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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飛機抑或汽車?飛行汽車能否在市場崛起仍眾說紛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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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TOL通俗的定義是:以電能為動力,無須專用飛行跑道或機動車公路即可實現垂直起降的空中「飛行汽車」。飛行汽車的興起與 Uber有關,2016 年Uber 提出「Uber Elevate」城市空中出租車計劃,直接引發了全球  eVTOL 浪潮,致使垂直升降、電動化。關於飛行汽車並無通用的定義,各大廠牌推行飛行汽車的產品概念也推陳出新,但筆者認為是既能在空中飛行也能在陸地行駛,飛行與地面行駛自由切換的陸空兩用載具,飛行汽車的特徵是可以「垂直起降」(VTOL),且採用「電能驅動」(e-VTOL)。

飛行汽車與一般飛機主要有以下三點主要差異:第一,乃電動(Electric)-傳統的飛機、直升機乃以燃油作為推動,但飛行汽車強調純電動,符合「淨零排碳」的發展方向;第二,垂直起飛與降落(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一般民用航空的客機基本上使用跑道,所需使用之航道空間龐大,但飛行汽車可以垂直起飛與降落,大大節省了機場用地空間;第三,飛行汽車能像直升機一樣著陸和起飛,像固定翼飛機一樣巡航,但不需要一個超長的機場跑道,可直接使用直升機場或任何垂直起降場。

飛行汽車市場未來仍有許多困難待克服,例如:電池續航力是飛行汽車發展最大的難題,目前以現時電池技術而言,飛行汽車續航力大約都在300公里內,若要增加飛行汽車公里數,電池技術仍有進步空間。此外,飛行汽車限制載客人數限制與自動駕駛成熟度,目前飛行汽車只能載客2人,未來發展趨勢除了增加載客人數設計外,自動駕駛也是一個可行的方向,惟自駕車目前仍停留於試驗階段,自動駕駛飛行技術更有待考驗。各國的法規與政策對飛行汽車的監管也是一大難題,雖然日本、韓國及美國已針對飛行汽車訂定相關政策,但全球範圍內的飛行汽車在產品、人員、運行、責任、權利、登記、環保、保險等方面的法律規範及民航規章還沒有正式的規章誔生。

飛行汽車最大的考驗仍是消費者接受程度,各國針對飛行汽車的相關法律規範還不成熟,更增添消費端對飛行安全性的考量與不安。伴隨著汽車電動化時代的來臨,新能源領域技術發展及應用也開始突飛猛進,讓資本市場上開始認真看待「飛行汽車」,展望飛行汽車的未來雖然有巨大的市場前景及豐厚的利潤空間,但筆者認為飛行騎車要破繭而出仍有三項障礙需要後續追蹤:

首先,是飛行汽車產業門檻高:飛行汽車屬於技術密集、人才密集、資本密集型產業,前期巨額的研發投入恐讓一大批投資企業望而卻步,根據漢莎創新中心(Lufthansa Innovation Hub)的研究報告顯示,從產品開發到適航認證再到最終商業化,飛行汽車初創企業需要耗費 7 億 – 10 億美元的資金投入。

再者,飛行汽車的產品研發、適航認證週期長:目前飛行汽車最被看好的領域屬於新創科技,其技術規範與傳統航空飛行器有很大區別,在適航認證方面,監管部門需要不斷的積累完善,這將是非常漫長的過程。例如:Terrafugia(太力飛車)2009 年就研發出了首款原型機,但直到 2021 年才獲得適航認證,由此也能看出適航認證的繁瑣和複雜。

最後,飛行汽車的商業運營勢必得面臨安全、可靠、環保的要求:消費者永遠考量安全、可靠是商業化的紅線,沒人能夠承擔意外事故造成的嚴重後果。上世紀 70  年代,在紐約提供直升機通勤服務的紐約航空公司,因為技術問題三次在市內墜毀飛機造成多人傷亡,最終導致業務取消。尤甚,交通監管部門也會關切噪音污染,也成為考量飛行汽車能否在市區範圍頻繁起降的重要因素。

作者/林士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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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4-27 林士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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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高市早苗接連在自民黨總裁及總理大臣選舉的當選,日本政治成功通過了一段瓶頸期。對台灣而言,高市首相是相當頻繁於表達對台友好、親善的首相。同時,她也是有非常正確認知,意識到中國的武力挑釁就是對東亞最大威脅的領導者。   在日前,高市在國會表態,當「台灣有事」發生的時候,日本將視為「存亡危機事態」,藉之啟動集體自衛權。對於戰後日本國防政策而言,這算是一個相當有突破性的表態,確認日本在「日美安保條約」的角色中,也可能有相當積極的行動。   不用說,對於高市首相這樣的表態,我們可以從中國的外交官,中國駐大阪總領事薛劍在網路上狂言要砍殺高市首相的發言知悉,中國對高市早苗的說法是相當不滿。但除了最官方的外交部發言外,還需要有一定層級的人以「戰狼」言詞傳達中國官方對日本的潛意識。   日本在地緣戰略的問題 其實,從戰略的角度來說,安倍生前的「台灣有事,即是日本有事,即是日美同盟有事」的定調,同時可視為「消極性的說明」和「積極性的表態」。   消極性的說明不消說就是因為台海必然會影響日本在沖繩海域的安全問題。積極性的表態而言,其實現在已經由繼承其志的高市首相說破,也就是台海戰爭中,日本是有行使自衛權之準備。事實上,日本聯合美澳兩國以及法、紐、加等國,動員將近六萬兵力,在今年十月舉行日本戰後,規模最龐大的「自衛隊綜合演習」,就是以周遭海域可能遭到攻擊為想定。由於日本是全球少數,要同時面對來自俄國、北朝鮮、中國威脅的國家。在台海開戰時,極有可能發生朝、俄兩國同時使用武力行動(除了出兵以外,電磁武器干預、導彈威脅、封鎖港口等做法都有可能),讓美國為首的盟國必須備多力分,無瑕於援救台灣。   可以確定的是,台海戰爭的兵推劇本中,如果單單像諾曼第登陸般的覺得集中登陸兵力於台灣海峽,只設定屏東、雲嘉、淡水作為登陸點就想完成奪島,是太過異想天開了點。但這也是最是關於日本安保問題的問題,也就是預料解放軍會將戰事延燒到沖繩、石垣等諸島;最嚴重者就是在戰時利用日本的領土作為侵略台灣的戰略要點。   退一步而言,就算中國僅以劃設海上封鎖區域,揚言封鎖就是擊沉來包圍台灣,按照與那國島、石垣島等地方跟台灣的距離,日本的經濟海域極有可能被劃設進入中國的軍事封鎖區域。更不用說台灣海峽是日本在商貿進出口上,極其重要的水道。   面對中國日益猖狂的戰略挑釁,石破茂政府其實就相當重視了,在其任內除了批准了岩崎茂幕僚長擔任台灣的行政院顧問,同時也強化了日本對台灣海巡層級的合作。在文中提到的戰後最大規模自衛隊演習,不用說當然是在石破任內規劃的。   結語 對國際局勢而言,日本積極備戰,符合其與美國、韓國、台灣,乃至於越南、菲律賓、澳洲等國家的共同利益。   高市早苗首相在上任不久,即宣布要將軍事開支提增GDP的2%,並將對台灣戰略模糊的空間縮減,除了可以說是因為執政政權的合作對象,從左翼反戰的公明黨,換作成偏右派政黨「日本維新會」的結果,也代表日本對於中國破壞國際秩序的重視有所提升。提升安保危機意識並準備,更有助於日本重新偉大。 作者:賴其瑋

幻象機隊的去留

1997年5月空軍正式接收第一批幻象戰機,1998年10月完成最後一批幻象戰機的接收,自此空軍正式進入使用幻象戰機的時代。不同於以往的戰機,幻象戰機具有高速攔截的優勢,在空軍戰機部隊中,擔負北部空防的緊急攔截任務,也是三型主力戰機中,空戰性能較為突出的機種,但隨著服役時間持續增加,加上幻象戰機的養護成本是三型主力戰機中成本最高的機隊(每小時80萬台幣),究竟是要封存部分機隊還是全數除役,在過去數年成為國防圈討論的焦點。 今年九月,幻象戰機製造商達梭公司曾言,相關的備用零件、維修能量將持續支援台灣使用的幻象機隊,但未來是否能出售更為先進的「飆風戰機」,決定權不在達梭公司。從實務的角度而言,台灣能否獲得採購飆風戰機的機會,除了和本身的國防預算有關外,現實的問題在於,法國是否能頂得住北京政治壓力?才是台灣未來能否獲得飆風戰機的重中關鍵。 持平來說,法國的飆風戰機確實是一架性能極為優異的4.5代戰機,加上目前國際訂單持續增長,法國空軍也逐步將老邁的幻象戰機除役,未來幻象機隊的零附件恐將面臨斷炊的危機,這也是空軍目前對於幻象機隊最為頭疼的原因;然而,即使我方未來向法方提出採購同等數量的飆風戰機(60架),政治因素乃是法國是否願意出售的關鍵。 假設空軍未來無法向法國採購到新式戰機,幻象機隊仍面臨除役、採購新機的壓力,放眼望去,國際上能出售具備緊急攔截能力的戰機、同時性能又能超越法製幻象戰機的國家僅剩美國。 美軍目前的主力為F-35A、F-22、F-16系列與F-15系列戰機,前述兩款為匿蹤戰機,台灣能否採購F-35戰機仍為未知,空軍早已向美方採購到最新款的F-16戰機,F-15最新款為F-15EX戰機,為波音公司的產品,2021年首度試飛,該款戰機配備兩具發動機,能攜帶29500磅的武器,飛行最大速度為2.5馬赫,加上3900公里的續航力,最大升限為6萬英呎,能攜帶12枚空對空飛彈,從性能來論,超越目前的幻象機隊,也有機會成為空軍期待的新機種。 無論是法國達梭公司的飆風戰機,或是美國波音公司的F-15EX戰機,兩款戰機均為全球性能優異的雙發戰機,以台灣的特殊處境來說,關於幻象戰機的替換機種,未來恐以採購美製的F-15EX戰機為最大的可能。 作者:宋磊

跳脫藍紅兩中敘事窠臼,建立台灣自身的反共論述

自1990年代起,以所謂「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為首,具有極度親中與左傾色彩、支持台灣被共產中國統一的多個政治團體,每年秋天,都會在當年中華民國處決政治犯的知名場域—台北馬場町刑場原址,舉行所謂「秋祭」,以紀念其所謂死難同志。 原本,這只是一小群老.被統派兼滯台中國人,自我滿足、行禮如儀的戲碼,並沒有多少正常台灣人會理睬,但,在今年,原本相對平靜的情況,卻因為作為「中華民國在台灣」最大在野黨、近年自甘為赤色中國在台馬前卒的中國國民黨,選出不僅言行乖僻,也毫不掩飾其極.被統派色彩的鄭某人,成為該黨新任主席,而鄭大主席又亟於向赤色中國習政權表忠,以鞏固其首席買辦地位,因此與秋祭主事者臭味相投,在甫就任黨主席不滿1週時,表態將參加秋祭,並且對「該秋祭將一併紀念1950年韓戰爆發前,因『透過赤色中國在台諜報網,將當時中華民國國軍兵力與防務配置等重大軍事機密,洩漏給赤色中國,以利其規劃侵台戰爭』,遭中華民國情治當局破獲,而遭處決的前國防部參謀次長.陸軍中將吳石等4人」的事案,抱持毫無忌憚的態度。雖然秋祭主辦單位一度有意配合鄭大主席掩飾此般事案,但在發給媒體的活動採訪通知中,卻依然鑽出馬腳、圖窮匕現,致使鄭大主席為此依然難以逃避社會批評檢視,即使在中國國民黨內部,也不乏論客撻伐。 然而,稍加檢視台灣社會各界,撻伐鄭大主席此次參加被統派「秋祭」的立論後,以台灣人的立場而言,卻也不免有難以完全信服或苟同之處: —無論是國家認同立場傾向於中華民國的藍營人士,抑或是在2016年後逐漸興起、自以為能接合中華民國流亡遷佔政權與台灣於一的所謂臺派,絕大多數的立論,都是立基於「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完全正常的主權國家」的出發點,進而指涉被處決的吳石等4人,以背叛國家、向敵方洩漏關鍵軍事機密為由,其理由並無不當;但,如果從台灣本位立場出發、正視國際法法律事實的角度來看,藍營支持者與華「國」臺派的主張,仍然是很有問題的,因為: .中華民國重慶/南京國民政府,從1945年依據東京盟軍總司令部《一般命令第一號》將台灣分配予其受降開始,乃至於1949年年底因國共戰爭全面失利,將其中央政府自中國移轉到佔領地台灣.台北以後,直到現在為止,並未透過國際條約(特別是盟國對日和平條約 《舊金山和約》)、或住民自決公投之類的正式手續,取得台灣與澎湖群島的主權,中華民國在台灣不是國際法意義的主權國家、僅係具有自治權限的自治實體; .吳石等4人惡性的重大,不僅在於吳石等3名涉案的高階將領及校官,違背軍人對其所任職的中華民國政府,之所應有的忠誠義務,將重大軍事機密洩漏給作為敵手的赤色中國黨政軍當局,使中華民國政府有進一步失去台澎、必須再度流亡的危險;從台灣與台灣人本位立場的史觀來看,吳石等4人的惡,在於他們想要將當時主權狀態仍未終局確定的台澎,納入惡性實不遜於中華民國在台政權的赤色中國之手,為滿足其民族、國族及政黨之類的政治信仰,不惜扼殺台澎與其法理住民所應有,在戰後和平條約簽訂、而未定台澎主權歸屬時,將來得透過一定法律上程序,自主決定其主權態樣的權力,只可惜當時台灣人還沒有自己的國家與政府,得以親手懲治這4名赤色中國的間諜,才必須要由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動手。 在此不妨假設:ㄇ如果美國小羅斯福及杜魯門政府,在二次大戰末期規劃戰後日本帝國外地領土的處分方案時,沒有將台灣規劃為模糊的美中共享利益區域,由中華民國政府統治、美國享有其部份戰略及經濟等利益,而是如同朝鮮半島北緯38度線南半的部份般,經美國實施一段時期軍事佔領後,讓台灣走向制憲建國,根本不會有中華民國對台灣,先軍事佔領、後中央政府流亡來台,並將台澎拖入藍紅2個中國政權內戰的泥淖之中,並使藍色中國的高級將領及軍官,有得以將台灣作為獻給紅色中國的伴手禮的任何機會。 但,以上的可能性,不僅藍營人士不肯承認,就連華國臺派也對此視而不見,雙方的論述都有「將中華民國流亡政府視為預設值般的存在,而並沒有從根本檢討其存在的正當性、合法性」,以及「僅就吳石等4人違背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忠誠義務立論,結果反而是在強化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存立」的盲點。 因此,在本文文末,筆者認為,這起實例足以證明:台灣人在面對發生於台灣、涉及藍色與紅色2個中國政權歷史遺緒的問題時,有必要跳脫藍紅2中的歷史架構,基於台灣與台灣人最大、最適公共利益的本位立場,來發展破解其窠臼的論述,進而逐步使台灣本位的立場,成為台灣社會的普遍共識,以作為將來擺脫中國糾纏、正式建立台灣主權國家,所不可或缺的基礎。 作者:吳哲文

當布魯塞爾響起台灣聲音:淺談蕭美琴歐洲之行的意義

       在歐洲議會莊嚴的會廳中,蕭美琴副總統以沉穩而堅定的語氣開場:「台灣不尋求對抗,但也不會退讓於威脅。」這不是一場例行演說,也非國內反對黨所謂「浪費公帑所做的外交秀」,而是台灣外交史新篇章。      過去幾十年,台灣的外交空間屢遭擠壓,許多官方場合被排除於國際舞台之外。此次蕭美琴能在歐洲議會所在地公開發表演說,乃台灣副總統首度在歐洲核心政治場域發聲。即使此次活動是由跨國對中政策議會聯盟(IPAC)主辦,規模有限,但政治象徵不容忽視。歐洲議會的會議室,不僅代表歐洲民主制度的象徵,更是歐盟對外政策的「精神中樞」。能夠讓台灣的領導人於此發言,本身就是歐洲對台灣立場逐漸鬆動的信號。也許其出席規模遠不及其他國家、出席頭銜也非對應其職位,地位仍不及正常國家元首水準;或所涉及事務非國際主流領域,單就歐盟國家願意通行這位可能使中歐交惡的特別人物造訪一事,足見在現實外交的封殺下,仍可爭得出頭機會。         歐洲議會雖無外交決策權,但其政治影響力往往走在執委會與會員國政府之前。該議會議員是來自歐洲各國的精英,其集體態度縱使無法直接決定各國外交決定,卻能夠推動歐盟外交政策的輿論風向。蕭美琴此次訪問,正是從這條「輿論管道」著手,將台灣議題送進歐洲政治討論的核心。        這種「議會外交」的策略,有別於傳統國與國之間的正式外交。依賴個別人脈、信任與價值共享,甚至是情感共鳴,尤其當利益與同情契合之際。蕭美琴長年在華府與國際政界累積的聲望,使她得以自然地與歐洲議員建立互信。當她談論「台灣民主如何在壓力中生存」,那是一種能夠跨越制度、超越國界的共鳴。事實上,在她演說後,已有多位歐洲議員在社群媒體上表態支持台灣,呼籲歐盟應強化與台灣的貿易及科技合作。這些看似軟弱又零散的聲音,正是歐洲輿論中最有潛力的火種。         昔日滿清末年,中國也面臨遭強國瓜分的危險,彼時中國有志之士四處奔走、周旋於各過之間,後來主要由美國出面斡旋各國,要求各國在華利益共享,間接造就中國領土完整、免受列強瓜分;當然,美國所以反對瓜分中國必然有現實利益考量,卻也包含對中國弱勢處境同情,從義和團之亂後,將庚子賠款退回,成立國立清華大學與資助中國留學生,作為栽培年輕學子之用,足見國際間在利害權衡之餘仍顧及集體情感及文化共鳴。因此,台灣在正式外交若不主動塑造被看到的機會,宛如淪為被國際遺忘的一角,方是真的死亡之時,被陷入戰火更加難受。         因此,蕭美琴的歐洲之行,不該被視為一場政府砸錢買公關事件,而是台灣化被動為主動,作為長期「歐洲再定位戰略」的一環。這趟議會外交在台灣行之有年,如今接受元首級人物出訪,不在於博取短期媒體聲量,而在於台灣在歐洲政治生態中「成為議題、被聽見、被納入討論」,將間接影響中美外的國家,而非在中美夾縫中求生存。外交從來不是一日之功,而是無數次對話與溝通所累積出的信任工程。故本次蕭美琴在歐洲議會發聲,代表我們已從「被動等待承認」的角色,轉為「主動形塑國際敘事」的參與者。  作者 /劍藏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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