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擔心，勞工如果已經符合退休資格，卻在正式申請前往生，之前繳的勞保或勞退是不是就「一毛都領不到」？這種說法並不完整。真正的關鍵，不是有沒有退休，而是要先分清楚勞保老年給付與**勞工退休金（勞退新制）**是兩套不同制度，家屬能否請領、請領什麼、期限多久，都不一樣。 先看勞保。若被保險人已退職退保，且其實已符合勞保老年給付條件，只是還沒申請就死亡，勞動部明確說明，當序受益人仍可在退職後兩年請求權時效內，請領被保險人的勞保老年給付。也就是說，不是人一過世就完全不能領，而是家屬必須在法定時效內處理。 此外，若被保險人保險年資滿15年，並符合老年給付資格，卻在請領前死亡，符合條件的遺屬還可能改請遺屬年金，不是直接歸零。 再看勞退新制。這部分是個人退休金專戶，不是保險給付。依勞動部與勞保局現行說明，參加勞退新制的勞工若在請領退休金前死亡，遺屬或遺囑指定請領人可以一次請領專戶退休金，目前請求權時效原則上是自死亡翌日起10年內；但若死亡發生在2019年5月17日修法前，舊案可能仍適用5年時效。 如果完全沒有法定遺屬，也沒有遺囑指定請領人，該專戶本金與累積收益才會歸入勞工退休基金。 真正麻煩的地方，不在於「制度不給領」，而在於家屬常常不知道自己可以領，或不知道期限很短。尤其勞保老年給付的兩年時效，比勞退新制短很多，一旦錯過，權利就可能消滅。 所以，面對退休前往生的情況，家屬最重要的不是先下結論「領不到」，而是立即確認三件事：死者是要看勞保還是勞退、是否已符合老年給付或退休金資格、以及請求權時效是否還在。否則，真正讓家屬領不到的，往往不是制度本身，而是資訊落差與逾期未申請。

  2026年2月底，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美以聯合空襲中身亡，成為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對伊朗政權最具顛覆性的外部打擊。此一「斬首作戰」不僅是軍事行動，更是對神權共和體制核心象徵的直接摧毀。問題不在於事件本身，而在於其後續外溢效應，即中東秩序會否因權力真空而長期失序？中國在區域與全球布局中將如何調整？而對台海安全而言，美軍與盟軍是否具備同時應對東西兩線高強度衝突的能力？ 首先必須釐清，伊朗體制並非單一強人結構。最高領袖固然居於權力頂端，但革命衛隊、專家會議與宗教法學網絡構成多層權力支撐。斬首未必導致國家崩潰，卻幾乎必然引發權力再分配與強硬派的安全化轉向。政治學中的「外部威脅凝聚效應」指出，當國家遭受外力打擊時，內部菁英更可能團結於保守民族主義敘事之下。換言之，這場行動未必促成溫和化，反而可能強化對外報復、加速集權與區域代理人戰爭。 另，中東是否會一次性解決長期對抗？從區域結構看機率不高。伊朗與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什葉派武裝、敘利亞政權之間的網絡關係，使衝突具高度擴散性。若伊朗以封鎖或威脅封鎖何姆茲海峽作為回應，全球能源市場將立刻承壓。歐洲與亞洲進口國的通膨風險將再起，美國雖能源自給能力較高，但全球油價飆升仍會反噬其經濟與選舉政治。這意味著，中東並非單純戰場，而是全球經濟穩定的槓桿。 對中國而言，伊朗的戰略價值至少包含三層意義。其一是能源來源與價格穩定；其二是「一帶一路」向西延伸的節點；其三是抗衡美國單極壓力的地緣夥伴。北京長期在聯合國體系中強調主權與不干涉原則，此次公開表態譴責軍事升級並呼籲停火，符合其一貫外交論述。然而現實主義角度下，中國面臨的是結構性兩難；若過度靠攏伊朗，將損及其與海灣阿拉伯國家及歐洲的經貿利益；若保持距離，又可能削弱其在中東的影響力與能源議價能力。更重要的是，戰火推升油價對中國製造業與出口部門屬明顯負面衝擊，經濟成本遠大於政治象徵收益。 至於中東戰事是否「有利於台灣」？必須以軍事能力與戰略配置為核心分析。美軍近年以印太為優先戰區，但仍保有全球快速投射武力的能力。雙線作戰的挑戰並非兵力總量，而在於高端彈藥庫存、後勤補給與政治注意力分配。若中東戰事持續消耗精準導引武器與防空攔截系統，美軍在亞太的彈性確實可能下降。然而，美國與盟邦的聯合架構，包括日本與澳洲在區域安全中的角色可一定程度上分擔負擔。美軍亦可能採取「有限介入或盟友主導」模式，在中東維持制空與遠程打擊優勢，同時將主力資產鎖定印太。 斬首行動本身對中國的嚇阻效果卻值得評估。高精度遠程打擊、衛星即時情報、無人機蜂群與網路戰整合，展示了科技優勢與情報滲透能力。理論上，這種能力投射可形成心理威懾。然而，中國與伊朗在軍事實力、經濟規模與核能力上存在本質差異。北京擁有反介入、區域拒止體系與戰略核威懾，任何外力若嘗試類似斬首，其風險遠高於中東情境。因此，嚇阻效果更偏向戰術示範，而非戰略壓制。 從台海角度觀察，存在兩種可能路徑。其一，北京認為美軍被牽制，短期內風險上升而採取灰色地帶施壓以測試界線；其二，北京評估能源與經濟壓力已升高，不願同時承擔軍事冒險成本而保持克制。以理性選擇模型推估，若中國內部經濟恢復仍屬脆弱階段，第二種路徑機率較高。中東動盪使其更需維持外部環境穩定，以確保出口與金融市場信心。 對台灣而言，結論並非單向利多或利空，而是風險再平衡。若美軍證明其可在中東快速達成戰略目標並壓制升級，則其威懾敘事將在印太獲得強化；若戰事拖長並消耗高端軍備，則區域盟友與台灣自身防衛能力的重要性更形突出。雙線壓力提醒我們，台海安全從來不僅是兩岸議題，而是全球權力分配之樞紐。         總之，伊朗最高領袖被斬首標誌著中東進入高度不確定階段，但並不自動轉化為台灣的戰略紅利。中國在能源、經濟與外交上承受的壓力，使其未必願意冒進；美軍則需在科技優勢與資源分配間取得平衡。東西兩線的互動，最終仍將取決於各方對成本、風險與國內政治承受度的精算，而非單一戰場的勝負。 作者 / 劍藏鋒

近兩年，隨著《財政收支劃分法》的修正爭議，以及美國總統川普重返白宮後引發的一連串關稅政策，台灣社會對於「稅」的關注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據財政部統計：去年2025年不含社會安全捐的賦稅負擔率（即政府稅收占國民生產毛額（GDP）的比率）為13.3％，世界主要國家如美國、英國、韓國、法國等則多落在20-30%，可由此看出，台灣的税賦負擔率可謂相當低廉。 然而，這項「低稅小確幸」的背後，卻是日益沈重的財政枷鎖。截至 2026 年 2 月，台灣國債已即將突破 6 兆大關，平均每人負擔債務來到了 26.5 萬元的新高。加之國防預算激增、特別預算齊發，以及健保與退休基金長期面臨入不敷出的危機，台灣人實不應以低稅率為喜，而應思考如何維護政府財政狀況的健全，筆者想以日本調漲消費稅為引，來看台灣消費税調漲税率是否為合適之解方。 與台灣國情相似的日本，同樣面臨近年人口結構改變，走向高齡化、少子化的問題，然其早在 2019 年（平成 31 年）便跨出了艱難的一步，將消費稅率從 8% 調升至 10%。同時，為減少民生消費衝擊，所以一部分的食品及報紙仍然維持8%稅率。 至於，其他國家如亞洲的新加坡9%、韓國10%、OECD國家的平均標準加值型營業稅（消費税）稅率19.3 % ，台灣的5%營業稅（消費稅）率實屬相當低，已顯得與國際趨勢脫節。筆者認為，適度調高消費稅率以彌補財政缺口，支應長照、健保等需求，已是維持社會永續發展與國庫財政健全的合情之舉。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營業稅法》規定稅率為5％到10％之間，授權行政院自行訂定，若要提高「徵收率」，是可不須經修法，行政院可逕行公告調整，然而，從現行營業稅實施之初，行政院所公布之徵收率即為下限之 5%變未曾改變，顯見主政者並未充分衡量財政狀況與稅務制度，也反映出歷任主政者在選票壓力與政治算計下，往往缺乏勇氣去觸碰這塊財政禁區。 針對增稅可能引發的民生衝擊，學界已有建設性的提案。政大財政學系教授陳國樑曾指出，或許可取消一些貨物稅項目，相對拉高一般消費稅比重，方式包括調高營業稅稅率，如由現行的5%拉高至8%，但同時，比照英國等國家作法，將稅率拉成數個級距，民生用品使用較低稅率課徵（例如3%），非民生消費才拉高課徵，避免衝擊過大。 結語：一流政府應有的財政格局 一個一流的政府，除了應維持良好的財政紀律、停止濫用特別預算與債務舉借上「寅吃卯糧」外，更應具備調整稅務結構的胸襟。面對即將破 6 兆的國債，我們不能再以鴕鳥心態面對。 調漲消費稅不應被視為政治自殺，而應被視為對未來世代的責任與財政健全的自律精神。若政府能開誠布公地與民眾對話，並展現出嚴守財政紀律的決心，台灣才能真正走出一味舉債的惡性循環，建立起一個健全、永續的現代化財政體系，這也才是一流政府之舉。 作者：鄭宇宸

台灣長照3.0將於2026年上路，官方定位是從長照2.0再升級，目標包含健康老化、在地老化、安寧善終，並強調醫療與照顧整合、擴大服務對象、增加家庭照顧支持與科技輔具使用。衛福部也已公告部分配套，包含放寬未滿50歲失智且失能者的申請資格，以及自2026年7月起新增智慧科技輔具租賃額度，每3年6萬元。 問題是，長照3.0最大的挑戰，從來不是口號，而是擴大服務之後，誰來承接。官方資料顯示，長照2.0到2024年的服務涵蓋率已達84.86%，服務人數75.7萬人；同一份長照3.0計畫書也直接承認，台灣已進入超高齡社會，未來需求只會持續增加。當服務對象再放寬、醫照整合再加碼，若第一線照服員、個管師、護理、復能與輔具評估人力沒有同步補足，制度很可能變成「申請資格更寬，但排隊更久、品質更不穩」。這不是假設，而是官方文件本身已列出專業人才培育不易、輔具評估人力可能不足等挑戰。 第二個隱憂，是醫照整合聽起來正確，但執行成本極高。長照3.0十年經費推估約1.45兆元，其中最大宗就是醫療照顧整合，官方估算十年要投入約7,880億元。這代表政策重心很清楚，但也意味著最困難的協調工作才剛開始：醫院、長照機構、地方政府、社福系統、資訊平台與支付制度，必須真的接得起來。台灣過去不少政策都不是輸在方向錯，而是輸在跨系統無法無縫銜接。若長照3.0只是多一層行政協調、多一套表單、多一個轉介流程，家屬感受到的就不會是整合，而是更複雜。 第三個問題，是城鄉差距與據點落差不會因政策升級自動消失。長照2.0雖然整體涵蓋率提高，但各縣市落差仍然明顯，例如台北市涵蓋率僅58.10%，明顯低於台南市95.62%與全國平均。這表示長照資源不是只有「有沒有」，而是「用不用得到、接不接得上」。官方也承認，巷弄長照站存在部分據點服務對象不足、志工招募困難等問題。到了長照3.0，如果地方財政、自籌能力、服務布建與人口結構差異仍大，最後很可能出現「帳面升級、體感不均」的情況。 第四個憂慮，則是家庭照顧者的負擔可能沒有想像中那麼快減輕。政府確實持續擴充家照據點、喘息服務與支持專線，但官方同時也承認，高負荷家庭照顧者的轉介與介入仍是核心問題，且社會事件頻傳。換句話說，長照3.0若沒有把喘息、臨托、夜間照顧、失智家庭支持與緊急接手機制做得更密、更即時，很多家庭仍會停留在「制度存在，但撐不到服務來」的狀態。 所以，長照3.0真正的憂與弊，不是政策方向錯，而是它可能高估了制度擴張的速度，低估了人力、地方執行與跨體系整合的難度。官方目前判斷財源仍足以支應，2024年底長照基金餘額約2,040億元，且2026至2035年收入推估仍可支撐支出；但有錢不等於能立刻把人、床、服務品質與地方量能一次補齊。 長照3.0若要避免淪為「升級版口號」，關鍵不在新增多少項目，而在於三件事：第一，能否真正留住第一線人力；第二，能否縮小地方落差；第三，能否讓家屬感受到申請更快、銜接更順、照顧更穩。否則，長照3.0的最大風險，不是做太少，而是承諾太多，最後讓社會對長照體系的期待再次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