年由英、澳、紐、新、馬所簽訂的「五國聯防」條約成員，在1965年獨立後，以以色列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為師，建立新加坡的國家軍隊—新加坡武裝部隊，並與美國、澳洲及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發展出密切的國防合作機制，特別是配合新加坡特有的城邦國家環境，而發展出的「星光計畫」等移地訓練模式，同時也開放位於其本國的樟宜海軍基地，供美國海軍作戰艦輪值靠泊駐防，以作為南海平衡政策的砝碼。而新加坡武裝部隊在武器裝備方面，無論是自行研發製造、抑或是向外採購，也都是依循北約規格，空軍主力更是清一色採用美國的F-15及F-16戰鬥機，如果單純以國防軍備來看，新加坡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可以說是不折不扣的親西方國家。
但，一如前述，新加坡在外交政策方面，卻與國防安保政策的情況，有相當程度的差異，簡單的說，新加坡在外交政策方面，講好聽一點是靈活，講負面一點就是兼有投機、搖擺及事大主義的性格在其中，而這又與新加坡自1959年成立自治邦以後的發展過程，有一定程度的關係。
1959年新加坡自英國獨立、成為大英國協體系下的一個自治邦後，在1963年8月，與馬來亞、沙巴及砂勞越合組「馬來西亞聯邦」，但合組聯邦後的新加坡與聯邦政府之間，卻因為：
1.當時聯邦政府的執政黨「聯盟」（「國民陣線」前身），在1963年的新加坡州議會大選中，試圖透過在州議會大選派出候選人的方式，讓「聯盟」取代行動黨在該州執政，導致「聯盟」在先前與新加坡自治邦時代即已執政、由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以下簡稱行動黨）之間簽署，以相互尊重對方既有執政地位為內容的君子協定因此破裂，並連帶導致聯盟與行動黨交惡。
而李光耀與行動黨，在「聯盟」打破君子協定的情況下，有鑑於新加坡州加入後，馬來人與華人的人口比例，大約都在40%上下，在1964年的第2屆聯邦下院大選中，決定放棄信守君子協定，不僅在選舉中打出「馬來西亞人馬來西亞」口號、跟聯盟的「馬來人的馬來西亞」的主標語打對台，更將提名候選人的觸角躍出新加坡州之外，雖然只比選前多出1席，但也已經足夠讓當時的聯盟領導人兼聯邦政府總理—東姑．阿布都拉曼，對行動黨提高戒心。
2.而新加坡州與聯邦政府之間，因為對「新加坡州在聯邦中的地位」的問題，認知有明顯落差（前者認為新加坡州應該是聯邦的4大主要構成部份，後者則認為新加坡州應該只是聯邦14州之一），爭議並延伸到具體自治權限的分配與劃分、摩擦漸增，加上1963年以來所累積的選舉恩怨，終於讓吉隆坡的聯邦政府，決定將新加坡趕出聯邦，新加坡因此在1965年8月成為獨立國家。
這樣的「被」獨立、而非純然出於自身意願而爭取獨立的情況，可以說是「新加坡在日後以台灣與中國之間調人自許、希望將台灣與中國『送做堆』的時候，無法理解『為什麼有一定比例的台灣人，想要結束中華民國體制、建立自己的獨立國家』這件事，並因此對台灣獨派本土派、以及有台灣獨立自主傾向的政府，都抱持相當不友善的態度」的一大主因。
新加坡「被」獨立後，在透過「冷藏行動」降低人民行動黨與新加坡的左翼色彩的同時，一度與也具有威權統治及開明專制的色彩、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政權相當友好，長期擔任新加坡總理、掌握新國統治實質大權的李光耀，更因此與在1960年代末期開始逐漸取代其父親、實質掌有中華民國政府大權的蔣經國，發展出某種型態的私人友誼。
但，眼見中國自1979年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後，看似經濟發展潛力不惡的情況，新加坡政府開始產生「在如同西方各國般開始對中國投資的時候，也可以在外交方面引中國為援，來制衡與新加坡有宿怨的馬來西亞、以及跟馬來西亞一樣都是伊斯蘭教國家的印尼」的想法，於是新加坡開始與共產中國逐漸接近，並且在台灣與中國關係的立場上，與中國當局的論述逐漸趨同、甚至逐漸產生「透過撮合台灣與中國統一、將台灣獻給中國作為伴手禮的方式，來促進中國與新加坡間邦誼」的想法，這是台、中、新三方關係在1990年代初期逐漸發生質變的主因。
而1988年1月蔣經國死於中華民國總統任上後，副總統李登輝依法繼任，並度過上台後艱險的黨內權力鬥爭時期、成為中國國民黨的主流派後，雖然一方面接受新加坡中介，由行政院陸委會的白手套機構—海基會—的董事長辜振甫，與中國當局的白手套對口—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於1993年4月在新加坡舉行第一次辜汪會談；但李登輝總統也逐漸對「新加坡李光耀-吳作棟政權，出於自身在中國利益等因素的著眼，亟欲撮合台灣與中國」的傾向有所警戒，並導致「中華民國在台灣」與新加坡的關係，不若1970~1980年代熱絡。
等到新加坡在中國的投資總額達到一個程度、更發展出「蘇州工業園區」這樣的產業聚落，而「中華民國在台灣」則在2000年達成首次的中央政府執政權輪替後，由於陳水扁政府的立場從中間路線逐漸向台灣本位移動，並且堅定應對中國的恐嚇、武嚇及利誘等措置，於是在新加坡政府的眼中，台灣逐漸變成一個不肯受其誘引、不願受該國擺佈的不逞者，這才有2004年時任新國外長的楊榮文，在聯合國大會配合中國當局立場、發表反台獨演說，而導致「中華民國在台灣」陳水扁政府外長陳唐山，以「新加坡不過只是鼻屎國」反譏的隔空交火事態。
馬英九執政時期，「中華民國在台灣」儼然成為共產中國的兒政權，中華民國政府自陷於一中框架，換取中國當局歡心與恩賜一定的外交空間，而新加坡也自認為有更多在台灣與中國之間關係揮灑的舞台，這樣的心態在2015年馬英九與習近平在新加坡舉行「馬習會」中達到最高峰。但，自從2016年蔡英文當選總統後，雖然蔡英文一方面透過「開放更多港澳民眾來台就學、居留及定居」等方式，試圖引進更多華人，以幫「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體制來延長壽命，不過蔡英文卻也沒有讓新加坡，如同馬英九8年執政時期般，有在台灣與中國之間關係指手畫腳的空間，新加坡的謀略，也因此有很長一段的時間無法得逞，直到新國前外長楊榮文，近期基於「2024年泛藍政黨可能有機會重返執政」一類的想法，受泛藍勢力邀請、來台參加論壇，推銷他的「邦聯統一論」為止。
可以這麼說，新加坡政界自身的外交與經濟利益想定，加上追求「在台灣與中國之間成功扮演調人」歷史定位的集體意志，是新加坡政府在外交方面游移於美中之間、並在台灣與中國之間關係明顯傾向中國立場的主因。
二.楊榮文的「邦聯統一論」有什麼問題或盲點？
相較於上文中，新加坡從李光耀執政末期、直到李光耀在吳作棟內閣以「國務資政」頭銜，擔任實質上的太上王或攝政開始，所長期保持的「無論如何就是要把台灣與中國送作堆，至於要採取什麼政體、要不要採行一國兩制模式，則不是新加坡關注的最重點」立場，楊榮文自認為「邦聯統一論」已經兼顧到台灣人的意願、同時又讓中國達成夙願，會自以為有所善意、面面俱到，也是合理的推論。
但，楊榮文在提出自鳴得意的架構的同時，卻也嚴重高估中國當局信守承諾的可能性。中國—圖博「十七條協議」之類比較遙遠的案例先不提，中國在1984年「中英香港前途聯合聲明」中，承諾香港在1997年後維持「50年不變」，但中國當局維持了多久？直到反送中運動與其後的彈壓清算等措置為止，只維持了大約22年！有這麼近的案例，楊榮文還相信中國能夠信守承諾，不會以武力及在台第五縱隊為後盾，在邦聯框架中，塞進更多有利於中國自己、而逐漸使得台灣被傀儡化的內容嗎？如果跟中國組成邦聯真的那麼好，楊榮文為什麼不在新加坡本國率先提倡「新中合組華人邦聯」之類的理論、以新加坡作為台灣表率？
以台灣的立場來講，很明顯的，用比較直接的話來講，楊榮文的「邦聯統一論」，根本就是「咒詛給別人死」、或者「拿別人的手去揍石獅」的體現。而楊榮文的此般論調，在台灣極統派以外的政治立場光譜，沒有什麼市場可言、甚至徒增罵名，也是合理的發展。
說到底，新加坡會有政府的前高級官員，執著於「台灣與中國必須統一」的聲音，甚至將自己達成歷史定位的快樂，建築在犧牲台灣民眾長久公共利益與權利的痛苦上，根本是「新加坡政府與執政黨自身，無法充分適應美中貿易戰開打後的世局變化，並適當的轉換外交政策立場」的適應不良症候群的後遺症。
或許在過去「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中國抱持綏靖心態」的情況下，讓中國保持一點樂觀的曖昧、犧牲台灣應有的國際法國家人格，可以讓包含新加坡在內的整個西方世界，享有更多與中國有關的商業利益；但現在時代已經變了，中國並沒有因為一度的經濟繁榮，而變得比較文明開化，反而會挾其虛胖的經濟力，試圖腐蝕這個世界、甚至做起與美國爭奪唯一超強地位的危險幻夢，新加坡政府與執政黨，如果無法認清世局的根本性改變，執意要繼續為赤色病虎做倀，楊榮文「邦聯統一論」在台灣的反應，只會是新加坡外交政策方針全面失敗的開始，而不是結束。
三.邀請楊榮文來台參加論壇的泛藍勢力，又是基於什麼樣的目的？
至於邀請楊榮文來台參加「亞太千里論壇」的泛藍勢力，則是在2024年的中華民國總統大選中，配合中國當局對台操弄和戰兩手等等的介選謀略，借楊榮文之口，來試圖對台灣與台灣人，營造虛幻的國際氣氛，看能不能為侯友宜或柯文哲，再多騙到一些頭殼混沌的中間或淺藍選票。但，可以合理預期的是，有鑑於新加坡在台灣與中國間關係的立場，長期偏向於中國一側、罔顧台灣人的公共總意，達到前科累累地步的情況，泛藍的此般舉措，不過只是他們狹窄同溫層內自娛自樂的遊戲，在台灣社會的效果應該會很有限。
如同筆者在本文標題所說，「自以為是的善意，常常比純粹的惡意更加可怕」，因為有名為善意的糖衣包裹，使得一部分人忽略了糖衣之下的惡，等到藥丸或膠囊吞下，毒性發作，能夠有解毒劑解毒，都算是幸運的事情，最怕的是毒性發作而無藥可解。希望台灣人在2024年中華民國總統.立委大選的關卡、乃至於未來的每一個決斷時刻，都能夠有足夠的智慧與勇氣，判斷哪些提案—一如楊榮文的「邦聯統一論」般，對台灣人而言是包著毒藥的糖衣，而哪些政治倡議，則是真正有助於台灣固本強元、永續發展的良藥。
作者：江夏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