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鑰匙丟進河裡，卻控告門為何沒開」:藍白演繹一堂「憲政自殘」的示範課！？    今年唯一一號憲法判決甫一公布，國民黨團旋即提告大法官，白營也隨後譴責，指控就憲法法庭會議構成人數未達法定標準而「違法濫權」。乍看之下，這是一場嚴肅的法制爭辯；細看之後，卻更像一則結構精巧的政治諷刺：一個長期杯葛大法官人選、導致憲法法庭無法如期如數組成的政黨，轉身指責僅存的大法官「不該開會」，並將開會人數本身塑造成憲政危機的核心。若說憲政體系需要教材，這一幕確實足以編入負面示例集。    從法律面觀察，憲法法庭的功能並非裝飾性存在，而是憲政秩序中司法權對立法權、行政權行使憲法審查的關鍵樞紐。其能否運作，前提在於大法官人數的補實。然而，過去一段時間，立法院特定多數以政治杯葛方式，拒絕完成人事同意權的正常行使，使憲法法庭長期處於「勉力存活」狀態。在此背景下，法庭如何在不完整編制下解釋憲法、避免憲政全面停擺，本身就是憲法解釋的核心議題之一。換言之，開會人數之爭，並非大法官自創問題，而是政治部門長期不作為所逼出的制度難題。    國民黨團此次提告，形式上是對憲法解釋程序的監督，實質上卻難以擺脫「先製造真空，再指責填補者」的矛盾。若憲法法庭嚴格等待人數補齊而全面停擺，其結果並非政治責任回歸立法院，而是人民基本權利救濟被無限期擱置；反之，若法庭在最低可運作條件下作成判決，又被指控違反正當程序。如此「進退皆罪」的狀態，與其說是捍衛憲政，不如說是將憲政當作政治攻防的戰場。    從政治現實來看，這樣的行為對憲政文化的傷害更為深遠。民主政治允許政黨競爭，但前提是對制度底線的共同承認；當立法院多數一方面癱瘓憲法法庭的組成，另一方面又將法庭運作本身描繪成「違憲亂象」，社會接收到的訊息並非權力分立的精緻辯論，而是制度可以被策略性破壞、再反過來當作攻擊工具的示範。長此以往，人民對憲法的信賴，將不再建立於規範理性，而是取決於哪一方暫時掌握政治聲量。    更諷刺的是，國民黨團長期高舉「依法治國」之旗，卻在此事件中展現出一種選擇性法治觀：當制度有利時，程序神聖不可侵犯；當制度不利時，程序本身即成為指控對象。故不僅削弱了司法權的制衡功能，也讓憲法法庭被迫捲入政治對立的泥淖，成為替代戰場，而非終局裁判者。    總之，此番控告行動在短期內或許能凝聚政治動員效果，卻在長期上為我國憲政體系留下不良先例。此無疑形成一種政爭先例，即政治人物如何先讓制度失靈，再指責制度失靈；也教導民眾，憲法不是穩定秩序的價值觀，而是可以被反覆拆解的政爭工具。莫忘該部憲法之精神乃1990年代以來，經由朝野協商、妥協而來之政治秩序基礎，憲法增修條文儼然成為中華民國在地化的一種象徵，如今藍營不認舊帳又新談算盤，是否將憲政語言視作裝飾，無疑自毀長城、又一次否定中華民國在地化，也開將鬥爭黑手伸入司法院之先例。  作者：劍藏鋒

  張文隨機殺人事件的影像，留下了一個比兇嫌本身更值得深思的問題。當凶嫌手持長刀、丟擲煙霧彈，在車站出入口與百貨公司門前來回遊走時，畫面中卻出現大量「正常生活持續進行」的場景：有人駐足觀望，有人從旁走過，甚至有人繼續逛街，彷彿這只是一場與自己無關的突發插曲。這並非冷血，而是一種集體性的遲鈍。 我們的社會，對「危機」的想像，長期停留在抽象層次。危險被理解為新聞事件、政府通報或災後檢討，而不是一種可能在任何時刻、任何地點發生於眼前的現實。當危機真正降臨時，反而因為不符合日常經驗，而被低估、忽略，甚至合理化。這種遲鈍，並非一夕形成，而是制度與文化共同塑造的結果。 這種心態，也延伸到我們對更大尺度風險的看法。對岸長期越過海峽中線的軍事挑釁，已逐漸被社會消化為日常背景。警訊反覆出現，卻因為沒有立即後果，而被視為噪音。於是，生活依舊如常，對風險的討論被貼上「製造恐慌」的標籤。然而，公民社會的成熟，從來不是建立在「假設最壞情況不會發生」之上，而是建立在「即使最壞情況發生，我們是否有能力應對」。 政府近年推動全民防災、防衛指引，小橘書中詳列急難物資、避難準備與通訊中斷的應變方式，這本質上是一種治理責任的延伸：把風險管理下放到社會與家庭層級。但問題在於，當社會整體缺乏危機意識時，這些指引往往停留在「知道有這回事」，而非真正落實於行動。 隨機殺人事件提醒我們一件事：危機不會先敲門，也不會等社會做好心理準備。它往往出現在最不被期待的時刻，測試的是個人與社會是否具備基本的判斷力與行動能力。公民意識，不只是投票與表態，也包含對風險的理解、對制度演練的重視，以及在異常出現時，願不願意打破「一切照常」的慣性。 當我們在危機面前選擇遲疑、觀望、忽視，代價往往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而不可逆的。這不只是治安問題，也不只是國安問題，而是一個社會是否真正理解「公共安全」含義的問題。如果我們無法在日常中練習認真看待風險，那麼當真正無法回頭的時刻到來時，任何制度都來不及彌補那一瞬間的遲鈍。 作者：林政武

           近日發生於台北車站及捷運中山站周邊的暴力攻擊事件，引發社會高度關注。該事件造成多名民眾傷亡，不僅衝擊公共安全，也在短時間內引發治安及輿論震盪。對於此類事件，若僅停留於情緒反應或單一責任歸因，恐難以回應社會真正的需求；相對地，從公共政策與社會科學角度出發，冷靜檢視事件背景、社會條件與制度面向，更有助於未來的預防與治理。             所謂「無差別暴力事件」通常並非單一因素所致，而是多重結構性條件交互作用的結果。相關研究指出，此類行為往往與個人心理狀態、長期社會支持不足、以及對現實環境的挫折感累積有關。尤其在高度都市化的社會中，人口密集、生活節奏快速、社會連結薄弱，使得部分邊緣個體更容易陷入孤立狀態。值得注意的是，無差別攻擊並不等同於隨機或毫無脈絡的行為。許多案例顯示，行為人往往在事前已出現壓力訊號，例如長期失業、家庭關係斷裂、心理健康失衡，卻未被及時辨識或介入；故反映的並非單一個體的問題，而是社會安全網在早期預警與支持層面的不足。             捷運系統與大型商業區是現代城市中最具代表性的公共空間，其功能在於促進流動、交流與便利。然而，當暴力事件發生於此類場域，對社會心理的衝擊遠大於事件本身的發生頻率。民眾對日常通勤與公共活動的安全感，會因此產生動搖。從治理角度來看，公共安全不應僅依賴事後的警力反應，而需納入預防性思維。例如，透過更完善的現場觀察機制、異常行為通報流程、以及跨單位即時協調，提升早期介入能力。              事件發生後，網路平台迅速湧現大量討論，其中既有對受害者的關懷，也伴隨情緒化指責與標籤化言論。部分言論嘗試以政治立場、特定群體代稱或既有社會對立框架來解釋事件，例如互相指稱兇嫌為「青鳥」或「小草」，蓋缺乏事實基礎，反而模糊問題本質，突現台灣社會逐漸走向極端政治化與網路對立走向現實生活的傾向。社會心理學指出，在高度不確定與恐懼的情境下，人們傾向尋找簡化的解釋與替罪羊，以降低內在焦慮。然而，這類「獵巫式」反應容易導致社會撕裂，使公共討論從如何預防悲劇，轉變為彼此指責。長期而言，這不利於民主社會中理性對話與政策形成。是故，媒體的角色格外關鍵。專業新聞報導應以查證、脈絡與公共利益為核心，避免過度聚焦於嫌疑人個人細節或未經證實的動機推測。過度渲染或即時追逐點擊，可能在無意間放大恐慌，甚至造成模仿效應。同時，數位平台亦需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強化對仇恨言論、威脅訊息與不實資訊的管理機制，並與政府及民間組織合作，維護健康的公共討論空間。           […]

台北的社會評論家，對前日北捷中山站無差別殺人事件有此觀察：事不干己、台灣人愛看熱鬧的「民格」不改。 社評家說：殺人事件過程中有多少「義勇的」攝影大哥們，奮不顧身搶鏡頭，長刀、煙幕彈來了，無所畏懼！——- 到底身旁張皇失措、哀號、或受傷倒地的同胞們，是不是需要幫助，救援？有多少敢挺身而出，誓為長城（這才是真正道德的長城、人性的長城 ）！ 說來悲慘，此次事件攝影大哥們多矣！唯有一位義士力抗惡徒，不幸身亡。比之於「鄭捷殺人事件」：有婦孺、老人以手中雨傘當武器、年輕力壯者，空手入白刃，壓制惡徒，實不可同日而語 ！是不是我們的社會快敗落到只剩下義勇攝影記者，搶拍是唯一的道德考慮 ？ 台北有些幸災樂禍的「喜怒客」（ cynic ）對此社會價值流向，毫無驚訝 ！—— 網路流量，難道不是名成利就的捷徑？網紅如此 ！政客如此 ！路人甲乙為甚麽不能如此 ？最多也不過是「狗仔」之流，人家會這樣辯解：我們公然為之，又不偷偷摸摸，又沒有政治陰謀和企圖，—— 若自己的「獨家」有幸獲得媒體的青睞有加，特別看待，給點豐厚酬勞，天經地義 ！ 教育家不時教育我們要「隨時準備」中，誰敢說「幸運」不會憑空而降，頓成網路紅人！所以一定要準備好手機，隨時搶拍。你知道子彈飛越川普總統臉頰，只差幾毫米的獨家攝影，賣了多少美國金元 ？ 攝影大哥們！長刀、煙幕彈來了，也可能是你們竄紅的時刻到了，管它你身旁有多少「人性義理」要重視，要處理 ！大哥們一定會說：找位見義勇為、出生入死的「白痴英雄」可以；可不要找我，我隨時在準備搶拍中，不要煩我 ！ 作者： 徐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