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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軍方「戰狼化」—淺析中國人民解放軍近期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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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國黨政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打破改革開放後形成的「國家最高領導人任期,以2任為限」慣例,在今年3月中國人大政協兩會結束後,形同完成登基程序、正式進入第3個黨總書記暨國家主席任期後,雖然一度在外交領域,試圖展現「願意和緩緊張、重新恢復與部份國家之間正常往來」的樣貌,但,原本作為中國共產黨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對內宣傳其執政正當性的兩大支柱之一的中國經濟,卻也因為近年的以下狀況,而無法繼續支撐習政權的外交政策:

1.在武漢肺炎(以下簡稱武肺)疫情爆發前,中國透過不斷膨脹房地產市場及市價,使地方政府得以透過出售土地使用權來換取更多資金的發展模式,已經逐漸出現疲態,經過3年武肺疫情後,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與景氣,現在更是已經進入崩盤階段,後續政經衝擊可期。

2.自美中貿易戰爆發後,以美國與日本為首的先進經濟體集團,正在持續加強對中國的諸般國際經貿圍堵,特別是在高科技產業的原料、機具及技術等出口管制方面,連帶導致電子產業等加工出口主力產業,逐漸從中國轉移到越南及印度等國。

3.去年(2022年),中國當局先在第1季末啟動幾近於瘋狂的「社會面清零」防疫政策,而後卻因地方財政無力繼續支撐等緣故,而在年底12月突然撤廢防疫管制、進入放牛吃草狀態,從一個極端向另一個極端擺盪,導致中國內需民生消費景氣與就業市場均遭重創,連帶致使中國經濟成長的3大動力來源—出口、內需及投資,同步衰退的趨勢益加顯明。這也連帶導致習政權過去大手筆的經濟援助及投資,在今年與G7峰會打對台的中國—中亞峰會也難以復見。

既然經濟成長不再、無法繼續支持中國共產黨自認的執政正當性,中國當局只能更大程度地,訴諸具有類似於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晚期「假合民族」的外觀、但本質上可以說是赤色中華帝國主義思想體現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概念,作為中共及習近平執政正當性的泉源。為了以此般概念持續迷醉中國社會民心,可以想見,中國當局的侵略、擴張及好戰等傾向,將會呈現一個逐漸加重的狀態。

在人事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在其第3個黨國最高領袖任期的軍方人事方面,選擇因為被美國國務院指控「在2018年時,涉及與俄羅斯之間的重大軍事交易」,而遭其實施金融及出口等制裁,原任中國暨中共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的解放軍陸軍上將—李尚福,成為中國暨中共中央軍委排名第4的成員、並出任中國國防部長。

雖然一般分析咸認「李尚福所承受的美國制裁,並不會成為他與美國同行從事軍事交流的阻礙因素」,美國國防部與美軍至今也依然希望與中國軍方保持密切接觸、以降低雙方誤判局勢的風險;而中國國防部在中國的軍事體系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如正常民主國家文民領軍體制下的同行般,而僅具有與他國同行軍事交流及儀典等次要的性質,但李尚福上任至今的表現,其立場之強硬及態度之高傲狂妄,確實足以被認為「中國國防高層在言行方面,也加入該國部份對外使節的行列,開始有戰狼化的傾向」。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在6月3~4日於新加坡所舉行的年度「香格里拉對話」當中,李尚福一方面玩弄「一邊宣稱『對美中軍事對話抱持開放態度』,但另一邊卻拒絕美國所提出,與其美國同行—洛伊德.奧斯汀國防部長先行進行場邊會談的提案」的兩面手法,另一方面卻在反擊美國奧斯汀國防部長的「不容盟邦與夥伴遭到中國霸凌」、「台海安全攸關世界和平」及「維護國際航行自由」等立論,以及北約在日本首都東京開設聯絡辦公室、增強對印太關注的同時,對中國當局口中所謂的台灣問題,展現堅決不肯退讓的態勢,用較過去幾屆對話更冗長的篇幅,宣稱所謂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不容台灣從中國被分裂出去,並指控台灣當局與外國勢力以台制華,試圖以這些冗言,來抵銷國際社會將台海和平問題國際化的後座力,但不僅淪為中方自說自話,最後不僅根本無法達成香格里拉對話「增進理解、降低衝突」的主要目的,也只能是讓以美國為首的主流國際社會,對中國在軍事安保上的戒心有增無減,並採取相對應的作為。

而在具體行動方面,中國人民解放軍除了對台灣防空識別區西南角~南面、以及台灣海峽中線等地帶的擾襲,已經確定成為近乎於全年無休的常態化行動,持續增加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國軍的戰備壓力以外,中國人民解放軍也透過以下的行動態樣,增加對日本的壓力:

1.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軍艦,在宮谷、對馬及津輕等海峽的出沒頻率持續增加,以增強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在這些水道的存在感;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近期也派遣測量艦及電子情報收集艦等調查用艦隻,或調查日本近海水文及海底地形等狀態、或收集附近的國際通訊等電波資料,有為未來可能的西太平洋全面戰爭預做準備的意圖。

2.在2023年G7廣島峰會召開前,派遣艦隊繞航日本近海一週,以製造日本社會對中國的心理壓力。

3.中國除了派遣其本國機艦,不時侵入鄰近日本的海域及空域,6月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所派出的「轟6」轟炸機,更與俄羅斯航空宇宙軍Tu-95戰略轟炸機會合、組成聯合編隊,逼近日本領空、侵擾韓國防空識別區,致使日本航空自衛隊西部方面隊、以及大韓民國空軍所屬戰鬥機,必須升空攔截驅離中俄2國的空軍軍機聯合編隊。

而且,必須注意的是,中國當局這時候會選擇在西太平洋東北亞地區與俄機聯合行動,似乎也與5月中下旬期間,中國當局所派出的俄烏戰爭特使—李輝,歷訪烏、波、法、德、俄等國首都,以及歐盟位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的總部,向這些國家及國際組織兜售以和平為名、實則為俄羅斯保住現有侵略戰果而圖謀的停戰和談方案,卻遭西側國家冷眼以對、無功而返的情況有所牽連,似乎是基於「不需要再繼續扮演調停者的角色,可以光明正大站在俄羅斯一方」的心態,所以才會在西太平洋聯手襲擾日韓,以分散西側圈整體加諸於俄羅斯的壓力。

但,以上的擾襲行動,還不是近期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狼化的代表作。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空軍面對美軍,近期幾起危險舉措,很有意圖重演2001年南海撞機案的架勢。

在該案中,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航空兵「殲8II型」戰鬥機,在南海上空國際空域攔截美國海軍EP-3E電子偵察機,不僅未能致使該機墜毀,反而導致撞擊美機的其中1架殲8失事、飛行員殉職,並使得該架美國海軍偵察機迫降在中國海南省陵水機場、引發一連串外交事件。

以較公允的角度來看,中國在南海諸島超出實控島嶼範圍的主權聲索,本來就問題多多、並沒有什麼堅實的學理及法律依據,南海與其上空是國際海空域,在中方也沒有在南海上空劃設防空識別區的情況下,中國最多只能對臨近當地的各國軍機保持監視,而不能以攻擊手段逼其迫降,但事後中國當局竟然以本案為基礎,開始炒作新一波反美熱潮,操弄該國民眾的民族—帝國主義心態,著實不可取。

但,22年後的今天,中國當局面臨他國機艦行動,仍然不脫2001年南海撞機案時的行為模式,例如5月26日,1架美國空軍RC-135偵察機,在發現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空母「山東」號,與其隨伴艦隻從南海進入台灣海峽後,隨即展開密集跟監,但中國人民解放軍卻責令鄰近基地1架「殲16」戰鬥機,升空攔截該架美國空軍的RC-135偵察機,其間中國的殲16更採用危險駕駛的方式,試圖干預RC-135的正常飛行。

而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也沒有閒著。就在本月3日,美國的奧斯汀國防部長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對話」,就台海問題及中國威脅發表言論及政策宣示的時候,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東海艦隊(或稱東部戰區海軍)所屬的052D級飛彈驅逐艦「蘇州」號(舷號132),竟然逼近美國與加拿大海軍所組成、以維護台海等國際水道自由航行為主要目的的航行編隊,甚至一度逼近到「距離該編隊中的美國海軍驅逐艦—伯克級飛彈驅逐艦『鍾雲』號(舷號DDG-93)只差不到150公尺」的程度,由於中方對此般問題不願認錯、反而誣指美加軍艦擾亂區域穩定的緣故,加拿大國防軍海軍及美國海軍相繼公佈現場的錄影等畫面,這次的行動以結果論而言,對中方不啻於自取其辱。

但,不管是中國軍方不同軍種或不同單位,想要以攔截美軍機艦建功,抑或是為對最高層表忠,或者有什麼不為人知的因素,中方類似的攔截行為,不僅幾無國際法上正當性、擾亂各國機艦安全,同時也妨礙國際航行自由,對中方而言,繼續進行類似行為,恐怕只會更加損人不利己。

不過,近期中國當局最駭人聽聞的軍事冒進傳聞,還是本月8日由華爾街日報所傳出的一則消息。該消息指稱,中國當局已經與古巴政府達成協議,中方將在古巴距離美國本土佛羅里達州僅160公里的貝胡卡爾,興建能夠監聽美國週邊軍事基地及太空中心等場站、並能監控墨西哥灣及加勒比海週邊航行的設施,而古巴將能夠獲得中國數十億美元的報酬。雖然美國政府否認該消息屬實,但已經引人將之與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做出聯想,一旦消息屬實,對美國國安的危害,將可能更甚於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中,蘇聯原擬部署於古巴、可得威脅美國東岸的中程地對地彈道飛彈,事態之後將如何演變?需要繼續關注。

恕筆者直言,中國對這個世界所帶來的問題,已經遠遠大於原先西方世界所預想的機會,特別是在中國遭逢改革開放以來,首度無法妥善了結或延緩問題爆發的本格複合型社會危機的此時,中國當局會如何繼續玩弄其其赤色中華帝國主義諸般手法,以轉移中國因為經濟成長不再而躁動不安的民心焦點,而玩弄戰爭邊緣的戰狼化手段,又會為繫涉各當事國帶來多大的風險,也是包含台灣在內的各國,所絕對不能不預防的大患。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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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6-11 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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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豪賭、抑或政權長期化的第一步? —淺議日本高市首相決定解散國會眾院、提前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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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美關稅談判反思制度不平等與戰略應變

依外媒最新報導:台美關稅稅率落在15%,該稅率不僅和日本、韓國相同,更象徵台灣已是美國開出「準最惠國待遇」,代表台灣被美國視為在對美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台美關稅談判之所以曲折,不僅反映美方「戰略化談判」的現實考量,更突顯出台灣在全球經貿秩序中所面對的結構性不平等。筆者認為討論聚焦在談判進度與稅率細節,倘若忽略制度性劣勢與國際地位的歷史包袱,才是真正牽動台灣經貿競爭力的深層問題。 首先,台灣與美國的經貿互動無法透過正式FTA框架進行談判,造成制度對接困難。例如,當美國與韓國、日本進行FTA協議談判時,雙方可將稅率調整、技術標準、投資保障等納入一體談判,建構起完整的制度配套與法源依據。而台灣只能透過「行政協議」及「產業承諾」的模式談判,法規位階不對稱,導致即使談成某些內容,也無法形成穩定可預期的制度保障,這不但影響企業中長期佈局,也大幅削弱政府的整體談判籌碼,部分議題上被迫委屈全。 其次,即使進入WTO已逾二十年,台灣仍無法擁有「夥伴對等地位」的協議工具。以日本及韓國為例,透過美日FTA、美韓FTA等雙邊協定,其出口產品可享比WTO框架更低的稅率與更靈活的非關稅措施,這些條件直接改寫了「競爭門檻」。反觀台灣,即使產品技術更好、生產效率更高,仍因制度安排缺席而被排除在「選擇性優惠待遇」之外。台灣某些高值零組件出口至美國,關稅高達5%-8%,而韓國產品則享有免稅。這類落差已非單一商品問題,而是貿易體制設計導致的結構性劣勢。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期待愈高,反而談判籌碼愈少。在半導體、先進封裝、電動車關鍵零組件等領域,美方視台灣為不可或缺的安全與技術夥伴,但正因其「不可替代性」,談判過程反而容易被美方拉長、設門檻、綁條件。美方可能要求台灣擴大對美投資、承諾供應鏈透明、或簽署特定稅務資訊交換協議,作為稅率調整的交換條件。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單一關稅議題,而是逐步進入戰略對價交換的新階段。 回歸根本,制度性工具的缺位,才是台灣在關稅談判中處處受限的根源。朝野應當深思台灣不能只期待美方「單方面讓利」,而應系統性思考如何創造制度紅利。一方面,應積極尋求具法律效力的雙邊協議模式,即使無法命名為FTA,也可仿效「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模式,擴大涵蓋稅率、關務、規則、標準等內容;另一方面,也應將投資與供應鏈合作作為「可換取條件」,主動布局台美產業聯盟,減少在被動等待中流失籌碼。 國內應建立「戰略談判資料庫與人才庫」,整合稅務、產業、地緣政治、法規等跨域專業,強化政府在多邊與雙邊談判中的議價能力。現行部會分工過於垂直,談判籌備期與回應機制仍欠缺前瞻性部署,導致每次談判都從零開始,錯失協調與滾動修正的彈性空間。筆者認為此次台美關稅談判並非是零和遊戲,而是全球經濟布局權力重分配的關鍵工具。台灣必須跳脫「被要求者」心態,轉而建構「制度創造者」的思維,才能真正脫離重要但不緊急的邊緣角色,重新取得談判主動權。   作者:林士清

關稅不是「賣國」而是「選邊」:從台美新協議看台灣產業升級的代價與紅利

     近期美國與台灣就關稅與投資待遇達成新一輪經貿安排,消息一出,台股隨即大漲,市場情緒迅速轉為樂觀。半導體產業獲得關稅豁免,並不令人意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凡屬台灣產業鏈、選擇赴美投資設廠者,亦可透過各類補助、稅賦減免與政策豁免,降低進入美國市場的制度成本。這一連串「配套式開放」,立即引來在野黨質疑,台灣是否在不對等談判中讓利?是否形同以產業外移,換取短期市場利多,最終只對美國有利?       若僅從傳統關稅談判的零和視角觀之,此類質疑並非毫無基礎。美國確實藉由制度誘因,引導高附加價值製造業與關鍵供應鏈向其本土集中,強化自身產業安全與科技主權,而台灣企業則必須承擔赴海外投資的資本支出、人力重組與管理成本。從表面看來,這似乎是一場「美國收割、台灣配合」的交易。          然而,若將視角拉高至當前全球經貿秩序的重組脈絡,這樣的評價恐怕過於簡化。當前國際分工早已不再以關稅高低為核心,而是圍繞供應鏈可信度、政治風險與科技陣營進行重組。對出口高度依賴、且長期承擔地緣政治風險的台灣而言,被納入美國制度性豁免與補助體系,本身即是一種「準制度保障」。這不僅降低產品進入主要市場的非關稅障礙,也在實質上鞏固台灣產業在民主供應鏈中的關鍵節點地位。         更進一步觀察,該協議並未僅限於半導體,而是延伸至其周邊設備、材料、系統整合與高階製造服務,形同迫使台灣產業加速從單點製造優勢,轉向完整技術生態系的輸出。赴美投資並不必然等同於產業空洞化,關鍵在於台灣能否將研發、決策與高階技術持續留在本土,形成「雙核心」布局。在此架構下,美國市場成為放大器,而非替代品。       至於國際地位層面,這類經貿安排雖未冠以正式自由貿易協定之名,卻具有高度政治象徵性。美國願意以實質豁免與補助作為交換,意味著台灣不再僅是被動的貿易對象,而是被視為戰略性經濟夥伴。這種去形式化、重實質的合作模式,正是台灣在現行國際體系中最具操作空間的路徑。        因此,問題並非「是否單利於美國」,而在於台灣是否具備足夠的產業治理能力,將這一波外部誘因轉化為內部升級動能。若僅將其視為股市利多,或陷入意識形態式的賣台與否辯論,反而忽略真正的關鍵:台灣產業是否能藉此完成技術深化、品牌化與全球布局的躍升。       在全球經貿秩序重組的當下,台灣已無「兩邊討好」的空間,剩下的,只是如何在既定陣營中,爭取最大的制度紅利,並承擔相應的轉型代價。這不是短線政治口號能回答的問題,而是攸關未來十年產業命運的現實抉擇。 作者 / 風林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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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美關稅談判反思制度不平等與戰略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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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外媒最新報導:台美關稅稅率落在15%,該稅率不僅和日本、韓國相同,更象徵台灣已是美國開出「準最惠國待遇」,代表台灣被美國視為在對美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台美關稅談判之所以曲折,不僅反映美方「戰略化談判」的現實考量,更突顯出台灣在全球經貿秩序中所面對的結構性不平等。筆者認為討論聚焦在談判進度與稅率細節,倘若忽略制度性劣勢與國際地位的歷史包袱,才是真正牽動台灣經貿競爭力的深層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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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不是「賣國」而是「選邊」:從台美新協議看台灣產業升級的代價與紅利

關稅不是「賣國」而是「選邊」:從台美新協議看台灣產業升級的代價與紅利

     近期美國與台灣就關稅與投資待遇達成新一輪經貿安排,消息一出,台股隨即大漲,市場情緒迅速轉為樂觀。半導體產業獲得關稅豁免,並不令人意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凡屬台灣產業鏈、選擇赴美投資設廠者,亦可透過各類補助、稅賦減免與政策豁免,降低進入美國市場的制度成本。這一連串「配套式開放」,立即引來在野黨質疑,台灣是否在不對等談判中讓利?是否形同以產業外移,換取短期市場利多,最終只對美國有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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