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清德總統邀請三院院長進行茶敘，局勢未成，不願接球的韓國瑜心中自有盤算。此時，行政院與立法院的僵持、立法院的執政在野黨團的衝突、以及國民黨鄭麗文黨主席與韓國瑜立法院長的隱性角力，都是2026前哨戰的主旋律。其中，韓國瑜和鄭麗文潛在的權力矛盾，是目前外界較少關注的切點。 立法院長韓國瑜與戰狼黨主席鄭麗文，兩位國民黨明星所代表的路線及戰略目標，存在本質互斥。他們的潛在矛盾，精準地折射出國民黨為何始終走不出深藍同溫層的困境。 韓國瑜自從接掌立法院長以來，明顯試圖進行一場人設重塑。經歷過總統大選的挫敗與罷免的羞辱，這位善於操作民粹語言的政治領袖，意識到中間選民的恐懼。因此，他努力在議事槌下尋求尊嚴與中立，全力扮演調和鼎鼐的公道伯。至少在形式上，韓國瑜盡力往中間靠攏，建立一種藍營內穩定的體制內權威。 然而，鄭麗文的當選，形成韓國瑜權威的最大挑戰。對於失望出走的藍營支持者而言，鄭麗文代表的是國民黨最令人詬病的一面：為了反對而反對的焦土戰術。她出身學運世代，本該最懂理性論述，但轉投國民黨後，她彷彿為了證明忠誠，表現得比傳統藍營更激進。她的問政風格往往充滿了情緒性的咆哮與人身攻擊，與羅智強等人比起來，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形成了國民黨目前最尷尬的雙重人格：大腦（韓國瑜）試圖告訴大家「我很理性、我很穩重」，但嘴巴（鄭麗文）卻在不受控的拍桌斥責、破口大罵。 韓國瑜與鄭麗文，某種程度上都在爭奪藍營話語權，這是一場零和博弈。當韓國瑜想在國會建立秩序時，鄭麗文的戰鬥藍路線卻需要製造混亂來博取聲量。這種一邊蓋房子，一邊拆房子的內部矛盾，讓恨鐵不成鋼的藍營支持者看在眼裡，只能乾等2026、2028含淚投票。 韓國瑜想帶領國民黨重返執政，他必須壓制黨內的極端聲音，展現包容性。意味著他必須讓鄭麗文這樣的鷹派降溫，甚至「閉嘴」。鄭麗文深知自己的政治生命線繫於深藍基本盤，她不可能走溫和路線，反而還必須喊得更大聲，甚至要在關鍵時刻，例如在兩岸議題拋出更激進的論述，藉此綁架黨中央、迫使韓國瑜必須跟進。 若韓國瑜壓不住鄭麗文，國民黨就會繼續嚇跑中間選民。若兩人發生公開衝突，國民黨又會陷入內鬥分裂的輪迴。這對國民黨來說是一個死局。韓國瑜與鄭麗文的隱形角力，是「懷舊的民粹主義者」與「激進的機會主義者」在爭搶方向盤。 盱衡局勢，嚴格來說，韓國瑜和鄭麗文之間的競爭有七點： 一、提名衝突：2026縣市長和議會議長的名單安排，韓系人馬是否被擋或被「技術性處理」。二、立院藍營主推的法案遭遇社會強烈反彈：國會議長要降速保制度，黨主席要加速打戰功。三、兩岸論述出現過度親中的危機：韓為保國會外交形象而放低身段，黨主席為顧深藍而持續加碼。四、藍白合談判若再度破局，黨主席與院長的「責任敘事」可能互相推。 五、黨內權力中心之爭：黨中央要求立院黨團／院長「聽命」，但院長與黨團認為「現場你不懂」。六、媒體主角之爭：重大議題誰發聲、誰定調、誰收割，長期下來會累積怨氣。七、2028國民黨母雞／總統參選人：當「誰是最適合的總統候選人／誰是最大門面」被迫攤牌時，表面合作很難再維持完全無縫。 韓國瑜與鄭麗文可以在公開場合會握手言歡，但彼此心知，對方是自己互相抵消的負能量。韓國瑜想洗白，被鄭麗文的黑臉拖住；鄭麗文想衝撞，被韓國瑜的體制角色卡住。韓國瑜與鄭麗文的潛在緊張關係，是國民黨2026到2028之間遲早必須面臨的重大關卡，韓、鄭兩人終須一戰。 作者：江諺行

假如有一天中國在台灣海峽開啟戰爭，國際是否支援台灣？先講結論，會。但會在什麼情境下支援升級到什麼程度，需視衝突規模而定。國際政治從來不是民主遊戲，而是賽局博弈，不能簡單用道德價值觀判斷。 依據目前的情況，若台海發生戰爭，中國可能有幾種方式攻占台灣： （一）灰色封鎖戰術：以不明說開戰的方式，直接封鎖台灣的重要物資，希望製造外資與供應鏈的撤離，製造台灣社會恐慌，期望讓受不了壓力的台灣政府簽下類似和平協議，或達成讓親中政權上台的構想。 （二）攻佔外島：短時間攻佔金門、馬祖等離島，營造戰爭情勢大好的氛圍，而台灣當局可能因為爭論是否保衛離島而分裂，同樣期望台灣社會恐慌，期望台灣政府因害怕戰爭，而簽下和平協議。但若操作失敗，可能導致戰爭因此擴大。 （三）直接登陸台灣：若中國想要直接統治台灣，會選擇直接登陸，也就是「武統」，而中國武統有兩種途徑：從北部登陸，期望透過快速攻佔首都的方式，實施政權輪替。或者從中南東部登陸，期望透過蠶食鯨吞的方法，佔領全台灣。 由於台灣海峽在世界經濟占據重要地位，若台灣發生戰爭，國際會依實際情況有不同的支援方式： （一）灰色封鎖戰術：對於世界各國而言，灰色封鎖戰術形同挑戰國際航行自由，各國可能會派遣航空兵力巡邏，並討論對封鎖方的制裁方案，緊急支援台灣的能源與醫療資源。由於這時間點並不算是真正構成戰爭，因此各國可能從外交同盟與經濟制裁並進的手段慢慢升級，考驗社會耐心。 （二）攻佔外島：若對岸短時間攻佔金門、馬祖等離島，各國容易視中國為「明確開戰」，但還沒上升到全面熱戰的地步，更接近俄羅斯攻佔克里米亞的情況，國際最有可能的支援是「軍援台灣」，希望提高嚇阻力，阻擋中國政權更進一步。但避免為了幾個小島升級戰況，各國的作為可能更謹慎，將考驗台灣政府的敘事能力，若情勢不對，台灣反倒可能遭國際施壓。 （三）直接登陸台灣：假如中國決定攻占台灣，各國的回應將會強烈，包括大規模軍援、全面制裁、供應鏈切割等方式，但每個國家情況不同，太平洋的國家更傾向干涉，歐亞的國家更傾向與低度的支援，但是否直接參戰的關鍵在於，各國判斷「保衛台灣的利益是否足以付出將士的性命」以及「戰爭後續是否會升級為核風險」。若各國若介入戰爭，首先的作為可能是巡邏台灣海峽，測試中國的反應；再者提供衛星情報協助國軍防禦；以及轟炸中國的軍事基地，實施有限度的介入；最後才可能走向直接參戰。若不幸發生「核戰爭」，則戰況將升級為世界大戰，國際將會走向殲滅政權的總體戰，到時不是支援與否的問題了。 雖然台海有難，會獲得國際相助，但是在賽局博弈的場合，「錦上添花」才是常態，台灣必須展現足夠的社會韌性、堅強備戰的決心，這樣世界人民才有信心押寶台灣。如果是極端脆弱、政府人民立場搖擺的台灣，想必各國看了也不願押寶，即使降下神兵天將也難救了 作者/Oscar

十九日，北捷台北車站與中山站商圈發生震驚社會的隨機殺人事件，造成四人死亡、十一人受傷。熟悉的通勤動線瞬間成為暴力現場，不僅奪走無辜生命，也動搖了民眾對公共場所安全的信心。 這起事件雖發生在台灣，但類似的隨機攻擊在世界各地也時有所聞。美國、歐洲乃至治安穩定的國家，都曾出現在地鐵、街頭、公園、校園等公共場所的無差別攻擊。受害者互不相識，加害者動機不明，暴力往往毫無預警。 國際經驗顯示，許多隨機攻擊者長期心理失衡、社會孤立或生活失序，卻未被及時介入。心理健康資源不足、社區關懷網絡薄弱，使風險累積，最終以極端方式爆發。被社會邊緣化的人，其暴力往往不再針對特定對象，而是直接威脅社會。 結構性壓力也不容忽視。經濟壓力大、工作不穩定、改善生活的機會有限，加上疫情後的社會與心理衝擊與對未來的不確定感，使社會情緒持續緊張。大多數人能自行調適這些壓力，但對處於社會邊緣的人而言，任何挫敗都可能成為壓垮理性的最後一根稻草。 媒體與數位環境也複雜。一方面，資訊即時傳播，使事件更容易被看見；另一方面，過度聚焦極端行為，可能放大模仿效應，提醒社會必須更審慎地處理媒體對暴力事件的報導方式，避免暴力被誤解為獲得存在感的途徑。 面對北捷悲劇，社會不能只停留在憤怒與恐懼，也不應簡化為個人品格或刑罰的爭論。重要的是檢視，我們是否建立了可預警、介入與修復的社會安全網，讓逐漸走向失控邊緣的人，不至於在悲劇發生後，才會受到社會重視。 政府是否已做好相關防範準備至關重要。僅靠事後究責或加重刑罰，難以防止隨機暴力重演。前端預防與介入，包括完善心理健康資源、跨部會資訊整合，使醫療、社政與治安單位能協同合作，形成必要安全防線。 公共場所的安全管理也需要持續改善。人潮密集場域的通報機制、第一線人員的風險辨識訓練，以及突發事件的即時應變能力，都應成為日常管理的一環，而非僅在悲劇發生後臨時補強。這不是推向高度監控，而是讓安全成為可預期、可信任的公共服務。 北捷事件不僅是治安事故，也是對公共治理能力的提醒。政府除了強化第一線應變與安全設計，更應正視心理健康支持、社會安全網與跨部門預警機制的不足。唯有及時辨識風險、接住脆弱，公共安全才不會停留在事後補救。 社會安全，從來不是靠恐懼維繫，而是來自制度穩定與民眾信任。若能將這起事件的警訊轉化為更周延的公共政策與管理措施，或許才能避免下一次悲劇，再度毫無預警地降臨。 作者：魏世昌

「把鑰匙丟進河裡，卻控告門為何沒開」:藍白演繹一堂「憲政自殘」的示範課！？    今年唯一一號憲法判決甫一公布，國民黨團旋即提告大法官，白營也隨後譴責，指控就憲法法庭會議構成人數未達法定標準而「違法濫權」。乍看之下，這是一場嚴肅的法制爭辯；細看之後，卻更像一則結構精巧的政治諷刺：一個長期杯葛大法官人選、導致憲法法庭無法如期如數組成的政黨，轉身指責僅存的大法官「不該開會」，並將開會人數本身塑造成憲政危機的核心。若說憲政體系需要教材，這一幕確實足以編入負面示例集。    從法律面觀察，憲法法庭的功能並非裝飾性存在，而是憲政秩序中司法權對立法權、行政權行使憲法審查的關鍵樞紐。其能否運作，前提在於大法官人數的補實。然而，過去一段時間，立法院特定多數以政治杯葛方式，拒絕完成人事同意權的正常行使，使憲法法庭長期處於「勉力存活」狀態。在此背景下，法庭如何在不完整編制下解釋憲法、避免憲政全面停擺，本身就是憲法解釋的核心議題之一。換言之，開會人數之爭，並非大法官自創問題，而是政治部門長期不作為所逼出的制度難題。    國民黨團此次提告，形式上是對憲法解釋程序的監督，實質上卻難以擺脫「先製造真空，再指責填補者」的矛盾。若憲法法庭嚴格等待人數補齊而全面停擺，其結果並非政治責任回歸立法院，而是人民基本權利救濟被無限期擱置；反之，若法庭在最低可運作條件下作成判決，又被指控違反正當程序。如此「進退皆罪」的狀態，與其說是捍衛憲政，不如說是將憲政當作政治攻防的戰場。    從政治現實來看，這樣的行為對憲政文化的傷害更為深遠。民主政治允許政黨競爭，但前提是對制度底線的共同承認；當立法院多數一方面癱瘓憲法法庭的組成，另一方面又將法庭運作本身描繪成「違憲亂象」，社會接收到的訊息並非權力分立的精緻辯論，而是制度可以被策略性破壞、再反過來當作攻擊工具的示範。長此以往，人民對憲法的信賴，將不再建立於規範理性，而是取決於哪一方暫時掌握政治聲量。    更諷刺的是，國民黨團長期高舉「依法治國」之旗，卻在此事件中展現出一種選擇性法治觀：當制度有利時，程序神聖不可侵犯；當制度不利時，程序本身即成為指控對象。故不僅削弱了司法權的制衡功能，也讓憲法法庭被迫捲入政治對立的泥淖，成為替代戰場，而非終局裁判者。    總之，此番控告行動在短期內或許能凝聚政治動員效果，卻在長期上為我國憲政體系留下不良先例。此無疑形成一種政爭先例，即政治人物如何先讓制度失靈，再指責制度失靈；也教導民眾，憲法不是穩定秩序的價值觀，而是可以被反覆拆解的政爭工具。莫忘該部憲法之精神乃1990年代以來，經由朝野協商、妥協而來之政治秩序基礎，憲法增修條文儼然成為中華民國在地化的一種象徵，如今藍營不認舊帳又新談算盤，是否將憲政語言視作裝飾，無疑自毀長城、又一次否定中華民國在地化，也開將鬥爭黑手伸入司法院之先例。  作者：劍藏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