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九合一地方選舉的「三腳督」式選戰中勝出、就職還不滿2個月的台北市長蔣萬安，即將首度以市長身份，在2月28日出席由北市府文化局所舉辦的228事件紀念活動。
原本每年的228紀念活動，是由北市府與台北市228協會及台灣國家聯盟等民間團體合作舉行，但由於蔣萬安從出馬角逐台北市區域立委以來，就追隨他據稱是蔣經國庶出兒子的父親—蔣孝嚴的腳步，以蔣家後代自居，以致過去長期協辦228紀念活動的台灣國家聯盟，以「多數受害者家屬無法容忍與加害者後代同台」為由，在本月12日宣佈中止今年與北市府合辦228紀念活動的計畫，不再理會蔣萬安的相關態度與發言、並將於當天在自由廣場舉行紀念會。
雖然彷彿早知會有這一天似的，蔣萬安已先行與228受害者家屬會面，並在本月11日透過北市府文化局局長蔡詩萍的臉書，將本次會面的消息公佈出來，營造一種「蔣家出身的台北市長，願意傾聽（受到蔣市長垂青的）228受害者家屬心聲」的「大和解」式印象；但在台灣國家聯盟宣佈決定後，本月13日蔣萬安視察市立學校校園開學日，在受訪時被問及「2006年蔣孝嚴對228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陳錦煌，以及主筆該基金會『228事件調查報告』、指稱『蔣介石為228事件元兇，應就事件負起最大責任』的學者張炎憲與陳儀深等人，公開提出刑事及民事告訴」的往事，當記者詢問蔣萬安的看法時，蔣萬安只講「讓歷史回歸歷史」、「將坦然面對、用心傾聽」，並稱「擔任立委時就關注轉型正義議題、與許多受難者家屬見面溝通，支持家屬提出的平反/撤銷不義判決等主張，也希望政府能夠公佈相關史料檔案、還原歷史真相，以達到社會和解的目標」，對於記者真正想詢問的重點—如何看待蔣介石在228事件中的角色與歷史定位，蔣萬安則未置一語，頗有避重就輕的氣味。
本次爭議延燒到台北市議會後，中國國民黨黨籍議員試圖為蔣萬安緩頰，宣稱「不該將責任完全放在講萬安身上」（詹為元語）、「（這次事件的主因）就是因為『市長是蔣萬安』，仇視對方無法走向共融」（秦慧珠語）；而民進黨則砲聲隆隆，或認為「蔣萬安舉行228紀念活動，如納粹後代紀念尤太大屠殺般突兀」（陳怡君語），或指摘「蔣萬安擔任立委時，在表決《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時有63次和國民黨立場相同，反對公開歷史真相及檔案、反對清除威權象徵」（顏若芳語）的事實、進一步點出蔣萬安言行的前後矛盾；就連社民黨籍的苗博雅也加入追擊蔣萬安的行列，要蔣萬安承認錯誤、移除北市威權象徵，與中國國民黨之間呈現立場壁壘分明的情況。
從台灣政治的整體格局來看，筆者觀察蔣萬安自獲得中國國民黨正式提名、出馬角逐台北市長開始，關於兩蔣與轉型正義、以及兩蔣銅像和中正紀念堂等威權象徵的相關發言以後，曾經在去年10月撰寫「歷史、轉型正義與蔣萬安」一文獲本站登用，對蔣萬安下過「以青壯的軀殼，承載著黨國的靈魂」的斷語，並對蔣萬安當選後，就面對兩蔣過往歷史、以及如何處理台北市公共空間內的威權象徵等等的相關議題，做出悲觀的判斷與預測。
原本，筆者在感性上，強烈誠摯希望自己的斷語、判斷與預測不要成真，但，很遺憾的是，蔣萬安終究無法跳脫他身為滯台華人、以及自稱蔣家後代所共同帶來的框架，遑論藉由什麼樣的方式來獲得突破性的發展，終究還是成為這些框架、幫助他當選台北市長的中國國民黨核心支持層，以及這些因素背後的意識形態的奴僕，而這樣的發展，不僅象徵台灣政治尚未展現超克中華民國框架的情形，更顯示「華人『明君/聖王專政』的幽靈至今仍然留存於台灣社會、並在相當程度上預示著『台灣民主政治仍然有倒退的危機，台灣人必須對此有所警覺、並採取適當的行動來避免倒退的危機成真』」，無論從什麼角度來看，都不是對台灣社會整體有利的情況。
而蔣萬安在自稱蔣家後代，並且如同他的2次競選台北市區域立委般，在台北市內中國國民黨機器、以及同溫層（或核心支持層）內部，享受著「兩蔣」「蔣家」一類符號所帶來的各種直接間接政治利益的過程中，也不免展露其華人同胞「什麼好處都想要」的「既要…又要…」式心態。
換言之，先不論蔣萬安與其父親蔣孝嚴，真正的身世因緣真相為何，到底實際上應該姓蔣、姓郭、還是姓王，這邊先暫時姑且推定他們真的是蔣家庶出後代好了，蔣萬安既想要在他的同溫層或核心支持層中，以寄情/移情作用為橋接，享受這些人基於他們對兩蔣的崇拜而產生的「愛屋及烏」式情結，把他們對兩蔣的崇拜移轉到自己身上，進而鞏固其同溫層與核心支持層，將這些支持轉化為公職民代選舉中的選票等政治利益；但如果「兩蔣」、「蔣家」或「蔣家後人」之類的符號，會為他帶來政治意義的包袱或負面影響的時候，他也會盡力去試圖迴避，而不會採取積極面對爭議的態勢，遑論做出一般台灣人至少不出惡言、但他核心支持層很有可能並不樂見的回應。
更進一步的說，面對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自1945年受東京盟軍總司令部「一般命令第一號」所令、使中華民國得以獲得軍事佔領台灣與澎湖群島的權原開始，直到蔣經國在1988年1月死於中華民國總統任內為止，一共42年多的期間內，在台灣所遂行的各種大小政治案件及反人道舉措，特別是228事件、以及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陸軍整編第21師以「清鄉」為名，對台灣各界領袖、乃至於一般民眾所展開的逮捕、拘禁與屠殺行動，「承認他的兩位先人在其間無可迴避、所應承擔的最高責任」這件事，會不會在蔣萬安的同溫層之外獲得掌聲？這部份還無法斷定，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樣的舉措很有可能會在他的同溫層內引來一片罵聲、指責他刻意討好台灣人。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蔣萬安在延續他立委時代的基調，一邊向他所選擇的受難者家屬示好、搬演大和解戲碼的同時，卻也不願意鬆口承認他的2位先人在228事件與其後的清鄉屠殺中，具有什麼樣的最高責任與關鍵角色，以試圖展現一種「我已經以加害者後代的身份，與受害者家屬或後人完成了和解」的虛飾樣態、但卻不會被核心支持層認為失去原則和底限的「既要…又要…」式態勢。但，正如美國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亞伯拉罕．林肯所說，「你能夠在一段時間內騙過所有的人，也能夠永遠騙過一部分人，但你就是沒有辦法永遠騙過所有人」，蔣萬安不承認他的先人在228事件等議題中有錯，只想要用「讓歷史回歸歷史」之類的話語來矇混過去，再多的和解戲，最後不僅無法欺騙其同溫層以外的台灣一般選民，反而會讓人看出其中的破綻，同時還會讓人產生「沒有擔當或肩頭」之類的觀感，長遠來說，還會為他更上一層樓的意圖構成一定阻力。
恕筆者直言，蔣市長在享受「兩蔣」「蔣家後代」之類符號，在台北市特殊的選民結構下，所因此獲得的政治紅利的同時，也不能將兩蔣父子對台灣與台灣人所犯下、包含228事件-清鄉屠殺在內的種種過錯，以及他們在其中所扮演的最高權威與發令者的角色置若罔聞，而是應該走出舒適圈與同溫層，更全面的審視並坦誠面對史實，特別是兩蔣父子在228等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對台灣、台灣人與台灣社會整體所構成的傷害，甚至尋求誠心懺悔。在這方面，蔣市長不妨可以從一本法國作家所撰寫的報導文學作品—「納粹的孩子」中，去審視類似的經驗與教訓，納粹德國高層的子女們，有些人終其一生無法走出父輩所灌輸的意識形態、以及身為高層家屬所享有的優渥卻不義生活的陰影，另外有些人則選擇反省過去的一切，並在往後的人生道路中，用各自的方式贖罪，試圖多少彌補先人的過錯。蔣市長要成為哪一種人、願意承受怎樣的未來？一切都操之在己。
作者/吳哲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