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的野心，像是一襲剪裁合宜的軍服，在冷靜與克制中佈局天下；而有些人的野心，卻像是一件租來的戲裝，穿在身上不僅顯得倉皇，更在急躁的步伐中不斷被絆倒。民眾黨主席黃國昌近期的訪美之行，精確地演繹了何謂「志大才疏」的政治窘境。這位曾經COS動漫《鋼之煉金術師》中馬斯坦古上校的人物，自詡擁有類似其一心向上的壯志與改革體制的鐵腕，然而踏上華府的這趟「快閃」之旅，卻徹底撕開了其與真正「政治家」之間那條不可逾越的鴻溝。馬斯坦古的上位是基於對體制的深沉透視與隱忍，而黃國昌的上位，卻始終脫離不了對聚光燈的病態依賴與對衝突的廉價消費。         這場在飛機上度過的時間可能多過在國務院外牆徘徊的訪美行程，本質上是一場「收割未遂」的鬧劇。黃國昌頂著「代表國人」的虛擬頭銜，試圖在台美關稅與軍購議題上強行插旗，卻不料美國政壇的運作並非靠著聲悉力竭的直播咆哮。當紐約時報報出台美關稅談判即將出爐的消息時，黃國昌人還在飛機上，這場試圖將外交成果攬為己功的政治作秀，反倒成了一記清脆的回頭箭，狠狠打在「戰神」的臉上。馬斯坦古上校在雨中會因無火而無力；國昌在失去了直播濾鏡與「小草」的簇擁後，在嚴謹的華府外交圈裡，竟也顯得軟弱，甚至連一場像樣的、具代表性的官方會晤都不可得。       碰壁之後的反應，最能體現一個人的器識。馬斯坦古在挫敗中會蟄伏待機，黃國昌卻選擇了最容易被看穿的招式，即「加強朝野對立」。回國後那場充滿戾氣的記者會，他非但沒有帶回任何具建設性的對美溝通成果，反而變本加厲地宣布反對新台幣 1.25 兆元的國防特別預算。這種「在外面受氣，回家砸家具」的行為，暴露出其政治性格中極度不成熟的一面。對他而言，台美關係並非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石，而是一塊增加其個人政治體量的墊腳石；當這塊石頭踩不動時，他便毫不猶豫地將其踢向對手，企圖在混亂中繼續維繫其搖搖欲墜的權力夢。        最令人費解也最具諷刺意味的，莫過於他一手急欲建立「親美」管道，另一手卻死命擋下「國防預算」的矛盾邏輯。在華府，他試圖展現自己是美方可以信任的「第三勢力」領袖，渴望獲得美方的政治背書，以作為未來問鼎 2026 甚至 2028 大位的資產；然而回到國內，為了鞏固在野陣營的領導地位並維持聲量，他卻不惜以「審查透明」為名，實則行「癱瘓國防」之實。這種行為模式不僅讓美方看穿其投機本質，更在國際盟友間留下了一個大問號：一個連國家基本自我防衛預算都能當作政治籌碼的人，如何能成為穩定的合作對象？他所謂的「親美」，不過是為了個人政治利益而塗抹的色彩，而非基於國家戰略利益的深思熟慮。        其野心如吹氣球般迅速膨脹，卻嚴重缺乏支撐野心所需的沉穩與格局。他試圖模仿馬斯坦古那種翻手雲、覆手雨的政治手腕，卻忽略了馬斯坦古心中那團為了保護同伴與國家的火焰。他的火焰，僅燃燒在自己的直播間裡，燃燒在每一次對同僚的指責與對體制的破壞中。他那種「我來了、我見了、我咆哮了」的戰神模式，誠非謀大位之氣量也。台灣的總統大位，從來不是靠「嘶吼」就能登頂。若說馬斯坦古是為了大局而忍辱負重的煉金術師，那麼黃國昌更像是一個在實驗室裡亂投化學藥劑的學徒，只求炸出炫目的煙火以引起路人的注意，卻渾然不知其產生的毒氣正腐蝕著台灣辛苦建立的國際信賴。這種跟不上野心的行動，最終只會讓他在這場權力的等價交換中，輸掉僅存的政治誠信與人格。 作者 / 劍藏鋒

依外媒最新報導：台美關稅稅率落在15%，該稅率不僅和日本、韓國相同，更象徵台灣已是美國開出「準最惠國待遇」，代表台灣被美國視為在對美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台美關稅談判之所以曲折，不僅反映美方「戰略化談判」的現實考量，更突顯出台灣在全球經貿秩序中所面對的結構性不平等。筆者認為討論聚焦在談判進度與稅率細節，倘若忽略制度性劣勢與國際地位的歷史包袱，才是真正牽動台灣經貿競爭力的深層問題。 首先，台灣與美國的經貿互動無法透過正式FTA框架進行談判，造成制度對接困難。例如，當美國與韓國、日本進行FTA協議談判時，雙方可將稅率調整、技術標準、投資保障等納入一體談判，建構起完整的制度配套與法源依據。而台灣只能透過「行政協議」及「產業承諾」的模式談判，法規位階不對稱，導致即使談成某些內容，也無法形成穩定可預期的制度保障，這不但影響企業中長期佈局，也大幅削弱政府的整體談判籌碼，部分議題上被迫委屈全。 其次，即使進入WTO已逾二十年，台灣仍無法擁有「夥伴對等地位」的協議工具。以日本及韓國為例，透過美日FTA、美韓FTA等雙邊協定，其出口產品可享比WTO框架更低的稅率與更靈活的非關稅措施，這些條件直接改寫了「競爭門檻」。反觀台灣，即使產品技術更好、生產效率更高，仍因制度安排缺席而被排除在「選擇性優惠待遇」之外。台灣某些高值零組件出口至美國，關稅高達5%-8%，而韓國產品則享有免稅。這類落差已非單一商品問題，而是貿易體制設計導致的結構性劣勢。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期待愈高，反而談判籌碼愈少。在半導體、先進封裝、電動車關鍵零組件等領域，美方視台灣為不可或缺的安全與技術夥伴，但正因其「不可替代性」，談判過程反而容易被美方拉長、設門檻、綁條件。美方可能要求台灣擴大對美投資、承諾供應鏈透明、或簽署特定稅務資訊交換協議，作為稅率調整的交換條件。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單一關稅議題，而是逐步進入戰略對價交換的新階段。 回歸根本，制度性工具的缺位，才是台灣在關稅談判中處處受限的根源。朝野應當深思台灣不能只期待美方「單方面讓利」，而應系統性思考如何創造制度紅利。一方面，應積極尋求具法律效力的雙邊協議模式，即使無法命名為FTA，也可仿效「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模式，擴大涵蓋稅率、關務、規則、標準等內容；另一方面，也應將投資與供應鏈合作作為「可換取條件」，主動布局台美產業聯盟，減少在被動等待中流失籌碼。 國內應建立「戰略談判資料庫與人才庫」，整合稅務、產業、地緣政治、法規等跨域專業，強化政府在多邊與雙邊談判中的議價能力。現行部會分工過於垂直，談判籌備期與回應機制仍欠缺前瞻性部署，導致每次談判都從零開始，錯失協調與滾動修正的彈性空間。筆者認為此次台美關稅談判並非是零和遊戲，而是全球經濟布局權力重分配的關鍵工具。台灣必須跳脫「被要求者」心態，轉而建構「制度創造者」的思維，才能真正脫離重要但不緊急的邊緣角色，重新取得談判主動權。   作者：林士清

     近期美國與台灣就關稅與投資待遇達成新一輪經貿安排，消息一出，台股隨即大漲，市場情緒迅速轉為樂觀。半導體產業獲得關稅豁免，並不令人意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凡屬台灣產業鏈、選擇赴美投資設廠者，亦可透過各類補助、稅賦減免與政策豁免，降低進入美國市場的制度成本。這一連串「配套式開放」，立即引來在野黨質疑，台灣是否在不對等談判中讓利？是否形同以產業外移，換取短期市場利多，最終只對美國有利？       若僅從傳統關稅談判的零和視角觀之，此類質疑並非毫無基礎。美國確實藉由制度誘因，引導高附加價值製造業與關鍵供應鏈向其本土集中，強化自身產業安全與科技主權，而台灣企業則必須承擔赴海外投資的資本支出、人力重組與管理成本。從表面看來，這似乎是一場「美國收割、台灣配合」的交易。          然而，若將視角拉高至當前全球經貿秩序的重組脈絡，這樣的評價恐怕過於簡化。當前國際分工早已不再以關稅高低為核心，而是圍繞供應鏈可信度、政治風險與科技陣營進行重組。對出口高度依賴、且長期承擔地緣政治風險的台灣而言，被納入美國制度性豁免與補助體系，本身即是一種「準制度保障」。這不僅降低產品進入主要市場的非關稅障礙，也在實質上鞏固台灣產業在民主供應鏈中的關鍵節點地位。         更進一步觀察，該協議並未僅限於半導體，而是延伸至其周邊設備、材料、系統整合與高階製造服務，形同迫使台灣產業加速從單點製造優勢，轉向完整技術生態系的輸出。赴美投資並不必然等同於產業空洞化，關鍵在於台灣能否將研發、決策與高階技術持續留在本土，形成「雙核心」布局。在此架構下，美國市場成為放大器，而非替代品。       至於國際地位層面，這類經貿安排雖未冠以正式自由貿易協定之名，卻具有高度政治象徵性。美國願意以實質豁免與補助作為交換，意味著台灣不再僅是被動的貿易對象，而是被視為戰略性經濟夥伴。這種去形式化、重實質的合作模式，正是台灣在現行國際體系中最具操作空間的路徑。        因此，問題並非「是否單利於美國」，而在於台灣是否具備足夠的產業治理能力，將這一波外部誘因轉化為內部升級動能。若僅將其視為股市利多，或陷入意識形態式的賣台與否辯論，反而忽略真正的關鍵：台灣產業是否能藉此完成技術深化、品牌化與全球布局的躍升。       在全球經貿秩序重組的當下，台灣已無「兩邊討好」的空間，剩下的，只是如何在既定陣營中，爭取最大的制度紅利，並承擔相應的轉型代價。這不是短線政治口號能回答的問題，而是攸關未來十年產業命運的現實抉擇。 作者 / 風林火山

今年初，美國啟動名為「絕對決心行動」的軍事計畫，動員三軍快速向委內瑞拉方向集結，最終成功突襲並拘捕委內瑞拉總統，而總統在整個過程發生時竟仍在睡夢之中。乍看之下，這似乎只能用軍力懸殊來解釋，但深入分析後可以發現，真正導致委內瑞拉完全沒作出提前反應的，不是單一因素，而是一連串涵蓋軍事、情報、政治與心理層面的結構性誤判。 首先，美軍若真的準備發動這類高風險行動，通常會以高度隱蔽的方式進行兵力集結，避免引起目標國的警覺。美國擁有成熟的「低可偵測部署」能力，可以透過分散部署、例行化航行掩護、遠距離戰力平台與區域盟國合作等方式完成集結，而不讓委內瑞拉的雷達網、軍事監視系統察覺任何異常。委內瑞拉本身的海空監測能力有限，軍備老舊、雷達網不完整，使得其本來就難以辨識美軍行動。即便美軍已經開始逼近，委內瑞拉也可能完全 unaware。 然而，武器落後並不是關鍵。更深層的問題在於委內瑞拉政府對美國意圖的錯誤預期。委內瑞拉長期採取高度政治化的對美敘事，認為美國不會直接動武，因為這會引發國際反彈，甚至可能破壞美國自身在拉美的戰略布局。在這種自我安慰下，美軍的異常行動可能被詮釋為外交施壓而非軍事威脅，使得整個國家未能進入戰備狀態。這種錯估敵方意志的情況在威權體制中相當普遍，因為領導者往往只接收到被過濾過的「安全資訊」。 委內瑞拉情報體系的封閉性也加劇了這種問題。在威權政府中，情報官僚傾向於報喜不報憂，不敢呈遞可能讓領導階層不悅的訊息。再加上情報系統彼此之間互不信任，往往導致情報呈報延遲或消失。換言之，即使有軍官或情報人員注意到美軍部署異常，這些訊息也可能無法有效抵達決策核心，或被高層視為「不必要的驚慌」。因此，當行動發生時，總統毫無警覺便不足為奇。 除了情報問題，軍隊士氣低落與腐敗也構成另一重要因素。委內瑞拉軍隊在經濟崩潰背景下已長期受後勤不足、逃兵率提高、薪資被通膨侵蝕等問題所困，軍事體系早已疲弱。部分軍官甚至未必願意為政權冒險，尤其在面對美軍壓倒性武力時，選擇不報警、不動員甚至消極配合，都並非不可想像。換句話說，即便軍方察覺風險，也未必會採取行動。 最後，美軍的作戰方式本身就使委內瑞拉難以反應。美國擅長外科手術式的「斬首行動」，如夜間滲透、特種部隊快速突擊、電子壓制與極速撤離等。這類行動的設計本來就旨在讓對方毫無準備，而不是打消耗戰。整個行動可能在數十分鐘內完成，讓對方無法動員或反擊，使得領導者在睡夢中被捕反而是這種戰術邏輯下最典型的情境。 綜合來看，委內瑞拉之所以毫無提前反應，並不是單純因為軍力落後，而是因為錯估美方意志、情報系統封閉失能、軍隊士氣低落、體制內部腐化，以及美軍本身精密的快速突襲戰術所共同造成的一場「全面性戰略誤判」。這不是軍事問題，而是政治、體制與心理共同交織的結果。 作者：那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