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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軍方「戰狼化」—淺析中國人民解放軍近期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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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國黨政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打破改革開放後形成的「國家最高領導人任期,以2任為限」慣例,在今年3月中國人大政協兩會結束後,形同完成登基程序、正式進入第3個黨總書記暨國家主席任期後,雖然一度在外交領域,試圖展現「願意和緩緊張、重新恢復與部份國家之間正常往來」的樣貌,但,原本作為中國共產黨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對內宣傳其執政正當性的兩大支柱之一的中國經濟,卻也因為近年的以下狀況,而無法繼續支撐習政權的外交政策:

1.在武漢肺炎(以下簡稱武肺)疫情爆發前,中國透過不斷膨脹房地產市場及市價,使地方政府得以透過出售土地使用權來換取更多資金的發展模式,已經逐漸出現疲態,經過3年武肺疫情後,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與景氣,現在更是已經進入崩盤階段,後續政經衝擊可期。

2.自美中貿易戰爆發後,以美國與日本為首的先進經濟體集團,正在持續加強對中國的諸般國際經貿圍堵,特別是在高科技產業的原料、機具及技術等出口管制方面,連帶導致電子產業等加工出口主力產業,逐漸從中國轉移到越南及印度等國。

3.去年(2022年),中國當局先在第1季末啟動幾近於瘋狂的「社會面清零」防疫政策,而後卻因地方財政無力繼續支撐等緣故,而在年底12月突然撤廢防疫管制、進入放牛吃草狀態,從一個極端向另一個極端擺盪,導致中國內需民生消費景氣與就業市場均遭重創,連帶致使中國經濟成長的3大動力來源—出口、內需及投資,同步衰退的趨勢益加顯明。這也連帶導致習政權過去大手筆的經濟援助及投資,在今年與G7峰會打對台的中國—中亞峰會也難以復見。

既然經濟成長不再、無法繼續支持中國共產黨自認的執政正當性,中國當局只能更大程度地,訴諸具有類似於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晚期「假合民族」的外觀、但本質上可以說是赤色中華帝國主義思想體現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概念,作為中共及習近平執政正當性的泉源。為了以此般概念持續迷醉中國社會民心,可以想見,中國當局的侵略、擴張及好戰等傾向,將會呈現一個逐漸加重的狀態。

在人事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在其第3個黨國最高領袖任期的軍方人事方面,選擇因為被美國國務院指控「在2018年時,涉及與俄羅斯之間的重大軍事交易」,而遭其實施金融及出口等制裁,原任中國暨中共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的解放軍陸軍上將—李尚福,成為中國暨中共中央軍委排名第4的成員、並出任中國國防部長。

雖然一般分析咸認「李尚福所承受的美國制裁,並不會成為他與美國同行從事軍事交流的阻礙因素」,美國國防部與美軍至今也依然希望與中國軍方保持密切接觸、以降低雙方誤判局勢的風險;而中國國防部在中國的軍事體系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如正常民主國家文民領軍體制下的同行般,而僅具有與他國同行軍事交流及儀典等次要的性質,但李尚福上任至今的表現,其立場之強硬及態度之高傲狂妄,確實足以被認為「中國國防高層在言行方面,也加入該國部份對外使節的行列,開始有戰狼化的傾向」。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在6月3~4日於新加坡所舉行的年度「香格里拉對話」當中,李尚福一方面玩弄「一邊宣稱『對美中軍事對話抱持開放態度』,但另一邊卻拒絕美國所提出,與其美國同行—洛伊德.奧斯汀國防部長先行進行場邊會談的提案」的兩面手法,另一方面卻在反擊美國奧斯汀國防部長的「不容盟邦與夥伴遭到中國霸凌」、「台海安全攸關世界和平」及「維護國際航行自由」等立論,以及北約在日本首都東京開設聯絡辦公室、增強對印太關注的同時,對中國當局口中所謂的台灣問題,展現堅決不肯退讓的態勢,用較過去幾屆對話更冗長的篇幅,宣稱所謂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不容台灣從中國被分裂出去,並指控台灣當局與外國勢力以台制華,試圖以這些冗言,來抵銷國際社會將台海和平問題國際化的後座力,但不僅淪為中方自說自話,最後不僅根本無法達成香格里拉對話「增進理解、降低衝突」的主要目的,也只能是讓以美國為首的主流國際社會,對中國在軍事安保上的戒心有增無減,並採取相對應的作為。

而在具體行動方面,中國人民解放軍除了對台灣防空識別區西南角~南面、以及台灣海峽中線等地帶的擾襲,已經確定成為近乎於全年無休的常態化行動,持續增加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國軍的戰備壓力以外,中國人民解放軍也透過以下的行動態樣,增加對日本的壓力:

1.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軍艦,在宮谷、對馬及津輕等海峽的出沒頻率持續增加,以增強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在這些水道的存在感;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近期也派遣測量艦及電子情報收集艦等調查用艦隻,或調查日本近海水文及海底地形等狀態、或收集附近的國際通訊等電波資料,有為未來可能的西太平洋全面戰爭預做準備的意圖。

2.在2023年G7廣島峰會召開前,派遣艦隊繞航日本近海一週,以製造日本社會對中國的心理壓力。

3.中國除了派遣其本國機艦,不時侵入鄰近日本的海域及空域,6月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所派出的「轟6」轟炸機,更與俄羅斯航空宇宙軍Tu-95戰略轟炸機會合、組成聯合編隊,逼近日本領空、侵擾韓國防空識別區,致使日本航空自衛隊西部方面隊、以及大韓民國空軍所屬戰鬥機,必須升空攔截驅離中俄2國的空軍軍機聯合編隊。

而且,必須注意的是,中國當局這時候會選擇在西太平洋東北亞地區與俄機聯合行動,似乎也與5月中下旬期間,中國當局所派出的俄烏戰爭特使—李輝,歷訪烏、波、法、德、俄等國首都,以及歐盟位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的總部,向這些國家及國際組織兜售以和平為名、實則為俄羅斯保住現有侵略戰果而圖謀的停戰和談方案,卻遭西側國家冷眼以對、無功而返的情況有所牽連,似乎是基於「不需要再繼續扮演調停者的角色,可以光明正大站在俄羅斯一方」的心態,所以才會在西太平洋聯手襲擾日韓,以分散西側圈整體加諸於俄羅斯的壓力。

但,以上的擾襲行動,還不是近期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狼化的代表作。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空軍面對美軍,近期幾起危險舉措,很有意圖重演2001年南海撞機案的架勢。

在該案中,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航空兵「殲8II型」戰鬥機,在南海上空國際空域攔截美國海軍EP-3E電子偵察機,不僅未能致使該機墜毀,反而導致撞擊美機的其中1架殲8失事、飛行員殉職,並使得該架美國海軍偵察機迫降在中國海南省陵水機場、引發一連串外交事件。

以較公允的角度來看,中國在南海諸島超出實控島嶼範圍的主權聲索,本來就問題多多、並沒有什麼堅實的學理及法律依據,南海與其上空是國際海空域,在中方也沒有在南海上空劃設防空識別區的情況下,中國最多只能對臨近當地的各國軍機保持監視,而不能以攻擊手段逼其迫降,但事後中國當局竟然以本案為基礎,開始炒作新一波反美熱潮,操弄該國民眾的民族—帝國主義心態,著實不可取。

但,22年後的今天,中國當局面臨他國機艦行動,仍然不脫2001年南海撞機案時的行為模式,例如5月26日,1架美國空軍RC-135偵察機,在發現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空母「山東」號,與其隨伴艦隻從南海進入台灣海峽後,隨即展開密集跟監,但中國人民解放軍卻責令鄰近基地1架「殲16」戰鬥機,升空攔截該架美國空軍的RC-135偵察機,其間中國的殲16更採用危險駕駛的方式,試圖干預RC-135的正常飛行。

而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也沒有閒著。就在本月3日,美國的奧斯汀國防部長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對話」,就台海問題及中國威脅發表言論及政策宣示的時候,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東海艦隊(或稱東部戰區海軍)所屬的052D級飛彈驅逐艦「蘇州」號(舷號132),竟然逼近美國與加拿大海軍所組成、以維護台海等國際水道自由航行為主要目的的航行編隊,甚至一度逼近到「距離該編隊中的美國海軍驅逐艦—伯克級飛彈驅逐艦『鍾雲』號(舷號DDG-93)只差不到150公尺」的程度,由於中方對此般問題不願認錯、反而誣指美加軍艦擾亂區域穩定的緣故,加拿大國防軍海軍及美國海軍相繼公佈現場的錄影等畫面,這次的行動以結果論而言,對中方不啻於自取其辱。

但,不管是中國軍方不同軍種或不同單位,想要以攔截美軍機艦建功,抑或是為對最高層表忠,或者有什麼不為人知的因素,中方類似的攔截行為,不僅幾無國際法上正當性、擾亂各國機艦安全,同時也妨礙國際航行自由,對中方而言,繼續進行類似行為,恐怕只會更加損人不利己。

不過,近期中國當局最駭人聽聞的軍事冒進傳聞,還是本月8日由華爾街日報所傳出的一則消息。該消息指稱,中國當局已經與古巴政府達成協議,中方將在古巴距離美國本土佛羅里達州僅160公里的貝胡卡爾,興建能夠監聽美國週邊軍事基地及太空中心等場站、並能監控墨西哥灣及加勒比海週邊航行的設施,而古巴將能夠獲得中國數十億美元的報酬。雖然美國政府否認該消息屬實,但已經引人將之與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做出聯想,一旦消息屬實,對美國國安的危害,將可能更甚於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中,蘇聯原擬部署於古巴、可得威脅美國東岸的中程地對地彈道飛彈,事態之後將如何演變?需要繼續關注。

恕筆者直言,中國對這個世界所帶來的問題,已經遠遠大於原先西方世界所預想的機會,特別是在中國遭逢改革開放以來,首度無法妥善了結或延緩問題爆發的本格複合型社會危機的此時,中國當局會如何繼續玩弄其其赤色中華帝國主義諸般手法,以轉移中國因為經濟成長不再而躁動不安的民心焦點,而玩弄戰爭邊緣的戰狼化手段,又會為繫涉各當事國帶來多大的風險,也是包含台灣在內的各國,所絕對不能不預防的大患。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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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6-11 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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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總統直選為何改變台灣?從政黨輪替到抗中保台共識,解析憲政改革關鍵

1996年3月23日,台灣舉行了第一次總統直選。在中國首次大規模飛彈演習、武力威嚇之下所完成的這場選舉,不僅僅象徵台灣民主的里程碑,還是一個政治共同體對於「我們是誰」的自我確認,總統選舉的魔力經常難以言喻,非一般國會議員選舉能比,一如卡爾維諾筆下那位原本對投票嗤之以鼻的左派知識分子,對於「一人一票神秘魔力」的親身體驗與感受。 民選總統,代議民主的除魅與重魅 自由派的憲政主義者往往對民選領袖存有疑慮,台灣知識界對於「民粹威權主義」的爭論固有其本土脈絡,卻也多少反映現代自由主義憲政與民選領袖之間的格格不入,究其根本,在於代議體制實在難以滿足共同體對於「大政治」的想像。威瑪時代的有識之士如韋伯(MaxWeber),就對議會的實務運作滿是鄙夷,「議會不再是進行自由理性辯論與審議的地方,而是成為各個政黨公開進行權力鬥爭的戰場」,於是「議會成員已經喪失了獨立自由當選的個人這種性質,取而代之的是黨務官員以及各種利益集團的代表」。 對普羅民主存有疑慮的改革家往往寄希望於在地化、城鎮層次的議會體制,消磨現代民主中恐怕難以被馴化的驕傲與野心。拜後來的希特勒所賜,藉由如今在台灣不斷進化的全國巡迴輔選,歐洲大陸首次出現了全國性群眾政黨的雛形,早在希特勒崛起之前,韋伯就構思了一個與新大陸憲政發明截然不同的「總統」角色。對於官僚化政黨的不信任,讓韋伯認定,只有普選產生的總統,才能迫使政黨「或多或少無條件服從領導人,因為後者得到了大眾的信任」,政黨的「總統化」趨勢甚至連內閣制政體都難以倖免。 韋伯對現代代議民主的嚴肅觀察是它至少在某個面向上是「領袖的統治」,同時大方坦承總統作為普選領袖實際上是基於其個人的魅力,或說煽動力而當選;代議民主的除魅與重魅一體兩面,代議民主實際上真的不是人民以任何形式的能動參與,所謂的「人民」實質上缺乏表述共同體共同政治目標的能力,而一個共同體如果只有「允妥的治理」,只有「優秀的官員、值得敬佩的職員、誠實的商人、能幹的學者與技師、忠心耿耿的僕人」,這樣的民族「或許能把日常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卻不可能會是「支配自身的民族」,韋伯期許普選的政治領袖獨力承擔大政治的使命,借助自身在權力競逐中習得的煽動本事,打造必要的信眾,於是,憲政民主或許本質上只是一個為了訓練政治領袖,以讓他們能夠獲得權力,進行統治的技術性組織。 「大政治」之外 總統直選無疑承載了共同體對於「大政治」的想像,任何政治體制選擇的論辯都抵不過「人民作主」此一堅實的迷思。1996年是台灣人民確定「支配自身民族」身分的起始,此後,2000年的政黨輪替,證明了民進黨獲得了「執政資格」,也證明了這個共同體已經成熟到可以承受政權的和平轉移;2004年的選舉,在藍綠激烈對抗中,進一步整編了台灣的政治版圖,將過去李登輝所開創的溫和「台灣認同」路線,分化為兩個競爭的陣營,但這兩個陣營的競爭,本質上仍是在「如何保台」這個共同前提下的路線之爭;2008與2012年馬英九的勝選,展現了「台灣認同」路線內部的彈性與模糊空間,證明了「和中保台」在特定條件下也能獲得多數支持;而2016與2020年蔡英文的勝選,則在「中國因素」日益進逼的地緣政治格局下,讓「抗中保台」逐漸凝聚為台灣的主流共識。 三十年間,總統直選不僅是制度慣例的累積,還是深入人心的「人民作主」政治文化,習慣了通過「一人一票」來決定國家的領導人,習慣了把這個領導人視為「我們」的代表,而非某個外來政權或特定集團的代理人。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認同」在民調中的不斷萎縮,「台灣人認同」的持續上升,這並非偶然的社會心理變化,而是總統直選對於共同體邊界的必然確認,人們在每四年都要選擇「我們的總統」時,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追問「我們是誰」,而這個追問的答案,在一次又一次的選舉中越來越清晰。 所有的普選領袖或許都在共同體的自我確認上,確認了韋伯的「大政治」,不過在這個宏偉政治想像之外,是韋伯對於現實憲政體制的含糊,韋伯幾乎不涉入任何威瑪式雙首長的實務政治問題,他時而欣賞英國立憲,時而反對美式總統制;偶爾主張議會對內閣的監督,卻又期待普選領袖的實質權力。韋伯唯一關心的是要確保共同體的命運掌握在普選的魅力領袖手上,至於領袖通過什麼樣的制度機制獲得權力、如何與議會互動等等「實務」,對他而言都是次要。 韋伯固然深知,在現代大眾民主的條件下,官僚化與理性化的趨勢無可避免,政黨組織日益機械化,利益集團盤根錯節,如果沒有一個掌握充分權力的政治領袖,整個政治體制將陷入「無人負責」的困境,基於此,韋伯預見了往後的「總統時代」,「一個得到革命性普選正當性支持的帝國總統,將以自身的獨立權力面對帝國機構,其權威之強大,將是議會選舉的總統無法比擬的。」然而,與普選領袖不容質疑、迷思般的民主正當性形成強烈對比的是韋伯在實務政治論述的貧乏與幼稚。 總統權力的「正常化」依然是深水區 「韋伯式困境」不能單純視為理論家或學者的困窘,顯然,若憲政體制因故無法將普選領袖的正當化轉化為有效的治理,則普選總統的民主正當近乎只有溢美。與其他總統制或半總統制的民主國家相比,台灣總統在憲政體制中所擁有的權力工具極為有限,美國總統擁有對國會立法的否決權,法國總統可以解散國會重新訴諸民意,但台灣總統既無否決權也無解散權,一旦面對國會的挑戰,幾乎沒有任何制度性的反制手段。 近兩年來的政局發展,顯示了台灣總統的憲政困境。面對諸如黨產條例的修法,以及特別國防預算條例的拖延等等立法權的強勢干預,總統除了透過行政院表達立場之外,幾乎沒有任何憲政工具可以制衡。2025年2月,總統賴清德首次動用了憲法賦予總統的「院際調解權」,試圖化解行政與立法之間的僵局,但這個看似總統唯一可以著力的憲政機制,實際上沒有產生任何具體效果;在人事權方面,考試院與監察院人員的提名、以及大法官的提名,都需要立法院同意,而當立法院多數不在執政黨手中時,這些提名就可能全部被否決,導致相關機構陷入空轉,而總統對此同樣束手無策,既不能強制立法院行使同意權,也不能繞過立法院直接任命。 人們往往以「政黨惡鬥」便宜標籤這些現象,因而無視現行憲制中總統權力的「不正常」,除了任命閣揆以及組織國安會議之外,台灣總統實際上沒有任何實質權力,這樣的結論或許與人們的「體感」有落差,不過從歷任總統都必須尷尬的透過各種黨政協調平台處理政務,顯見這並非個別總統的問題。台灣總統見證了典型的「韋伯式困境」,沒有合理的制度設計,普選總統無從落實任何意義上的政治理念。一旦國會多數不被執政黨掌握,總統的可施為空間就會被無限壓縮,當一個通過全民直選、獲得最高民主正當性的總統,在憲政體制中卻缺乏足夠的工具,任何「大政治」的期待恐成泡影。 三十年來,總統直選對共同體「大政治」的具象已毋庸置疑,但是如何讓總統的權力在憲政體制中「正常化」,使其匹配民選領袖所具有的民主正當性,則依然仍是憲政改革的深水區。 作者興趣是政治思想與歐陸當代思想、被深刻思索過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閾界、間隙與極限成癖,深信自由起於文字的繼受、交鋒、碎裂、誤讀與訛傳。 文章來源:思想坦克

從棒球到外交:卓榮泰赴日看WBC如何成為台灣柔性外交的關鍵一招

昨天,行政院長卓榮泰飛到日本現場為棒球經典賽的台灣隊加油。結果,台灣隊大勝捷克。對很多台灣球迷來說,這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奮的事情。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院長赴日加油的消息傳出後,台灣的藍白政黨卻立刻開始攻擊,指控「公器私用」。一些人抓住「包機」問題不斷炒作,好像抓到了什麼天大的醜聞。 其實,值得關注的根本不是包機,而是這次行程的政治意義。1972年台日斷交以來,台灣高層官員能夠踏上日本土地的機會非常有限。這一次卓榮泰赴日,應該是斷交以來第一位現任行政院長進入日本本土活動。雖然表面上是看棒球,但背後象徵的,是台日關係的進一步突破。 近年來,亞洲安全局勢快速變化,日中關係正處於多年來少見的緊張狀態。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社會對台灣的好感度反而越來越高。日本政界、媒體和民間都更加公開地支持台灣。可以說,現在正是台日關係深化的重要時刻。 卓榮泰此行,某種程度上正是抓住了這個歷史機會。用體育交流的形式,踏上日本土地,出現在東京巨蛋。這本身就是一種非常典型的「柔性外交」。 北京顯然對這件事非常敏感。中國外交部立刻向日方表達了強烈抗議。中國長期以來最擅長的事情,就是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只要台灣稍微向外走一步,就立刻跳出來施壓。 北京在外面打壓台灣也就算了,台灣內部居然還有人急著配合。中國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台灣人自己否定自己的外交努力。包機費用當然可以查帳。帳目清楚,本來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但是,以浪費公帑為名,把一個具有外交象徵意義的行程打成醜聞,這種操作,只會讓外界看笑話,覺得匪夷所思。 卓榮泰到東京巨蛋,也許只是看一場棒球。但是很多時候,外交突破就是從文化、體育交流開始的。對於願意為台灣開拓國際空間的人,我們應該支持,而不是忙著潑冷水。 作者:矢板明夫

[轉]從日本慘敗到韓國勝利:台灣隊「永不認輸」的WBC短賽能量怎麼來

我在台灣隊慘敗給日本後就說,這是敗而未潰,所以昨天對捷克一役悶氣全解,而今天則以信心對陣韓國。 韓國祭出老將柳賢振,他過去強力剋制台灣隊,且其在道奇揚威多年,沒想到壓不住台灣年輕選手的砲火,反之古林金孫完全壓著韓國打。整場比賽台灣隊擊出三支全壘打,這較之以長打取勝的韓國還來得多,韓國固然展現其韌性,但台灣隊也不遑多讓,這才使局面變得緊張、精采,台灣球員的蛻變在上屆WBC已略現,而在2024年的12強徹底顯露,今天則是發揚光大,這一批球員的身心素質都遠非昔日球員可以相比。 當前兩場結束後,不少人就說台灣現原形了,台灣棒球玩假的,但我們的球員硬是不信邪,告訴世人:台灣棒球就是永不認輸! 其實支撐棒球的不僅球員,台灣球迷更是可怕的後盾。由於東京距台灣不遠,所以成千上萬的球迷前往東京巨蛋,然後把東京巨蛋變成台北大巨蛋,台灣球迷合計4戰總和吸引16萬3943 人進場,寫下WBC東京巨蛋史上第一次非地主隊預賽場均卻破4萬名觀眾的紀錄。球迷激勵選手的效用,它國大概不易看出,這種台式應援文化就是本國特色。 大概從2018開始,台灣出戰韓國就是勝多敗少。明明從客觀角度看,韓國職棒的軟硬體和市場就是比台灣完整,而這回他們整合了諸多在大聯盟打拼的球員,結果還是打不過沒有大聯盟球員的台灣,原因就在於:台灣球員的凝聚力、球迷的奧援,讓台灣完全不一樣。 所以在短期的比賽裡,它可以綻放驚人的能量,反觀韓國空有大聯盟球員,但其向心力和台灣差之遠甚,看看混血的Stuart Fairchild,初始他應該是搞不清狀況,但隨著賽程發展,他立即感受到球員們協力互助、球迷熱心應援的能量,這絕不是他在美國小聯盟可感受的,他後兩場的傑出表現,應和由此激發的能量有關。不論他對台灣會有何想像、看法,他對這股凝聚力應是難以忘懷。台灣意識就藏於其中,所以棒球與台灣的連結更深更密,不了解棒球就難以理解台灣。 文章轉載自作者臉書發文

淺議白營柯前主席的「司法問題政治化」

台灣民眾黨的柯前主席,雖趁交保後重獲有限自由身的機會,從甫依該黨內規結束2年立委任期的該黨現任黃主席手中,重新收回黨的實權,但這並不代表柯前主席未來就此一片光明,因為: —柯前主席北市長任內「五大案」中,最先遭起訴的京華城案,其第1審判決即將在本月26日宣判,無論是從第1審辯論終結、法官諭知宣判期日時,責令身為被告的柯前主席,在宣判當天務必到庭,抑或是近期傳聞「連柯前主席京華城案的辯護律師,都對1審判決的預期不是很樂觀」來看,恐怕連柯前主席自己,也對1審判決結果如何心內有數。 若26日柯前主席在京華城案遭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則他在2028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再度出馬的美夢,將就此徹底粉碎,而這對柯前主席來說,將會使他與民眾黨,在未來與藍營交涉的態勢,從尚能試探藍白合的可能性,一變為有求於藍營、寄期望於2028年的藍營勝選與特赦,這對於很難低頭求人,有一點威勢或主動性,就要盡可能將其效益最大化的柯前主席而言,無疑是難以接受; —即使柯前主席在26日,因為合議庭多數意見心證的嚴謹,而在京華城案貪污罪責認定的方面上,獲得相對寬大的處理,而暫時保留2028再度出馬角逐總統的生機,但: .一方面柯前主席的五大案才剛開始,檢方偵辦北士科、南港轉運站、萬大果菜市場改建等案仍蓄勢待發; .另一方面,在京華城案的洗禮後,還願意相信柯前主席清清白白的小草還剩多少、民眾黨的支持度還剩幾成,也都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問題,這會牽涉到柯前主席在今年年底的地方選舉中,有多少實力能向藍營叫陣,若不能爭取禮讓部份縣市給白營候選人,也要盡可能擴大縣市及直轄市議會的議員席次、為2028年大選圖謀, 雖然藍營也因多個縣市及直轄市內紛烽火連天,而陷入混亂狀態,但若柯前主席太快消風,還是無法在藍軍面前討到太多便宜; 於是,以上在這些因素交織、操作空間愈來愈窄的情況下,柯前主席只能且戰且走,把他個人與整個民眾黨的路線,從2月初該黨6名新任不分區立委就職後,對綠營看似遞出橄欖枝的路線,重新拉回原有的軌道,不僅認為賴總統與民進黨政府,真的能夠干預檢調與司法偵辦精京華城等案的進度、對其起訴及量刑下指導棋,更據民眾黨仍是立院關鍵少數的地位,意圖透過將其個人的司法問題轉化為政治問題,要賴總統與民進黨政府指揮檢審,不僅在京華城案要輕判,更要連該黨黃大主席,豢養狗仔跟監政治人物、及立委任內洩密等案也要停止偵辦,甚至在揚言「若檢方敢再動黃國昌,就要推動焦土政策」後,還以「參加兒子東京大學博士班畢業典禮」為由,向台北地院聲請核准其前往日本,花招百出,「就是要想辦法從目前的司法枷鎖中脫身」的急迫之情溢於言表。 但,柯前主席在政治操作的同時,可曾知道: —自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來,至少到2000年首度政黨輪替為止,由於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黨國一體不可分,中華民國在台灣無論是司法權,抑或行政權傘下與司法有關的檢察、警察及調查局等部門,在權力運作與組織文化上,都存在濃厚的黨國色彩;此般組織文化的遺影,甚至到最近幾年,也依然持續發揮其影響力,即使民進黨業已進入連續執政第10年的現在也難以拂拭;如果賴總統以降的綠營民選公職或政務官,真的天才到應柯前主席的期待關說檢審,不僅難以發揮效果,更很有可能被親藍親中的在朝法曹,找到對賴政府發動抗爭的大義名分; —再者,柯前主席之所以因為京華城案而身繫訟累,是因為藍營在中正萬華選區的鍾姓台北市議員,向北檢提出檢舉,才因此啟動偵辦,以鍾某的人際關係與政黨光譜來看,也並不像是能夠被民進黨政府或賴總統指揮得動的樣子,將自身訟累的責任歸咎到賴總統與民進黨的所謂司法追殺,也實在是失之過誣。 筆者認為:如果柯前主席真的以台灣司法正常化等長遠發展為念,最好的方法莫過放下對權力的執念,坦然面對現在與未來的一切司法程序,而不應該再有司法問題政治化之類的操作,但這對作為權力動物與弄潮兒的柯前主席來說,卻比登天更加困難,即使柯前主席再戰2028的意圖,在京華城案的1審判決後被迫斷念,恐怕在柯前主席司法案件定讞、必須入獄服刑以前,台灣社會還是必須忍受柯前主席的各種政治操作與荒謬言行。 作者:江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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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總統直選為何改變台灣?從政黨輪替到抗中保台共識,解析憲政改革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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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3月23日,台灣舉行了第一次總統直選。在中國首次大規模飛彈演習、武力威嚇之下所完成的這場選舉,不僅僅象徵台灣民主的里程碑,還是一個政治共同體對於「我們是誰」的自我確認,總統選舉的魔力經常難以言喻,非一般國會議員選舉能比,一如卡爾維諾筆下那位原本對投票嗤之以鼻的左派知識分子,對於「一人一票神秘魔力」的親身體驗與感受。 民選總統,代議民主的除魅與重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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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棒球到外交:卓榮泰赴日看WBC如何成為台灣柔性外交的關鍵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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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行政院長卓榮泰飛到日本現場為棒球經典賽的台灣隊加油。結果,台灣隊大勝捷克。對很多台灣球迷來說,這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奮的事情。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院長赴日加油的消息傳出後,台灣的藍白政黨卻立刻開始攻擊,指控「公器私用」。一些人抓住「包機」問題不斷炒作,好像抓到了什麼天大的醜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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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從日本慘敗到韓國勝利:台灣隊「永不認輸」的WBC短賽能量怎麼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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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灣隊慘敗給日本後就說,這是敗而未潰,所以昨天對捷克一役悶氣全解,而今天則以信心對陣韓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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