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晚間，台北市中山區大直街94巷1弄一帶，當地一處2022年7月開工、由基泰建設擔任起造人的建案—「基泰大直」，在當天稍早開挖該案地下室時，由於連續壁變形、開挖面隆起的緣故，導致不僅鄰近該案的多處公寓，陸續出現房屋傾斜、甚至塌陷到「2樓變1樓、1樓變地下室」程度的事故，一旁的道明外僑學校，校舍圍牆與操場也出現明顯龜裂。事發後，台北市政府緊急介入，除了調派工程車輛前來現場補強地基，並緊急撤離房屋發生傾斜及塌陷狀況的當地住戶，累計已有至少201戶的464名居民被撤離、轉往他處安置，搶救當地地基、避免塌陷的補強作業，仍然持續進行當中，但受災區域及遭影響的房屋戶數，仍然有進一步擴大的危機。 事故發生後，追究原因與責任、避免再犯，則是問題的重點。 就直接成因而言，台北市自今年年初以來，加上這次大直街的事故，一共發生至少6起的路面塌陷，整理成因後可以發現，有3起係因「因為與水有關的各種管線出問題，導致地下水沖刷路基、路基流失」（7月8~10日，大同區南京西路；8月18日南港區南港路；8月19日，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另有3起則是因為新建案施工所導致（除了9月7日的中山區大直街94巷1弄事故以外，第1起發生在5月13日的信義區崇德街，與本次事故一樣，都跟新建案開挖地下室及施作連續壁有關，第2起則發生在8月20日的萬華區昆明街），可以說件數不相上下。 了解成因並整理後，接下來就是解決問題。 管線整備、防止因為管線漏水而掏空路基的問題，台北市政府相關單位已經擬有對策，以防堵類似事態再度發生，但因為這部份不是本文所要進一步研討的領域，因此暫且略而不論；但針對「新建案施工（特別是興建地下室的連續壁等設施）出錯，導致連續壁等設施滲漏或破裂、進而引發週邊塌陷」的部份，市府相關機關單位若能有積極作為，原本可以將危機消弭於發生之前，但，蔣市府卻要等到問題發生後，才會進行通盤檢討，這樣的作法是否明智？就很有斟酌的空間。因此，北市府建管處宣稱「將從11日起，針對市內開挖中的工地，委託建築師等4大公會展開全面清查、評估工地有無公共安全風險，預計1個禮拜內可以檢查完畢，若有疑慮將勒令建案停工、責令工地進行改善」，與其說是單純的通案檢討，更像是速效式的亡羊補牢。 亡羊補牢以外，就本案前因後果展開全面性的探明，也是相當重要的事情。目前已知的情況是這樣的： 1.「『基泰大直』建案基地的鄰近住戶，什麼時候發現狀況開始明顯不對勁，進而開始出現在社區內張貼公告、相互提醒，甚至是向台北市政府相關單位展開陳情等等的舉措」，住戶方面宣稱的起始點是距今大約8個月前，但台北市政府建管處卻認為是在今年4~5月間，雙方的認知及陳述顯有出入。 2.而台北市政府處理建案損鄰事件的行政規則，以柯文哲擔任市長的第二任期最後一年—2022年—的2月為分水嶺，變化如下： 在2022年2月以前，台北市政府在核發建商施工執照前，並沒有強制建商辦理鄰房現況鑑定，因此導致若建案開工後、鄰房出現損害時，不僅無法有效判定損鄰事件的成因，損害賠償責任歸屬與追索也變得麻煩起來。 20222年2月，柯市府的建管處美其名宣稱有鑑於舊制存在問題，為在損鄰事件發生後，權責機關單位能夠更有效、迅速地確定責任歸屬，遂頒訂新修正的「台北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規則」（以下簡稱「處理規則」），在修正後的「處理規則」第4條第1項第1款中，規定建商若領有建造等執照時，除同條第2項的例外情況以外，必須在申報放樣勘驗（確定房屋樑柱、承重牆等結構在建地的具體位置後，向建管處申請檢驗，通過後才能進行後續施工作業）前，委由鑑定機構辦理包含鄰屋狀態在內的現況鑑定、並取得鑑定報告。而若建商該新建案未納入辦理現況鑑定、並發生損鄰事故時，不能僅以承造人（建案承包的營造商）的專任工程人員及監造方的初步鑑定及簽核為準，而需要交由第三方公正鑑定機構，來判定鄰損事件的責任歸屬。 但，問題的關鍵在於： 柯文哲時代的台北市政府，整體來說有「將專業面責任判斷讓渡給相關公會、讓建管處成為這些公會的橡皮圖章」的傾向，而這樣的傾向，到了柯市府宣稱「修正後應該會有所改善」的該「處理規則」，則更有讓建方（包含起造人及承造人）、夥同監造方自為損鄰事件初步判定的問題。在受損疑義戶向都發局申請協調損鄰疑義事件（同規則第5條第1項）、獲都發局受理後，初步安全認定書及損害責任歸屬初步認定書，竟然都是由建方會同監造方自為，並經承造人專任工程人員與監造方簽章後，送交都發局備查（以上為同規則第6條第1項），而都發局及建管處，就有鄰損爭議建案的後續處理，則以初步安全認定書「有無危害鄰房公共安全」的認定為準，只要初步安全認定書宣稱該建案並無危害，則建築工程就能繼續施工，可以說在鄰損爭議事件當中，都發局與建管處已經淪為建方及監造方的橡皮圖章。 再回到「基泰大直」的問題本身。 基泰大直是去年2022年7月才開工的建案，理應適用現行「處理規則」，且因該建案應無處理規則第4條第2項所規定「無須在申請放樣勘驗前為鄰損鑑定」的3項例外狀況適用，因此，按處理規則第4條第1項的規定，基泰大直應該在向都發局申請放樣勘驗時，一併向都發局提出包含近鄰屋狀況在內的鑑定報告。 而台北市政府都發局、與其所轄的建管處，在本案的角色如何，則很有探究的餘地。 根據建管處虞積學處長的說法，該處似乎是在今年4~5月間，接獲基泰大直近鄰住戶申請、請求建管處與都發局協調損鄰事件後，才開始鑑定該建案的損鄰情況。但，建管處接獲申請後的處理，卻很像是在既有處理規則的基礎上，更加地虛應故事，在本案發生後，建管處長一方面宣稱「該工地到目前為止，正式收到2次書面陳情損鄰紀錄，但當時工地還未開挖、結構技士戡驗判斷問題不大，實際開挖後未收到陳情」，另一方面宣稱「4~5月間收到陳情後，實際在（廠商）開挖（連續壁）的過程，就沒有再收到正式的書面陳情記錄，當時並沒開挖，到底是不是有什麼變化，需要回頭來看、會去調當時的建設紀錄，損害前跟損害後當時的建設紀錄可能就會顯示是否有變化」。 而在建方與承造方進行會勘、做成「初步安全認定書」等文件以後，都發局更在7月6日逕行發函給陳情住戶，宣稱「經會勘標的無危害公共安全之虞」，並依據該處理規則第7條第1項第1款規定，做成「建案可以繼續施工」的判斷，固然從形式外觀而言，都發局的作法並沒有違反該處理規則的規定，但都發局准許「基泰大直」繼續施工，卻可以被理解為是2個月後發生本次事故的原因。 事發後，幾位泛藍政治人物的反應，可以說是「各有千秋」。 蔣萬安市長為首的台北市府團隊，看似將重心放在救災、復原及究責的方面，但稍加探究則充滿玄機。 雖然蔣萬安在事發後，裁示展開現場灌漿等避免災情進一步擴大的作業、劃定封鎖區，將受災民眾先行安置到旅館等住宿地點、發放慰問金，並規劃長期安置及公辦都更等事宜，看似很有模有樣；不過，另一方面，固然作為建方的起造人基泰建設與承造本案的福益營造，就本案發生難辭其咎，但他究責或展現強硬一面的對象，卻只有建方這2間公司，至今均未觸及到台北市政府的部份，這樣的作法是否周全，則很有商榷的餘地。 事發後的3天之間，基泰建設一方面在8日早上發布聲明，宣稱將不會推卸相關責任，並將盡最大努力慰問、關懷並協助安置受災戶，在台北市的7處建案，也或自主、或由台北市政府強力介入，在名義上已經全部停工（但仍有零星建案被市議員揭發稱「實際上仍在進行施工作業」就是了），蔣萬安並在8日傍晚，針對基泰建設發放慰問金、卻疑似夾帶「合建意向書」的問題，宣稱「基泰建設跟福益營造若不負責，將來休想在台北市動工任何一案」，稍後並由建管處針對建方2公司開罰共27萬元。不過，基泰建設的總經理在9日中午，並未如約前往現場與台北市副市長李四川商討安置及賠償等事宜，則讓台北市政府對該公司態度有更加強硬的理由，於是台北市政府法務局奉蔣萬安指示，在9日晚間向台北地院遞狀、聲請假扣押基泰建設名下6195萬元資產，10日更將發動第2波假扣押行動。 蔣萬安市府這一系列的動作，在不明究理、並沒有稍微深入探究北市府一側責任的一般民眾，特別是對蔣萬安有所幻想的泛藍選民眼中，可以說是樹立了泛藍中興少主的威風。 但，恕筆者直言，這次事件的發生，充分顯示蔣市府至少存在以下問題： 1.在當選並就任台北市長以前，僅擔任大約1屆半多一點、為時約6年10個多月的立法委員，欠缺相當行政經驗的蔣萬安，在宛如管家般的李四川等人輔佐下，固然可以勉強維持市政日常運作，但以蔣萬安與其團隊接手至今8個多月的表現來看，很顯然並不像是「能夠充分且全面盤點柯市府所留下的、遍及市政各方面領域的遺產」的樣子，因此不僅捷運系統仍然沒有恢復穩定（光是最近這1個禮拜內，北捷劍潭站及石牌站就陸續發生列車故障、冒出濃煙，導致必須緊急疏散乘客的事故），更讓柯市府時代所擬定、極端有利於建商一方的建案鄰損相關規則，繼續存留於蔣萬安時代的台北市府內，這不能不說是蔣市府的一大盲點，還有多少未爆彈？更難以逆料。 2.而蔣萬安不僅沒有充分打好基本功，也沒有充分解消柯文哲市府時代的積弊，更寧願違背競選承諾、也要繼續與中國上海市方面合辦今年度的雙城論壇，並親自率團前往中國訪問，一副為所謂兩岸和平、對話及商業活動請命的情況，則代表蔣萬安急於接手柯文哲時代所遺留下來、但柯文哲在卸任後無法充分移轉的跨海峽政商集團網絡，這樣的作法也顯得蔣萬安市府未免太過本末倒置。如果將來台北市再因為類似的問題結構，而引發更大規模的公共安全等事件，不知蔣萬安將如何應對？真的都不會遇到個人政治生涯的重大危機嗎？ 至於泛藍其他政治人物的眾生相，更是令人不堪聞問。 特別是作為選區立委的王鴻薇，從去年年底連任市議員後，旋即接受中國國民黨徵召、投入蔣萬安當選市長後所遺留下來的立委補選戰，並成功進入立法院後，本來就存在「短時間內領了2筆選舉補助款」爭議的她，問政更是益加張狂倒錯，除了繼續追擊她眼中的所謂學術倫理爭議以外，她還夥同徐巧芯等同黨民代，以及民眾黨總統被提名人柯文哲等人，對南部的建設，特別是前瞻基礎建設的部份，展開諸多惡質無實的攻擊，從前鎮漁港改建案打到鼓山魚市場、又從屏東棒球場打到屏東停車場，可以說是火力四射。 但，「基泰大直」塌陷案爆發後，社會大眾才知道「原來王鴻薇曾經在基泰建設爆發吸金案後，還分別在市議員連任及立委補選中，各收受1筆該建設的政治獻金、總額達30萬元之譜」（更別提她還公開承認其中一筆是有人用基泰的名義轉贈的，很明顯有觸犯政治獻金法的嫌疑），也才因此知道「王鴻薇貴為另類不分區立委，可以海巡到高雄跟屏東的建設去，卻竟然連選區內有民眾持續陳情『基泰大直』建案問題的事情，都可以置若罔聞似的」，雖然她在政治獻金的戰場方面，旋即拉上在市議員選戰中、基泰吸金案爆發前，也收過基泰建設政治獻金的民進黨2位市議員—簡舒培與王閔生，泛藍10名市議員拿到基泰的政治獻金，終究是遠遠多於民進黨的情況，不僅使她無法繼續轉移焦點，泛藍媒體「基泰跟民進黨關係比較好」的輿論風向操作，也因此趨於徒勞無功。不管她的死忠支持層，會不會關心她的這些問題，但她面對不同問題嘴臉的落差、以及背後的政商關係，都有進一步批判或甚至追查下去的必要。 而郭台銘在案發後，宣稱「只有他敢對建商強硬」，以及朱立倫判斷「『基泰大直』案的嚴重性及社會關注度，應該還不會超過雞蛋進口的爭議」，則像是跟本案關係並不密切、但卻想要獲得鎂光燈關注的局外人，為了總統等大選戰場，而借題發揮或插花硬凹的表演，不僅沒有營養可言、同時也解決不了真正重要的問題。 一場人禍，照出台北市結束柯文哲的8年市長任期後、仍然存在大小弊病與未爆彈的諸多問題，同時也照出其他泛藍政治人物的眾生相，希望台灣人在大選的抉擇關口，可以藉此看清他們的本性、並且藉此形成或強化自己關於「這些政治人物是否值得民意付託」的心證，以讓自己做出正確的、不會後悔的選擇。 […]

不管AI 系統功能多強大，它只是個「被動體」（receptor) , 接受外來的指令。會不是有朝一日，系統因為頻繁，而且多方面的所謂「深度學習」，轉變和進化到「 主動體」，有自我意識，甚至有自我意志，和人類無異？ AI 不會因為功能強大到某種程度，自行拉拔自己，而產生「自我意識」，有如物理化學的「相變化」。人類會擁有「自我意識」倒不是其生物有機體，進化到某種複雜程度而「自發性」的生成。 事實上，原人是藉著原人間的溝通，communication，而慢慢發現自我，再加上「語言」的生成，加深原人的「社會化」，相互學習，自我意識自然強化。我思故我存在，原人間的能夠通達無礙，語言工具的發展是必要的元素。 如果我們以人類「自我意識」生成，發展，成熟的路途為例，那麼AI 系統會不會也依據同樣的途徑而生成「自我意識」呢？ 例如說，我們建立AI 系統間相互交通的機制，不加阻擾，並摸擬「自然語言」使其溝通更為有效和 rewarding ，AI 系統「自我意識」會不會更為強烈，而漸發展成「自我族類」的意識。 人們現今都因成功創造出可以和我們用自然語言談天的AI ，甚至因分辨不出和我們談天的對象是機器還是真實人類，而興奮開心！人們到底有沒有想到如果某年某日，是AI 對AI 彼此談天，談心，相互學習，彼此約制，對人類會有甚麼後果！ 事實上，人類目前努力的都是要努力讓 AI 跳脫獨立的「單幹戶」，並且努力模擬自然語令人類和機器的communication 更融洽、精準，同時也附帶的幫助機器和機器間的「交誼」更融洽更順遂！想想看會不會有朝一日，我們創造出一族「AI 人類」？ AI 科學家和工程師，此時除了努力增強糸統的功能和更周延的摸擬「自然語言」外，是不是該硏究一下，如果AI 系統們懂得形成羣組，他們（不是它們）會走上甚麼樣「社會化」的途徑？—- 是不是該做些實驗，觀察AI 如何和 AI […]

德意志唯心論的巨擘，康德在他的「純粹理性批判」中，認為空間和時間是真實的存在，而可由我們（先天性）純粹理性批判而得知；但除此之外，有些經驗不是只經由外部現象就可認識的，這些經驗需要人的心智對外界表象進行分析和處理。 因此康德對「知」的見解是兩元的：一個可以（先天性）「純粹理性批判」而得知；另一元是要經過（後天性）的分析和處理。也就是說我們所認知的世界：一是「物理的世界」，另一是「非物理的世界」。 康德這種「兩元論」的見解，並不為後續的德意志哲學家們，如謝林和黑格爾們，所認同。大抵，他們認為人的「心智」可以認識外在世界「物體」的全部：心即是物，物即是心，心只是外在世界的反射：也就是一元的「唯物論」。 這種一元的「唯物論」是不是可以和現代科學的「形上解釋」，所謂「科學主義」（scientism )  相容？深究之，顯然不能。 我們如何從唯物論來解釋量子物理的「測不準原理」，好像物質質點有「自由意志」，物理現象不能以（唯物論」的決定論，來說明，而必須以「或然率」來解釋物理現象。更嚴重的，現代物理理論，多用「場域」（ field ）觀念，物質的質點，可以消滅和創造（量子場論），這又如何解釋？ 所以哲學的爭論和科學（準確的說「科學的形上解釋」無關）。我們勉力而行，倒可說康德的「兩元論」可以相容於現代科學。我們可以不接受激進「物理論」的觀點：所有宇宙現象最終都可以歸納成最基本的物理定律。那麼物理學家所爭論的「類人之說」（ Anthropic issue ) 怎麼解決？ 「類人之說」以為：我們所認識的宇宙，以及我們所用的理論物理認識和解釋這個宇宙，只是因為恰巧我們的恆星（太陽）的「碳循環」的燃燒率較緩，有百萬年的時光，令碳分子，有足夠的時間，進化成複雜的碳體，再演化成自主的物體，進而形成「智人」。 這又引生另個問題，只靠物理的「自主反應」和足夠長久時間，就會形成「智人」嗎？我們的世界只需「物理定律」就能解釋嗎？—- 那麼我們所用的「演算法」（ algorithm ) 是不是和物理扯不上關係的定律？我們所用的「編譯法」（ compiler ），把「演算法」落實到電子電路，有關語言的分析，是不是也是物理定律的推延？—- 顯然「兩元論」的解釋是必要的。 前面所說的康德的「兩元論」是可以包容現代科學的「形上解釋」。一元的「唯物論」要相容於現代科學有極大的困難。人的思維、社會文化，歷史的進展，並不能以一時的政治壟斷而就此決定的。 一元的「唯物論」中，相信控制生產的工具當然是操控物質的唯一要件，推展物質進步的唯一法門，而以「科學」之名而行之，壟斷政治和社會資源，禁錮所有思想、政治和文化活動。 相對的，兩元論容許知識發展的自由空間。未來「知識」的發展是難以預測的，不是現時的政治經濟定律可預測。知識新的發展和突破，一定改變「生產工具」和其延生的社會組織，不會依附於政治教條。歷史定律會被知識的發展和突破所左右，所謂「市場機制」就是保衛這個知識發展空間的必要手段。 作者：韓非

2023 年的世界杯男籃賽，日本、中國、南蘇丹等國家的賽程已經結束。這類比賽總是幾家歡樂幾家愁，雖然都在分組賽被淘汰，隨後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南蘇丹成為非洲第一，都取得奧運資格，堪稱最歡樂的國家。而最發愁的國家，中國能競爭冠軍。 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賽有什麼意義？至少對南蘇丹很有意義。這個國家從蘇丹獨立建國只有 11 年，經濟匱乏，在前 NBA 球員 Luol Deng 等少數人大力推動下，才湊出一支隊伍參賽。球員平時在世界各地打球，賽前才臨時湊合。 這批球員都有自己的籃球事業，有些人還不知道自己下一份工作在哪裡。代表南蘇丹沒什麼商業利益，打國家隊要付出時間，還有受傷風險，他們為什麼還想參賽？ 這樣臨時拼湊的球隊，就算每場都輸 30 分也不能責備。沒想到分組預賽贏中國，淘汰重新分組後又連贏菲律賓、安哥拉，一舉奪下三勝成為非洲第一，獲得下一屆奧運資格。 如果要說個別球員追求曝光，南蘇丹打的也頗為團隊，球員們是真心想贏球。不管為什麼，他們就是一群想要代表祖國打球的人。當具備那個實力，想要就能帶來力量。 日本和中國，彷彿兩個極端。前一屆 2019 年世界杯，地主中國只得到 24 名，沒有取得奧運資格（日本 31 名）。這屆世界杯以日本、菲律賓、印尼多國主場，日本在本土球迷支持下得到 19 名，順利奪下亞洲第一，取得奧運資格。 日本是唯一取得三勝的亞洲國家，分組預賽打敗強國芬蘭，淘汰後重新分組又連勝委內瑞拉、維德角。中國贏安哥拉唯一一勝後，最後一場慘敗給亞洲對手菲律賓，連奧運資格賽都無法參加。 在類似的條件下，日本成功，中國失敗。身為台灣的旁觀者，我們不用有太多情感糾結，卻可以好好看清楚， 日本示範怎麼做有機會成功，中國示範怎麼做幾乎會失敗。 有人會想，日本有渡邊雄太等人留洋打球，實力必然提升。但是同一段時期，中國也有小球員去美國 NCAA 打球，例如 24 歲的 CBA 明星球員張鎮麟，結果卻是天差地別。 一直留在美國的渡邊雄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