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觀察 . 獨立評論 . 多元觀點 . 公共書寫 . 世代翻轉

  • Home
  • English
  • 評論
  • 民意
  • 時事
  • 生活
  • 國際
  • 歷史
  • 世代
  • 吶喊廣場
  • 轉載
  • 投稿須知

祖國夢崩後的「活的死人/死的活人」

  • 歷史
  • 生活

張秀哲自傳性的《「勿忘台灣」落花夢》1947年出版,張秀哲在二二八事變時,曾被抓去坐過牢,出獄後這本書才出版,可是不久書被收回銷毀。想很少人知道他及這本書。《「勿忘台灣」落花夢》於2013年修訂及更正,加上解說及圖片後,再重新出版(圖1)。這本書,主要詳寫1925-1935年間的「落花夢」,他的「祖國夢」。

張秀哲的兒子張超英的口述傳記《宮前町九十番地》(圖2),早幾年(2006年)出版,兒子的傳記及他為父親的書再出版的序,寫了不少張秀哲戰後回台灣後的典故。題目中的「活的死人/死的活人」,是他兒子描寫他父親1947年出獄後,到1982年過逝前三十五年,「祖國夢」崩後的生涯。

圖2. 陳柔縉著張超英口述傳記:《宮前町九十番地》

富裕家庭出身

張秀哲本名張月澄,1925年到廣州後,主要用張秀哲這名字。他有複雜的人生,主要因爲出身於有國際關聯的富裕家庭,獨子而且父親特意栽培他。父親張聰明1884年出生,在青少年時,就去學日語,又當過律師翻譯。以後從事煤礦事業成功,再經營進出口以及金融事業,一向跟日本、中國、香港有來往。

張秀哲生於1905年,小學生時就被父親送去日本京都讀小學,由當時在京都大學研究的杜聰明幫忙照顧(圖3)。小學畢業回台,考上日本人上的台北一中。後來父親安排他去香港英國人辦的拔萃學院。不過很快地,抱著「祖國可解救台灣」的期望,前往廣州,不想再消耗在「醉生夢死的地方香港」。

圖3. 張秀哲(站者)與杜聰明。(謹謝杜淑純女史提供)。

祖國夢

先去美國人辦的嶺南大學,以後再轉入中山大學的法科政治系。當然很快地就知道「祖國」自顧不暇,無法幫忙台灣。只能向中國人宣揚,鼓吹不要忘記台灣。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甚至辦了雜誌《勿忘台灣》來推廣,後來還把文章,集成一書《勿忘台灣》自費出版。

1926年 12 月他跟台灣青年多人成立「廣東台灣留學生聯合會」,次年秘密地成立「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還辦了的機關雜誌《台灣先鋒》。跟國民黨元老廖仲愷的子女及部屬來往,積極各種工作,如訪問黃埔軍校,結交名士如郭沫若、魯迅、戴季陶,及向來訪的台灣人宣傳等。

由於國民黨及共產黨的黨爭,逃離混亂的廣州到上海。 1927 年 7 月在上海英國租界被逮捕,他向英國偵探表明是台灣人。英警照會日本領事館,馬上查出他是台灣要拘捕的「叛徒」,把他送回台灣受審。於1928年12月被判刑,懲役(有期徒刑)兩年,執行猶餘(緩刑)5年。還規定須「在留禁止」到1931年,不能隨便離開居住地。

出獄後,於1930年8月跟甘寳釵結婚,1931年「在留禁止」解除後,再到上海。第二年因一二八事變,到日本東京避難。有機會到東京帝大當研究員,趁機寫下並出版,35萬字的學術著作《國民政府の外交及外交行政》,被日本學界評爲中國留日學者的最好傑作。1933年妻子甘寳釵在台灣病逝,他於1939年再娶日籍吉井正子女士。

祖國夢崩

1945年二次大戰一結束就回台,先隱居北投別墅寫作。後來台灣長官公署的一官員是舊識,邀請他出任公營的紡織分公司的總經理。因深受日本教育而痛惡貪汙,張秀哲成了公司中祖國派的貪污擋路人。二二八事變後,公司內多人聯名密告,指他唆使台灣人打中國來的職員,被特務以「叛亂嫌疑」抓走,關到警總情報處。

事有湊巧,常來他家走動的一警總少校,撞見張秀哲被關進去,趕緊奔告他父親張聰明。張聰明拜託財政廳長嚴家淦,甚至陳儀仍救不出來。最後還是請到柯遠芬親自去牢裡,把張秀哲提出來,究竟是靠人際關係或金錢產生作用,他兒子張超英説不知道。

二二八事變被抓及釋放後,他的祖國夢完全崩潰。張超英說「日治時代為了抗日,參加中國革命運動,做了兩年牢獄。國民政府來,卻差一點喪命,他的夢、他的希望,完全的破滅—對生命的熱誠摯意消褪殆盡,他的餘生從此在孤獨的書房度過,不再與外界接觸,也不與家人多說一句話,過著自我封閉的日子」 ,「如同廢人一般,連笑都不會笑了」,「吃飯時,偶而會出現,但永遠面無表情。—長孫女出生—-臉上也看不出一絲笑容,連摸一下小孫女都沒有」。

兒子說張秀哲會成「如同廢人一般」,不僅是因爲自己的被抓及差點死亡,他在獄中看到及以後知道一些朋友,殘忍地被殺害及種種的迫害,讓他自此灰心喪志。一位有多元的教育,又多才多藝,會辦活動且會寫作,作學術研究更是第一流,該是極難得的好人材。1947年出獄後,一直到1982年逝世約35年是「活的死人/死的活人」。

作者/朱真一

作者資料:

朱真一(Jen-Yih Chu);1965年台大醫學院醫科畢業,Berkeley加州大學PhD,專門小兒血液/癌瘤學。曾任職聖路易(St. Louis)大學醫學院小兒科,2006年退休為名譽教授。對探討台灣歷史文化及醫學人文有興趣,出版過這類書籍十本。

Share this:

  • Facebook
  • Twitter
  • Email
  • More
  • Tumblr
  • Pocket
  • Pinterest
  • LinkedIn

Related

2023-05-06 朱真一

Post navigation

商人眼中的能源政策! → ← 負面螺旋—我看郭侯的政策力、以及對總統大選選情的影響

Related Posts

賴清德談總統直選30週年:為何說「國民黨對台灣人比日本殖民還差」?從228到戒嚴的歷史脈絡與政治訊號

賴清德在「台灣總統直選三十週年與民主韌性研討會」的發言,引爆一句高度敏感的判斷:「國民黨對待台灣人比日本殖民還差」。這句話之所以能迅速擴散,不在於它提供了新的史料,而在於它把台灣近代史最尖銳的兩段統治經驗——日治與戰後威權——直接放進同一個道德秤盤,逼迫社會重新回答「民主如何得來、代價由誰承擔、責任應由誰面對」。 要理解這句話的歷史理由,必須先抓住戰後初期與戒嚴年代的兩個核心結構:國家暴力的規模與制度化程度。台灣在1949年進入長期戒嚴,直到1987年才解除,形成長達38年的戒嚴體制,伴隨情治系統、思想管制與政治案件審判的常態化。 這段期間的高壓統治,與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集體創傷相互連結;二二八死亡人數的研究估計常落在「約1.8萬到1.9萬」等級,顯示其暴力強度並非零星衝突,而是足以重塑社會記憶的國家暴力事件。 在這個脈絡下,「比日本殖民還差」的語句,指向的通常不是日治的美化,而是戰後威權在清算、恐懼與長期壓抑上對台灣人的切身經驗。 但同一句話也會引出反方論點:比較的基準是什麼?日本殖民統治同樣存在壓迫、差別待遇與政治鎮壓;而戰後民主化過程也包含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國會改選等制度變遷。國民黨方面即以「仇恨式發言、忽略歷史背景」回應,並強調民主化不應被簡化為單一政黨敘事。 這使得賴清德的句子更像是一種「政治定位語言」:把台灣的民主正當性,直接錨定在對威權的否定與對受難者記憶的承認上,而不是把民主化理解為漸進改革的行政成果。 從政治效果看,這句話同時完成三件事。第一,它把「總統直選30週年」的意義,從制度慶典拉回到歷史責任:直選不是自然降臨,而是從高壓統治與反抗中長出來。第二,它把台灣當代政治的主軸再次鎖定在「反威權、反滲透」的敘事框架,將國內政黨競爭與對外威脅連成一條線。第三,它也加深社會內部的記憶分歧:當你用「更差」做比較,必然會迫使不同世代、不同家庭史的人,在同一個句子裡選邊站。 更精確的讀法是:這不是在做歷史學的「總體評分」,而是在用歷史創傷作為當代政治的正當性資源。它可以動員支持,也會放大對立。真正值得追問的不是「誰更差」這種難以量化的命題,而是:國家是否願意把威權年代的責任鏈條講清楚、把受難者的制度性補償做完整、把民主韌性的制度設計補齊,讓「直選」不只是一張選票的儀式感,而是能抵抗任何形式威權回潮的治理能力。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台灣價值怎麼形成又將走向何處?從原住民族到新住民的歷史融合,走向新世代的公共共識

「台灣價值」之所以常被拿來辯論,不在於它的字面意義,而在於它被用來解釋台灣如何在多次族群遷徙、政權更迭與文化層疊後,仍能建立共同生活的秩序。若把它理解為法治、民主、言論自由、程序正義與對個體尊嚴的承認,台灣價值就不是單一族群的所有物,而是一套讓差異得以共存的制度性承諾。問題出在當它被縮減成口號、身分測驗或文化表情時,台灣價值就會從「保護多元」變成「要求一致」,反而背離台灣形成共同體的歷史路徑。 台灣的共同體不是一次完成,而是長期「政治整合」與「文化交織」的結果。原住民族在島上延續數千年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土地記憶與多語文化的根。清代以後的閩南與客家移入,帶來聚落拓墾、宗族網絡與地方信仰,形成今天許多地方社會的底盤。日治時期則以近代國家治理的方式重塑教育、戶籍、醫療、交通與城市管理,留下制度化的現代性痕跡。戰後大量外省族群遷來,帶入新的政治語言與國家想像,也在戒嚴體制下造成壓抑與衝突。近三十年,東南亞與其他地區的新住民家庭擴大,讓台灣進入更典型的移民社會狀態。這些層疊看似彼此張力,卻也構成台灣的特徵:台灣不是純粹,而是混雜;不是單一路徑,而是多重記憶在同一套制度裡競合。 因此,「合一的台灣價值」不是消滅差異,而是把差異納入共同規則。政治上,它依靠選舉競爭、權力制衡與司法救濟,把衝突導入可預期的程序;文化上,它靠多語並存、地方生活與公民教育,把多重身分變成可以被承認、被表述、也可以彼此協商的狀態。語言在此最能看出分野:語言是文化資產,不是忠誠測驗。當任何一種語言被拿來作為「誰更像台灣人」的門檻,台灣價值就開始縮水,因為它把原本應該被保護的多元,轉化成新的排除。 進入新世代,台灣價值面臨的不是「要不要更台」,而是「要不要更制度化、更可持續」。公共議題正在改變台灣價值的重心:少子化與高齡化要求更公平的照顧分工與社會安全網;能源與供應鏈風險要求更務實的風險治理與透明決策;數位平台與AI普及要求新的隱私保護、媒體識讀與演算法治理;居住正義與勞動條件要求把成長果實與生活成本重新對齊;國安與防衛則要求民主社會如何在不犧牲自由的前提下建構韌性。這些議題會逼迫台灣價值從情緒認同,走向可檢驗的制度能力:能否用程序守住尊嚴,用政策降低不平等,用公開透明降低猜疑,用多元包容維持共同體。 台灣價值若要把人民帶往更穩固的未來,方向不是更窄的身分界線,而是更清楚的公共底線:任何人只要願意在這塊土地上守法、納稅、參與公共生活,就應被制度平等對待;任何政治立場都可以辯論,但不得以排除、羞辱與獵巫取代論證;任何文化記憶都可以保留,但不得被用來否定他人的存在。當台灣價值回到「保護差異、維持共處」的功能,它就不需要大聲,也不需要測驗,它會長在制度裡,長在彼此尊重的日常裡。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當地方政治變成家族遊戲:彰化人為何對謝家姊弟愈來愈不耐?

近來彰化謝家姊弟之爭浮上檯面,從豪宅開箱、家族失和,到誰要代表國民黨角逐縣長,外界看到的看似只是地方政治人物的家務事,但對許多彰化選民而言,這其實早已不是單純的姊弟不合,而是一整套地方家族政治長年壟斷權力後,終於在鎂光燈下露出真面目的縮影。人民最不滿的,不只是誰想選縣長、誰想卡誰,而是地方公共事務、政黨提名、社會資源,彷彿都可以被少數家族拿來當成自家棋局的一部分。當一個家族長期盤踞地方政壇,從立委、議長到地方系統都有其影響力,選民自然會開始質疑:彰化到底是民主社會,還是仍活在派系分封的年代? 謝家能在彰化長年維持影響力,靠的從來不是一次選舉的僥倖,而是數十年累積下來的家族政治資本與地方動員網絡。從上一代到下一代,政治香火不斷,地方服務、組織經營、議會實力與選舉資源彼此扣連,形成一種讓人難以撼動的權力結構。對部分選民來說,這或許意味著「有人脈、辦得到事」;但對越來越多在地公民而言,這種穩固並不值得安心,反而令人不安。因為當權力集中在同一家族手上太久,地方政治就很容易失去競爭、監督與更新的空間。久而久之,公職不再只是公共服務的位置,而像是家族傳承的一部分;選舉也不再是政策與理念的競爭,而變成勢力範圍與利益分配的延長線。 更讓人反感的是,這次姊弟紛爭暴露出來的,不是對彰化未來有何不同願景,而是赤裸裸的權力算計。姐姐想選縣長,弟弟公開反對;外界解讀,有人要保住議會與地方布局,有人要再往行政權力核心邁進。這樣的鬥爭,焦點從來不是彰化需要什麼,而是謝家下一步怎麼走,誰該進、誰該退,誰會影響誰的盤算。對基層民眾來說,最刺眼之處正在這裡:原本應該屬於全體縣民的公共討論,卻被壓縮成一個家族的內部協調問題。當地方政黨提名也被家族角力綁架,選民看到的自然不是責任政治,而是「你們又在分位置了」。這種觀感一旦形成,不只是謝家形象受損,也會拖累整個國民黨在彰化的選情與正當性。 謝家豪宅事件之所以引爆反感,也不只是因為建物本身,而是它象徵了政治人物與一般民眾生活感受的巨大落差。當多數年輕人為了房租、房價與薪資停滯而焦慮,政治人物卻以近乎炫耀的姿態展示寬敞豪宅、酒櫃、球場,甚至還能輕描淡寫地說成像是「一般家庭」,這種語言本身就足以刺痛人心。年輕世代最不能接受的,不一定只是有錢,而是那種把權勢、資源與特權生活視為理所當然的傲慢。再加上過去外界對其公共角色、體育組織治理與地方派系運作早有爭議,如今豪宅與姊弟互鬥同時浮現,自然更容易讓人產生「你們把地方當自己家的」觀感。這種情緒不只是不滿,更可能轉化為對家族政治的整體厭倦。 筆者認為當年彰化真正需要的,不是謝家姊弟誰輸誰贏,而是地方政治能不能走出「一手遮天」的舊路。民主的核心從來不是讓少數家族輪流坐莊,而是讓公共權力回到公共監督之下,讓政黨提名回到制度競爭,讓縣民有機會選擇真正代表彰化未來的人,而不是永遠在幾個熟悉姓氏之間做選擇。謝家姊弟之爭,表面上是家族內鬥,實質上卻提醒了彰化社會:如果地方政治長期被派系、家族與樁腳邏輯綁住,最後受害的不是哪一個政治人物,而是整個地方的發展機會與民主品質。彰化選民的不滿,說穿了很簡單:大家厭倦的,不只是某一個人,而是把地方當成家族資產來經營的那整套政治文化。現在該被終結的,正是這種文化。 作者:林士清

中國民調的「非軍事」迷思:當民間友善遇上官方口徑,2026 兩岸僵局真的有出口嗎?

一份由美國學界與卡特中心參與的「China Pulse」民調,近期被多家媒體報導並引發討論:多數中國受訪者傾向用非軍事方式改善兩岸關係,支持加強文化交流(86%)與深化經貿互動(81%)。 這些數字看起來像是為 2026 的台海緊張打開一道縫:如果民意更偏向「交流而非開戰」,是否代表兩岸仍存在降溫空間? 問題在於,這類民調最容易被誤讀成「中國社會整體友善,因此戰爭風險下降」。它忽略了兩個現實:第一,中國的對台政策不是由一般民意直接決定;第二,「支持交流」不等於「支持台灣自主」,更不等於「反對施壓」。同一份研究的報導脈絡也指出,若以「台灣宣布法理獨立」作為假設情境,支持對離島進行有限軍事行動的比例可高達 81%,而支持全面入侵者約 32%。 這顯示民意並非單向鴿派,而更接近「平時偏交流、觸發點偏懲罰」的混合結構:不想付出全面戰爭成本,但也不排斥可控的強制手段。 因此,所謂「非軍事」更像是一種成本偏好,而不是價值立場。經濟下行、就業與生活壓力,會讓更多人傾向把兩岸議題視為「別把日子搞壞」的務實選擇;但在高強度國族敘事與安全框架下,當情境被設定為「分裂」或「挑戰主權」,同一群人也可能接受更強硬的回應。這種隱性落差,正是民調與官方口徑之間看似矛盾、實則可並存的原因:官方維持高壓敘事以保留威嚇與談判籌碼,民間則希望在不改變政治底線的前提下,把交流當作低成本的「現狀管理」。 對台灣而言,真正有用的不是拿民調當成「和平保證」,而是把它當成「輿論縫隙」:一方面承認中國民間確實存在偏好交流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要看清這種需求隨時可能被事件動員、情境框架與資訊控制重新塑形。換句話說,民調提供的是操作空間,不是安全結論。若台灣試圖在交流議題上尋找出口,更可行的路徑不是押注「中國人民反戰」,而是建立可持續、可退場、可驗證的互動機制,把接觸成本與政治風險切開:能交流的就交流,必須防範的就防範,避免把「交流」誤當成「和解」,也避免把「民意友善」誤判為「政策轉向」。 同時,這份民調也提醒另一個更尖銳的問題:兩岸緊張的關鍵,不在於民間是否喜歡彼此,而在於決策層是否願意把選項留在「可控」。當政策工具偏向軍事、灰色地帶與資訊戰,民間再多的交流偏好也只能停留在想像。2026 的兩岸僵局是否有出口,答案不在「中國民眾是否友善」,而在各方能否降低誤判、降低升級速度,讓政治訊號回到可預測的範圍內。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Recent Posts

柯文哲赴東京出境聲請遭駁回:法院為何認定「非必要」與「無引渡風險」才是關鍵

柯文哲赴東京出境聲請遭駁回:法院為何認定「非必要」與「無引渡風險」才是關鍵

柯文哲申請在3月23日至25日「暫時解禁」出境赴日,目的為參加兒子柯傅堯在東京大學的畢業典禮,但台北地方法院裁定駁回。這起裁定之所以引發高度討論,不只因為柯文哲具政治人物身分,更因法院在理由中明確把案件拉回兩個核心:出境限制的風險控管,以及聲請目的是否具「必要性」。 [...]

More Info
川習會會不會辦?2026年3月最新訊號、變數與可能時程

川習會會不會辦?2026年3月最新訊號、變數與可能時程

近期「川習會」是否成局,關鍵不在單一宣示,而在中東戰事牽制、談判議題堆疊、以及雙方內部政治成本三股力量的拉扯。多家媒體報導指出,川普原本被外界解讀可能在3月底與習近平會面,但川普近日對外稱因美伊衝突等因素,已向中方要求延後,並引發市場與外交圈對美中「貿易休兵」能否延續的疑慮。 [...]

More Info
賴清德談總統直選30週年:為何說「國民黨對台灣人比日本殖民還差」?從228到戒嚴的歷史脈絡與政治訊號

賴清德談總統直選30週年:為何說「國民黨對台灣人比日本殖民還差」?從228到戒嚴的歷史脈絡與政治訊號

賴清德在「台灣總統直選三十週年與民主韌性研討會」的發言,引爆一句高度敏感的判斷:「國民黨對待台灣人比日本殖民還差」。這句話之所以能迅速擴散,不在於它提供了新的史料,而在於它把台灣近代史最尖銳的兩段統治經驗——日治與戰後威權——直接放進同一個道德秤盤,逼迫社會重新回答「民主如何得來、代價由誰承擔、責任應由誰面對」。 [...]

More Info
台灣價值怎麼形成又將走向何處?從原住民族到新住民的歷史融合,走向新世代的公共共識

台灣價值怎麼形成又將走向何處?從原住民族到新住民的歷史融合,走向新世代的公共共識

[...]

More Info

搜尋

精選文章

川習會的中美矛盾是戰略,不是貿易!

2017-04-08 韓非

八仙樂園爆炸案:缺乏常識造成的災難

2015-06-28 異想

彰化縣民輪替後的哀與愁

2016-03-06 許家瑋

新文明病:儲物症(Hoarding disorder)似正在增加

2015-04-13 楊庸一

訂閱本站

輸入你的電子郵件訂閱新文章並接收新通知。

Powered by WordPress | theme Dream Way
Powered by WordPress | theme Dream 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