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臆想與幻覺 —淺議在野2黨3方的823和平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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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2024年中華民國總統、立委大選只剩4個半月,選情的混沌程度—特別是在野2黨3方的部份,堪稱是1996年總統大選以來之最,但,與其說在野2黨3方,是為了什麼樣的基本信念、或者特定領域政策主張上的差異,以論述的主導權為切入點,展開什麼樣的論辯與爭鬥,在野2黨3方更像是3群信念、立場及政綱主張差異並不算大的政治勢力,在至今為止都沒有人願意謙讓的情況下,為了爭奪在野陣營的政治主導權,展開赤裸但拙劣的政治鬥爭。

雖然在野一側也有柯文哲(與他的台灣民眾黨)之類的特異存在,不喜歡就各項議題及所需的政策對案,從所需的基本知識開始鑽研、進而形成真正能夠解決問題的主張,而是逐聲量而居,只要能吸引到最大範圍的選民注目、進而不計毀譽地創造聲量,他不僅什麼議題都願意去碰,也願意如同「怪人二十面相」般,快速地切換自己立場的表見外觀,並從中加入自己想操弄的部份,近期從無視台積電的綠電標準,宣稱「若要台積電就無法放棄核四」,再到宣稱「李故前總統生前曾經向他告知『特殊兩國論的重點在於特殊、而非兩國』,所以以後應該多講特殊就夠了」,都堪稱是柯式聲量戰的代表作;但,扣掉這些部份,在野2黨3方就台灣內外議題的立場,可以說是建構在以下的共識之上:

1.對內,在野2黨3方的政治人物們,實際上把台灣視為是自身取得政治權力的踏板、以及榨取各種有形無形利益的對象,不僅骨子裡充滿對台灣的鄙夷蔑視、以及「得不到的話,破壞掉也沒有關係」的心態,更無法基於純粹的台灣本位立場,持平檢討蔡英文總統2個任期內的利弊得失,遑論提出真正能夠切中時弊、將之導正到正確方向的改善方案;他們所擁有的,只有對民進黨近乎於本能或靈魂銘刻等級的仇恨,所以才會認為「下架民進黨」是解決台灣當前問題的一切妙方,並據此提出各種荒腔走板的政策主張。

2.對外,在野2黨3方的政治人物們,對國際社會政治及經濟趨勢的認知,以美中貿易戰作為座標,他們或精神停留於貿易戰爆發前自以為的往日美好,或認同那樣的往日美好、並將之作為值得追求重新恢復的理想型,或者抱有其他無法一見即知的目的。

因此,在野2黨以侯柯郭為首的政治人物們,在經濟方面,不僅無視於中國經濟自今年年初開始明確可視、遍及經濟體系的各個領域的毀敗狀態,更固執地向台灣社會宣傳,宣稱「中國經濟與市場,仍然是台灣經濟僅有的活路」,而中國當局也如同呼應似的,不時以開啟貿易調查、揚言廢除ECFA協定,以及禁止進口芒果等農產品等手段,為在野政客們鼓譟助陣。

在外交與國防方面,在野2黨3方與其週邊人士,一方面認為台灣必須重返他們自以為的一中各表或憲法一中,但,實際上,他們的主張,卻呼應中國黨政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兩岸同屬一中」與「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有將台灣鎖進一中框架的危險;另一方面,他們更配合中國操弄的和戰議題起舞,認為「當今兩『岸』兵兇戰危」,「必須透過增加接觸的方式,促進兩『岸』對話,以期和緩兩『岸』局勢」,同時也反對台灣重整軍備、強化國防,在他們的眼中,這些都是挑釁中國的舉措,不利於所謂的兩岸和平。

雖然以上的種種主張,脫離現實的程度令人愕然,同時也不能不忽視「如果他們的主張得逞,將會讓台灣陷入多危險的境地」的嚴重性,但他們卻樂此不疲,將「下架民進黨」及「兩『岸』和平」,作為他們在大選中僅有的、貧乏的主軸,並根據個人特性,展開各式各樣的變化型。

也正是因為如此,作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中國政府的工具,運用各自的手段,將冷戰當時自由世界及共產集團的領導國家—美國及蘇聯—拖下水,並且以台灣充員兵及金門當地民眾的生命、健康及安全等要素為代價,實現「以金馬為鐐銬,將1952年舊金山和約後尚待實施住民自決公投的台澎,繼續鎖在中國框架」目標的一場假戰—「823砲戰」,以及其事發的主戰場—中華民國福建省金門縣,在適逢事發屆滿65週年、距離大選只剩4個半月的現在,也就成為在野2黨侯柯郭3方、以及週邊一干幫閑政客,配合中國宣傳撩撥「兩『岸』兵兇戰危」和戰議題的又一舞台。

大概是有感於自「716公平正義大遊行」以降,歷經7月底演唱會,乃至於仇女、前瞻計畫及核能發電等各種議題的波瀾後,不僅新鮮感不再、鯊魚模式的議題炒作已經到達極限,雖然民調方面目前跟侯友宜還算有來有去,但卻也出現支持率降至第三的可能性,被郭台銘挾重金併購、被迫實現郭柯合的壓力正在逐漸上升,加上上次郭柯金門一會可能留下不快經驗的緣故,柯文哲在今年的823,以「紀念活動不需要弄得像造勢一樣」為由,並沒有前往主舞台—金門,而是留在熟悉的個人主場—台北圓山忠烈祠,以緬懷陣亡將士為名義,開始他的823和平秀。

柯文哲在他的823和平秀之中,如果有什麼值得被視為重點的內容,大概有:

1.他基於一貫的親中觀點,認為所謂兩岸緊張的主因在於台灣一側,所以他以各黨間公親為己任,「希望能夠透過與各黨領袖對話,降低兩『岸』惡意螺旋」。但,筆者認為,他以為只要統合台灣各主要政黨間共識,就能夠降低他眼中台灣對中國的敵意,而絲毫不提要如何降低中國對台敵意、使中國放棄武力犯台及滲透浸潤顛覆台灣等敵性目標、尊重台灣自立的權利,未免有輕縱中國、對台灣過份要求的高度嫌疑。

2.柯文哲認為台灣與中國可以在不設政治前提的情況下,就經濟民生議題展開談判,並可以將金門作為所謂的兩岸和平實驗區,實驗雙方的政治及社會等制度。筆者認為,柯文哲恐怕是過度輕估中國當局談判時可以「無處不政治掛帥」的手法、以及各個領域很難與政治擺脫關係的現代社會本質,就算單純只論中華民國的現行法律,也要考慮到柯文哲此般主張一旦付諸實現,可能將涉及中華民國刑法外患罪的問題。

至於他品評郭侯2人關於金門與所謂兩岸的各自主張,雖然對郭台銘的「和平基金會」等部份主張,有些許「棉裡藏針」的意味,但就其他他認為有參考價值的主張,仍然不脫其「包牌」式論政的本質;而他臉書上的紀念文,雖然看似洋洋灑灑,但筆者確信,一旦問他要如何具體實現紀念文上的主張,他一定會閃爍其詞或轉移焦點,另外也相當嚴重的是,一開始就把年份寫錯,誤將事發時的民國47年寫為1947年,則是犯下連基本功都沒做好、也沒有妥為校稿的錯誤,很明顯是不用心,因此實在不值一哂。

如果說柯文哲的表演,一貫展現他令人眼花撩亂的包牌戰術、同時更用各種言詞包藏其親中親共的本音,那侯友宜的表演,扣掉一邊宣稱要再向郭台銘請益,但實際上卻也跟郭台銘在金門玩躲貓貓,根本不想跟郭台銘有什麼具體接觸的「口是心非」狀況,剩下的部份,特別是他對金門所提出的六大主張,看似以民生為念,實際上仍然包藏著使金門更加便利中國侵略的禍心。

「讓金門成為所謂兩岸的客貨樞紐」說穿了,其實就是馬英九時代「自由經濟示範區」概念的縮小版,「在金門發展觀光旅遊及影視文化城」,侯友宜的政策幕僚在幫老闆想出這樣的主張時,恐怕也沒有注意到「中國一般民眾消費力正在減弱,出國旅客較過去大減、國內觀光消費也較過去顯著衰退,金門發展旅遊除了吸引中國人以外又能吸引到誰」等等的問題,而金門發展醫療專區、以及金門大學恢復招收中國學生入學,最後能有多少中國人響應,同樣也是或直接、或間接的取決於中國方面的政治因素,但以「中國當局逐漸收緊一般民眾前往外國機會」的情況來看,最後如何也不容樂觀以視。

然而,最危險的部份,還是在2018年通水之後,響應中國黨政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新四通」概念,便利中國掌握金門民生命脈的通電、通氣及興建金廈大橋的部份,雖然侯友宜嘴巴上說「願意以國安無虞,作為啟動通電、通氣及金廈大橋公投的條件」,但誰知道侯友宜口中「國安無虞」的具體標準何在,是中國放棄對台針對性軍事部署,還是放棄武力犯台及併吞台灣的意念、不再妨礙台灣自行啟動建國程序?若中國根本無法達到讓台灣國安無虞的標準,台灣為什麼要答應讓金門與中國福建省通電通氣又通橋?金廈大橋的興建與否,是能夠讓金門單純透過地方公民投票決定的議題嗎?萬一真的興建金廈大橋,是不是為中國將來更進一步的軍事侵攻,創造地利上的有利條件?這些都是侯友宜主張中有待商榷的問題。

若要問在野823政治秀當中,誰的表演內容最荒謬?筆者認為,鴻海創辦人郭台銘所上演的和平戲碼,堪稱是其中荒謬程度的翹楚。

郭台銘在金門所呈現的樣貌,是一個深受中國當局灌輸戰爭恐懼及和戰抉擇等意念洗腦、終至不可自拔境地的七旬老華人富豪,不僅以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態勢,向周遭從金門一般民眾到外國媒體記者的人們,宣傳戰爭即將爆發的危機,更以一種「只有我才能帶來『我們這個時代的和平』」的架勢,像新興宗教的布教者般,兜售他自以為高明的和平方案支票。

於是,他延續7月中在美國華盛頓郵報刊登所謂和平倡議的基調,先是在台灣三大報以頭版的半版廣告,再刊登一遍他所謂和平倡議的中文版,買下電視廣告時段加強宣傳,更將金門作為推銷其和平方案的主舞台,在舉行所謂主流民意大聯盟的造勢動員餐會時,宣佈將投入2千萬美元,成立所謂金門和平倡議基金會、推動創設所謂兩岸和平協商辦公室及兩岸和平戰略研究院,更將建立所謂新媒體平台,來推廣所謂有利推動兩岸和平的訊息,方案洋洋灑灑,令人感到奇妙莫名,相形之下,「要中國當局尊重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等發言,不過只是掩飾他深紅赤紅本質的偽裝膏罷了。

恕筆者直言,先不論郭台銘政治支票及承諾的兌現率、因此而生的公信力,以及其主張可能觸犯當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等等的問題,郭台銘雖然看似深愛中國與所謂兩岸關係,但他的中國現代史程度,很明顯還有加強的餘地。從有具體的黨組織以來,中國共產黨一如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之於各自的所在地般,就是東亞大陸、乃至於整個世界的癌細胞般的存在,不管對中國人、週邊異族,億或是其他國家,從來沒有什麼信守承諾的誠意可言,從內蒙古、東突厥斯坦(所謂新疆)、圖博(所謂西藏),再到英國等各個外國,中國所作過的承諾多如過江之鯽,結果咧?圖博不到10年喪失自治;香港還不是50年不到一半就變了?中國有在遵守和平解放西藏協議或中英聯合宣言嗎?郭台銘為什麼有「我若當上中華民國總統,台灣不會成為下一個」的自信或幻覺?若中國到時候還是堅持要武力侵攻台灣、破棄所謂的兩岸和平,郭台銘要拿什麼負責?這麼堅持向台灣社會大眾,兜售所謂的兩岸和平方案,是不是因為資產無法從中國徹底撤出,罩門被中國握住?這些都是郭台銘必須誠實面對、並向台灣社會坦白說明的重大問題。

至於也藉著823機會為中國變相敲邊鼓,宣稱政治人物應該勇於與中國接觸、無懼罵名的前台北市長郝龍斌,以及連祖輩反共立場也堅持不了,就算中國依然沒有放棄軍機軍艦擾亂台灣、違反先前競選承諾,仍然堅持所謂兩岸交流對話第一,執意要參加月底舉行的「2023年台北-上海雙城論壇」的台北市市長—王章郭蔣萬安,相關言論之淺薄荒謬,則較郭台銘更令人不值一哂,在此不表。

從郭台銘在金門縣議會發表823相關談話時,台灣基進政治人物當場高分貝指斥「郭台銘的主張=賣台」,金門當地民眾面對此般事態的反應,可以看出金門人的主流民意,無疑是傾向於郭台銘所自以為的主流一邊,認為只有維持中華民國的存在、以及所謂的兩岸和平,才能保障金門生存。先不論金門與台澎之間國際法意義的主權樣態之別、以及「為什麼會從戰地政務時期的反共最前線,變成產生類似依存麻醉藥品的身體反應般,『沒有中國就快要活不下去』的樣子」的大哉問,至少金門人對兩個中國產生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般的情結,因此在國家認同的心向上,產生與台灣人截然不同的樣貌,也是不爭的事實。金門人要怎麼樣繼續自我耽溺於這樣的情結,進而為自己帶來怎樣的未來,那都是金門人要為自己負責的事情,但台灣人看著在野政治人物們的表演,也應該審慎思考「我們要不要變得跟那些金門人一樣」,「要不要接受在野政治人物們藉著823的機會所提出,各種天花亂墜般的兩岸和平方案」,畢竟台灣的未來,終究是不能兒戲的。

作者/江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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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8 江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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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外媒最新報導:台美關稅稅率落在15%,該稅率不僅和日本、韓國相同,更象徵台灣已是美國開出「準最惠國待遇」,代表台灣被美國視為在對美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台美關稅談判之所以曲折,不僅反映美方「戰略化談判」的現實考量,更突顯出台灣在全球經貿秩序中所面對的結構性不平等。筆者認為討論聚焦在談判進度與稅率細節,倘若忽略制度性劣勢與國際地位的歷史包袱,才是真正牽動台灣經貿競爭力的深層問題。 首先,台灣與美國的經貿互動無法透過正式FTA框架進行談判,造成制度對接困難。例如,當美國與韓國、日本進行FTA協議談判時,雙方可將稅率調整、技術標準、投資保障等納入一體談判,建構起完整的制度配套與法源依據。而台灣只能透過「行政協議」及「產業承諾」的模式談判,法規位階不對稱,導致即使談成某些內容,也無法形成穩定可預期的制度保障,這不但影響企業中長期佈局,也大幅削弱政府的整體談判籌碼,部分議題上被迫委屈全。 其次,即使進入WTO已逾二十年,台灣仍無法擁有「夥伴對等地位」的協議工具。以日本及韓國為例,透過美日FTA、美韓FTA等雙邊協定,其出口產品可享比WTO框架更低的稅率與更靈活的非關稅措施,這些條件直接改寫了「競爭門檻」。反觀台灣,即使產品技術更好、生產效率更高,仍因制度安排缺席而被排除在「選擇性優惠待遇」之外。台灣某些高值零組件出口至美國,關稅高達5%-8%,而韓國產品則享有免稅。這類落差已非單一商品問題,而是貿易體制設計導致的結構性劣勢。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期待愈高,反而談判籌碼愈少。在半導體、先進封裝、電動車關鍵零組件等領域,美方視台灣為不可或缺的安全與技術夥伴,但正因其「不可替代性」,談判過程反而容易被美方拉長、設門檻、綁條件。美方可能要求台灣擴大對美投資、承諾供應鏈透明、或簽署特定稅務資訊交換協議,作為稅率調整的交換條件。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單一關稅議題,而是逐步進入戰略對價交換的新階段。 回歸根本,制度性工具的缺位,才是台灣在關稅談判中處處受限的根源。朝野應當深思台灣不能只期待美方「單方面讓利」,而應系統性思考如何創造制度紅利。一方面,應積極尋求具法律效力的雙邊協議模式,即使無法命名為FTA,也可仿效「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模式,擴大涵蓋稅率、關務、規則、標準等內容;另一方面,也應將投資與供應鏈合作作為「可換取條件」,主動布局台美產業聯盟,減少在被動等待中流失籌碼。 國內應建立「戰略談判資料庫與人才庫」,整合稅務、產業、地緣政治、法規等跨域專業,強化政府在多邊與雙邊談判中的議價能力。現行部會分工過於垂直,談判籌備期與回應機制仍欠缺前瞻性部署,導致每次談判都從零開始,錯失協調與滾動修正的彈性空間。筆者認為此次台美關稅談判並非是零和遊戲,而是全球經濟布局權力重分配的關鍵工具。台灣必須跳脫「被要求者」心態,轉而建構「制度創造者」的思維,才能真正脫離重要但不緊急的邊緣角色,重新取得談判主動權。   作者:林士清

關稅不是「賣國」而是「選邊」:從台美新協議看台灣產業升級的代價與紅利

     近期美國與台灣就關稅與投資待遇達成新一輪經貿安排,消息一出,台股隨即大漲,市場情緒迅速轉為樂觀。半導體產業獲得關稅豁免,並不令人意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凡屬台灣產業鏈、選擇赴美投資設廠者,亦可透過各類補助、稅賦減免與政策豁免,降低進入美國市場的制度成本。這一連串「配套式開放」,立即引來在野黨質疑,台灣是否在不對等談判中讓利?是否形同以產業外移,換取短期市場利多,最終只對美國有利?       若僅從傳統關稅談判的零和視角觀之,此類質疑並非毫無基礎。美國確實藉由制度誘因,引導高附加價值製造業與關鍵供應鏈向其本土集中,強化自身產業安全與科技主權,而台灣企業則必須承擔赴海外投資的資本支出、人力重組與管理成本。從表面看來,這似乎是一場「美國收割、台灣配合」的交易。          然而,若將視角拉高至當前全球經貿秩序的重組脈絡,這樣的評價恐怕過於簡化。當前國際分工早已不再以關稅高低為核心,而是圍繞供應鏈可信度、政治風險與科技陣營進行重組。對出口高度依賴、且長期承擔地緣政治風險的台灣而言,被納入美國制度性豁免與補助體系,本身即是一種「準制度保障」。這不僅降低產品進入主要市場的非關稅障礙,也在實質上鞏固台灣產業在民主供應鏈中的關鍵節點地位。         更進一步觀察,該協議並未僅限於半導體,而是延伸至其周邊設備、材料、系統整合與高階製造服務,形同迫使台灣產業加速從單點製造優勢,轉向完整技術生態系的輸出。赴美投資並不必然等同於產業空洞化,關鍵在於台灣能否將研發、決策與高階技術持續留在本土,形成「雙核心」布局。在此架構下,美國市場成為放大器,而非替代品。       至於國際地位層面,這類經貿安排雖未冠以正式自由貿易協定之名,卻具有高度政治象徵性。美國願意以實質豁免與補助作為交換,意味著台灣不再僅是被動的貿易對象,而是被視為戰略性經濟夥伴。這種去形式化、重實質的合作模式,正是台灣在現行國際體系中最具操作空間的路徑。        因此,問題並非「是否單利於美國」,而在於台灣是否具備足夠的產業治理能力,將這一波外部誘因轉化為內部升級動能。若僅將其視為股市利多,或陷入意識形態式的賣台與否辯論,反而忽略真正的關鍵:台灣產業是否能藉此完成技術深化、品牌化與全球布局的躍升。       在全球經貿秩序重組的當下,台灣已無「兩邊討好」的空間,剩下的,只是如何在既定陣營中,爭取最大的制度紅利,並承擔相應的轉型代價。這不是短線政治口號能回答的問題,而是攸關未來十年產業命運的現實抉擇。 作者 / 風林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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