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與以色列聯手在2月28日打擊伊朗，成功擊斃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和一眾高官們，讓神權政體伊朗形同權力真空，伊朗民眾更衝到街上慶祝，高喊著自由。鎮壓人民的統治者身亡無疑是好事，但是最高領袖死亡並不等於「革命成功」，而是權力進入新的交接期，能決定伊朗未來的是仍掌握財政權與暴力的統治集團。目前人們對伊朗的未來有著樂觀預期，但若走錯方向，恐怕會走向敘利亞、阿富汗化的結局。 哈米尼時期的伊朗表面是神權政體，實際是結合宗教與軍事的多重統治中心，但近年收到烏俄戰爭與中國經濟不振的影響下，伊朗因輸血不足，導致資源耗盡引發民變。該政權已岌岌可危，美國與以色列近日發動的打擊行動已為哈米尼政權敲下了喪鐘。而國際輿論關注的是，誰會在權力真空的情況下，成為伊朗下一個統治者，能夠與美國以色列談判，穩定中東的局勢。 雖然伊朗失去大量軍政領袖，但不見得在街上抗議的民眾能順利接管情勢，依照伊朗的現實結構觀察，最可能快速補位的是掌握既有武裝與經濟管道的勢力，比如革命衛隊的不同派系、宗教神權集團等，這些仍有組織、武器、資金網路，擁有油田與港口的關鍵地利，他們會是美國與以色列關注的目標。 目前充滿不確定性的伊朗，依照推算可能有幾條路徑： 一、軍事政府接管 伊朗的革命衛隊與神權集團整合資源，推出「臨時國家政府」，掌握首都、港口、石油。而領導人的屬性至關重要，若是理性派的領袖，可能傾向與美以談判，承諾妥協讓中東局勢穩定。但若是另一個強硬派領袖，則只是一個剝奪神權外衣，走向軍事獨裁的伊朗，則國際局勢仍未有太大變化，未來仍有重啟戰端的可能性。無論如何，民眾期待的政治開放與經濟穩定將被延後，人民未來的生活可能依舊多災多難。 二、和平轉型 中產階級、仕紳官僚、溫和派宗教人士建立臨時政府，納入軍警與宗教體系，轉型成親美的世俗化政權。該政權也成功納入油田與港口的關鍵資源，確保用於民生，並成功卸下武裝，融入戰後重建，開放外國投資。在穩住了秩序與軍事前提下，尋求經濟發展，這一條路擁有民眾期待的經濟穩定與政治開放，可謂最好的結局之一。但是走向「和平轉型」的前提必須在人民自決與外國勢力介入的情況下才可能發展，發展難度不低。 三、地方割據、走向軍閥混戰 但若伊朗的軍隊與統治中心走向各自為政，邊境地區尋求獨立，則更容易走向割據與軍閥混戰的未來，到時油田、港口、交通要道、軍事資源等，將成為各軍閥「搶地盤」的目標，未來伊朗將轉變為如過去阿富汗、敘利亞等領土破碎、內戰頻頻的黑暗地帶，嚴重影響世界經濟。而人民從原本喊「爭自由」將轉變為逃命與為基本需求而活，這條走向顛沛流離的路徑是對人民最糟糕的結局。 作為台灣人，若伊朗能夠走向和平演變的道路，無論對台海局勢或世界和平都有很大的助益。但研判伊朗的方向，則目前不宜過於樂觀，未來仍有最壞的可能性發生。台灣過去也是從獨裁政體轉型的國家，看到伊朗的例子，我們應感謝民主先烈為和平轉型的努力。 作者/Oscar

很多人擔心，勞工如果已經符合退休資格，卻在正式申請前往生，之前繳的勞保或勞退是不是就「一毛都領不到」？這種說法並不完整。真正的關鍵，不是有沒有退休，而是要先分清楚勞保老年給付與**勞工退休金（勞退新制）**是兩套不同制度，家屬能否請領、請領什麼、期限多久，都不一樣。 先看勞保。若被保險人已退職退保，且其實已符合勞保老年給付條件，只是還沒申請就死亡，勞動部明確說明，當序受益人仍可在退職後兩年請求權時效內，請領被保險人的勞保老年給付。也就是說，不是人一過世就完全不能領，而是家屬必須在法定時效內處理。 此外，若被保險人保險年資滿15年，並符合老年給付資格，卻在請領前死亡，符合條件的遺屬還可能改請遺屬年金，不是直接歸零。 再看勞退新制。這部分是個人退休金專戶，不是保險給付。依勞動部與勞保局現行說明，參加勞退新制的勞工若在請領退休金前死亡，遺屬或遺囑指定請領人可以一次請領專戶退休金，目前請求權時效原則上是自死亡翌日起10年內；但若死亡發生在2019年5月17日修法前，舊案可能仍適用5年時效。 如果完全沒有法定遺屬，也沒有遺囑指定請領人，該專戶本金與累積收益才會歸入勞工退休基金。 真正麻煩的地方，不在於「制度不給領」，而在於家屬常常不知道自己可以領，或不知道期限很短。尤其勞保老年給付的兩年時效，比勞退新制短很多，一旦錯過，權利就可能消滅。 所以，面對退休前往生的情況，家屬最重要的不是先下結論「領不到」，而是立即確認三件事：死者是要看勞保還是勞退、是否已符合老年給付或退休金資格、以及請求權時效是否還在。否則，真正讓家屬領不到的，往往不是制度本身，而是資訊落差與逾期未申請。

  2026年2月底，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美以聯合空襲中身亡，成為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對伊朗政權最具顛覆性的外部打擊。此一「斬首作戰」不僅是軍事行動，更是對神權共和體制核心象徵的直接摧毀。問題不在於事件本身，而在於其後續外溢效應，即中東秩序會否因權力真空而長期失序？中國在區域與全球布局中將如何調整？而對台海安全而言，美軍與盟軍是否具備同時應對東西兩線高強度衝突的能力？ 首先必須釐清，伊朗體制並非單一強人結構。最高領袖固然居於權力頂端，但革命衛隊、專家會議與宗教法學網絡構成多層權力支撐。斬首未必導致國家崩潰，卻幾乎必然引發權力再分配與強硬派的安全化轉向。政治學中的「外部威脅凝聚效應」指出，當國家遭受外力打擊時，內部菁英更可能團結於保守民族主義敘事之下。換言之，這場行動未必促成溫和化，反而可能強化對外報復、加速集權與區域代理人戰爭。 另，中東是否會一次性解決長期對抗？從區域結構看機率不高。伊朗與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什葉派武裝、敘利亞政權之間的網絡關係，使衝突具高度擴散性。若伊朗以封鎖或威脅封鎖何姆茲海峽作為回應，全球能源市場將立刻承壓。歐洲與亞洲進口國的通膨風險將再起，美國雖能源自給能力較高，但全球油價飆升仍會反噬其經濟與選舉政治。這意味著，中東並非單純戰場，而是全球經濟穩定的槓桿。 對中國而言，伊朗的戰略價值至少包含三層意義。其一是能源來源與價格穩定；其二是「一帶一路」向西延伸的節點；其三是抗衡美國單極壓力的地緣夥伴。北京長期在聯合國體系中強調主權與不干涉原則，此次公開表態譴責軍事升級並呼籲停火，符合其一貫外交論述。然而現實主義角度下，中國面臨的是結構性兩難；若過度靠攏伊朗，將損及其與海灣阿拉伯國家及歐洲的經貿利益；若保持距離，又可能削弱其在中東的影響力與能源議價能力。更重要的是，戰火推升油價對中國製造業與出口部門屬明顯負面衝擊，經濟成本遠大於政治象徵收益。 至於中東戰事是否「有利於台灣」？必須以軍事能力與戰略配置為核心分析。美軍近年以印太為優先戰區，但仍保有全球快速投射武力的能力。雙線作戰的挑戰並非兵力總量，而在於高端彈藥庫存、後勤補給與政治注意力分配。若中東戰事持續消耗精準導引武器與防空攔截系統，美軍在亞太的彈性確實可能下降。然而，美國與盟邦的聯合架構，包括日本與澳洲在區域安全中的角色可一定程度上分擔負擔。美軍亦可能採取「有限介入或盟友主導」模式，在中東維持制空與遠程打擊優勢，同時將主力資產鎖定印太。 斬首行動本身對中國的嚇阻效果卻值得評估。高精度遠程打擊、衛星即時情報、無人機蜂群與網路戰整合，展示了科技優勢與情報滲透能力。理論上，這種能力投射可形成心理威懾。然而，中國與伊朗在軍事實力、經濟規模與核能力上存在本質差異。北京擁有反介入、區域拒止體系與戰略核威懾，任何外力若嘗試類似斬首，其風險遠高於中東情境。因此，嚇阻效果更偏向戰術示範，而非戰略壓制。 從台海角度觀察，存在兩種可能路徑。其一，北京認為美軍被牽制，短期內風險上升而採取灰色地帶施壓以測試界線；其二，北京評估能源與經濟壓力已升高，不願同時承擔軍事冒險成本而保持克制。以理性選擇模型推估，若中國內部經濟恢復仍屬脆弱階段，第二種路徑機率較高。中東動盪使其更需維持外部環境穩定，以確保出口與金融市場信心。 對台灣而言，結論並非單向利多或利空，而是風險再平衡。若美軍證明其可在中東快速達成戰略目標並壓制升級，則其威懾敘事將在印太獲得強化；若戰事拖長並消耗高端軍備，則區域盟友與台灣自身防衛能力的重要性更形突出。雙線壓力提醒我們，台海安全從來不僅是兩岸議題，而是全球權力分配之樞紐。         總之，伊朗最高領袖被斬首標誌著中東進入高度不確定階段，但並不自動轉化為台灣的戰略紅利。中國在能源、經濟與外交上承受的壓力，使其未必願意冒進；美軍則需在科技優勢與資源分配間取得平衡。東西兩線的互動，最終仍將取決於各方對成本、風險與國內政治承受度的精算，而非單一戰場的勝負。 作者 / 劍藏鋒

近兩年，隨著《財政收支劃分法》的修正爭議，以及美國總統川普重返白宮後引發的一連串關稅政策，台灣社會對於「稅」的關注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據財政部統計：去年2025年不含社會安全捐的賦稅負擔率（即政府稅收占國民生產毛額（GDP）的比率）為13.3％，世界主要國家如美國、英國、韓國、法國等則多落在20-30%，可由此看出，台灣的税賦負擔率可謂相當低廉。 然而，這項「低稅小確幸」的背後，卻是日益沈重的財政枷鎖。截至 2026 年 2 月，台灣國債已即將突破 6 兆大關，平均每人負擔債務來到了 26.5 萬元的新高。加之國防預算激增、特別預算齊發，以及健保與退休基金長期面臨入不敷出的危機，台灣人實不應以低稅率為喜，而應思考如何維護政府財政狀況的健全，筆者想以日本調漲消費稅為引，來看台灣消費税調漲税率是否為合適之解方。 與台灣國情相似的日本，同樣面臨近年人口結構改變，走向高齡化、少子化的問題，然其早在 2019 年（平成 31 年）便跨出了艱難的一步，將消費稅率從 8% 調升至 10%。同時，為減少民生消費衝擊，所以一部分的食品及報紙仍然維持8%稅率。 至於，其他國家如亞洲的新加坡9%、韓國10%、OECD國家的平均標準加值型營業稅（消費税）稅率19.3 % ，台灣的5%營業稅（消費稅）率實屬相當低，已顯得與國際趨勢脫節。筆者認為，適度調高消費稅率以彌補財政缺口，支應長照、健保等需求，已是維持社會永續發展與國庫財政健全的合情之舉。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營業稅法》規定稅率為5％到10％之間，授權行政院自行訂定，若要提高「徵收率」，是可不須經修法，行政院可逕行公告調整，然而，從現行營業稅實施之初，行政院所公布之徵收率即為下限之 5%變未曾改變，顯見主政者並未充分衡量財政狀況與稅務制度，也反映出歷任主政者在選票壓力與政治算計下，往往缺乏勇氣去觸碰這塊財政禁區。 針對增稅可能引發的民生衝擊，學界已有建設性的提案。政大財政學系教授陳國樑曾指出，或許可取消一些貨物稅項目，相對拉高一般消費稅比重，方式包括調高營業稅稅率，如由現行的5%拉高至8%，但同時，比照英國等國家作法，將稅率拉成數個級距，民生用品使用較低稅率課徵（例如3%），非民生消費才拉高課徵，避免衝擊過大。 結語：一流政府應有的財政格局 一個一流的政府，除了應維持良好的財政紀律、停止濫用特別預算與債務舉借上「寅吃卯糧」外，更應具備調整稅務結構的胸襟。面對即將破 6 兆的國債，我們不能再以鴕鳥心態面對。 調漲消費稅不應被視為政治自殺，而應被視為對未來世代的責任與財政健全的自律精神。若政府能開誠布公地與民眾對話，並展現出嚴守財政紀律的決心，台灣才能真正走出一味舉債的惡性循環，建立起一個健全、永續的現代化財政體系，這也才是一流政府之舉。 作者：鄭宇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