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台灣最後能夠擺脫中國人與華人的糾纏、建立一個能夠長久存立的主權國家，2025年7月26日這天，大概會被後世的台灣史家，賦予「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代管體制，在其24個立委選區多數民眾的自主意志下，正式開啟其自我消亡之路」之類的評價。 即使藍白2黨立委，這1年多是如何在程序與實體上，超越過去的立法常軌、及監督的必要限度，做出多少毀壞中華民國過渡憲政體制與其法規範的暴舉，但，這24個立委選區，參與罷免第3階段投票的多數民眾，卻依然用他們的選票，做出「這些人通通都無須去職」的結論，對於有識者來說，就算再怎麼冷靜，還是多少很難令人接受，不過，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結果，筆者認為實在是其來有自。 恕筆者直言： —之所以會有本屆立院形式上三黨不過半的格局，很難說與蔡前總統和其側近「必須對賴總統施加一定程度的牽制」的私心、由此而生對「民進黨2024年立委選舉，從不分區到多個區域的提名策略」的影響，以及該次選舉的結果毫無關係。 —但，事態的發展，卻因為新一屆立院開議、藍白聯手後，旋即推出國會「改革」法案的暴舉，而很快脫逸於原先的預期，於是才在綠營週邊，陸續出現誘發倒閣全面提前改選立院、以及罷免區域藍委之類的構想，以試圖收拾善後。 在藍白以外的陣營，其輿論方向逐漸從倒閣論轉向罷免，又從精準罷免轉向廣泛罷免後，雖然聲勢由憲訴法等三法改惡開始，經總預算案瘋狂刪凍而加溫，使罷團聲勢漸有起色，不過，綜觀整個大罷免活動，罷團、以及其後參入其中的民進黨，至少存在以下的問題： —先不論部分罷團內部傾軋的問題，成員五湖四海，支持的政黨及支持強度，以色彩而言，廣及淺藍、白及淺綠的罷團，卻也從一開始就無法拂拭掉其都市中間選民的本質，由於在基層組織力方面，即使加入民進黨在地民代的動員能力，依然無法勝過「爛船還有三分釘」的藍營，與「即使經濟破敗、逐漸影響到其公務員及各種公共服務，但卻依然想辦法擠出錢、轉化為統戰經費投入台灣，為藍營提供助力」的中國當局的兩者合力，所以罷團在相當程度上很仰賴各種宣傳與活動，希望藉此激發出中間或淺綠的空氣票。 —但，罷團在宣傳戰場與軸線上的選擇，卻基於其自身的認知與心向等的侷限，未能將戰場的選定，上升到國族認同與國際路線之爭的高度，而將戰場設定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儼然國共戰爭延長般、反共與否的論爭，並在相當程度上，使用藍營色彩濃厚的兩蔣及中華民國等要素，令北部都會區（也許加上/延伸到新竹）以外，對戒嚴時期兩蔣父子統治、以及其藍反紅式反共政治語言，存在一定負面記憶或印象的一般台灣人，始終與罷團的論述之間，存在相對應的隔閡感，以致於大罷免運動，無法發展成「台灣國族在中國侵略滲透下的自救行動」，遑論爭取全台灣性的廣泛認同。 —在組織不如人、宣傳也無法廣泛感動人心，甚至還冒出「大罷免是為了救回（所謂反共的）國民黨，罷免不是為了仇恨，而是為了愛」之類的謬論，使得主要宣傳對象—也就是這些都會區的其他民眾，更無法明確辨析出這次運動本質的情況下，即使藍白2黨屢屢犯下或被摘發出什麼樣的錯誤，其組織與宣傳等各方面，若無中國勢力明暗奧援，更是無法充分動員，但罷團的整體社會動員能力，還是無法勝過藍營的組織網絡。 —最後階段，藍白2黨更是在立法院再度濫用其權力，在因應關稅衝擊的特別條例中，逼政府舉債全民普發1萬元。 雖然違法違憲，但，藍白此舉，不僅使民進黨政府，對重視蠅頭小利的華國選民，陷入一個「除了發錢以外，怎麼講都無法讓他們滿意」的窘境，也在「民進黨政府至今都沒有與美國，談出一個理想的關稅結果」，而不分藍綠的媒體，又普遍醜化美國川普政府形象，導致台灣社會相當比例民眾對美國觀感不佳的情況下，以致於民進黨政府，無法對所謂的經濟藍及中間經濟選民，像2021年的4項公投般，激發出「不在國際上走親美路線，台灣會完蛋」的危機感，這是民進黨在中後期正式加入戰局、從旁協助罷團後，仍然催不出都會區潛在票源的一大關鍵，配合藍白紅聯手在抖音等社群媒體上猛力造謠，宣稱「投同意罷免不僅不會有普發1萬、5天國定假日也會被取消」，其破壞力相當拔群。 在以上多個因素的共構後，這次罷免未能爭取到超越藍白基本盤加總的認同，24席區域立委與新竹市長罷免案悉數鎩羽而歸，也就是不令人意外的結果了。 沒有人喜歡失敗，但如果失敗後只是哀嘆、而沒有檢討成因，並從中尋找可能的損害控制與補救辦法，則失敗只會一再重複。希望筆者的分析，能夠發揮拋磚引玉的效果，激起有意義的、能夠解決短中近問題的更多討論。 作者：吳哲文

阿里巴巴集團創辦人馬雲2020年一句「中國不是金融系統性風險，因為中國金融沒有系統」讓他淡出中國舞台。改編馬雲的名言，民進黨不是有系統性風險，是如今民進黨沒有系統。組織無法動員數，新聞議題無法掌控、總統文膽胸無點墨，憲法十講程度堪比素人臉書文，總統賴清德照念不誤，府院黨系統性失靈。 以北市選區而言，部分區域議員為省錢，早已不設服務處。地方助理更是難找，人員頻繁異動，流於表面的地方行程，真要動員支持者出席活動，都極為困難。要自己所掌握的組織按人頭投票，且投出有效票數，都難如登天。頂多只剩黨代表系統選黨職功能。綠營動員以空戰動員陸戰，坦白說，八成已經不俗。 而藍營的組織綿密不是秘密，從責任里到鄰里長，各式地區協會，工商協會，透過平常小施小惠補助旅遊、協會資源、飲料礦泉水、抽獎伴手禮。檯面下的特殊選民服務，關心、喬事，投票的向心力不是單純支持可以描述，更像生命共同體，過去稱的既得利益，黨國恩庇侍從體制，在都市外勢力更大，辦起事來更有效率。 事後諸葛總是容易。關於動員這件事，綠營支持者較難按人頭、有效組織動員，充其量政治支持較外顯，選前各種表態宛如嘉年華式遊樂，愛與希望是進來非藍陣營的主調，藍營罷免前走黑色哀弔、走對立、清算風格訴諸憂慮、恐懼。 新聞議題的主控權，在反罷方手裡，公民團體本就不會操作議題，而綠營立院黨團，幾乎不見有擴散力的議題，連自家內閣失火，處理能力都有限，教育部葉丙成、師大女足議題爭議，都要多位綠委開記者會，砲轟執政團隊。中央黨部更是形同雞肋，除了聯絡統計等行政工作，發言人名字自己人都不見得認識。 總統幕僚文稿能力缺乏，憲法十講程度低落，僅是整理網路普遍觀點，就要賴清德宣講。可怕的是，如此內容賴清德還敢講，從文稿幕僚到主管能力不是一般的差，只是老闆也未發現問題，這才嚴重，難怪外界看待賴清德團隊如前總統蔡英文的二軍，甚至業餘程度。 公民團體打過美好的一仗，理解民主不是從天而降，每天日常的政治運作，早就是藏污納垢，天真無邪輸給虛偽世故，輸的不冤。 作者：陳建志

泰國和柬埔寨於日前爆發邊境衝突，雙方以多管火箭、重炮互相炮轟，泰國空軍還出動F-16戰鬥機以集束炸彈轟炸柬埔寨邊境地區，目前總共造成泰國二十多名平民喪生，至於柬埔寨方面也有至少二十三名軍民喪生，此外還造成超過十萬名居住在泰柬邊境的泰國民眾被迫撤出家園避難。直到目前為止，泰柬邊境衝突還在持續擴大。 泰國和柬埔寨之所以產生衝突，就是為了爭奪包括著名古寺廟「柏威夏」寺在內的「翡翠三角」地區，此一地區從法國殖民統治柬埔寨時期，就是柬埔寨跟泰國各自聲稱擁有主權的爭議地區，直到2008年到2011年曾斷斷續續的爆發過邊境衝突，到了今年6月雙方再度因此對峙，泰國總理貝塔東因為與柬埔寨前首相洪森的通話外洩遭停職調查。通話中她批評泰軍行動安撫洪森，孰知被洪森刻意外洩，貝塔東此舉被在野黨指控「賣國」，更激怒軍方，而被憲法法院勒令停職，隨著貝塔東作為緩衝的角色不再，泰柬邊境衝突終於全面爆發。 這場戰爭雖然引起聯合國、東協等國際組織介入斡旋調停，包括馬來西亞、中國和美國已提出要安排對話，不過未必能夠有效弭平泰國和柬埔寨的敵對，原因在於柬埔寨和泰國各自的內部政治及民族主義情緒無法降溫，過往柬埔寨前首相洪森跟泰國政治世家塔克辛家族的交情不再，洪森刻意洩露跟泰國總理貝塔東(塔克辛女兒)的對話，想操作塔克辛家族跟泰國軍方的矛盾，雖然重創塔克辛家族的聲望，但是也讓泰國強硬派抬頭，未來爆發全面衝突並非不可想像的事態，然而泰國相對柬埔寨強大的軍力，柬埔寨是否能在未來持續升級的衝突中贏得勝利，外界多不看好。 對於台灣而言，泰柬邊境衝突並非事不關己的遙遠新聞，台灣有大量僑民旅居泰柬兩國，特別是對台灣態度極不友善的洪森及其子洪馬內執政的柬埔寨，有大約三千名台灣人在該國境內，目前台灣無任何官方機構在柬埔寨，再加上複雜的僑情(包括詐騙集團、台商、觀光客及柬埔寨配偶等等)，倘若未來戰事持續擴大，柬埔寨的撤僑問題勢必成為台灣國安當局面臨的難題，台灣相關單位必須未雨綢繆，作好必要的準備，才能因應泰柬邊境戰爭的衝擊。 作者：洄瀾客

2024年立法院新會期啟動後，「國會擴權法案」風波迅速點燃社會怒火。藍白兩黨以人數優勢強行通過《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修法，引發民眾對程序正義、權力分立及民主價值的深層焦慮。隨即，從民間自發發起的「青鳥行動」到「反國會擴權大遊行」，社會對立已臻高度對立態勢，網路、造勢場合常看到不同支持人馬互相謾罵、宛如狹路見仇人。藍白陣營習慣宣傳成綠營及其外圍組織所為，事實上，若非去年藍白挾國會過半之傲，試圖宰制行政權，致政府機能癱瘓影響人民權益，方有被民意反撲的結果，故大罷免不僅是對政黨行為的集體表態，更成為對台灣民主制度健康程度的壓力測試。          罷免制度是現代民主體制中重要的一環，其意義在於當民選代表背離民意或濫權時，民眾可透過合法程序撤回授權。台灣自實施《選罷法》以來，罷免案多為個案進行，直到2020年後「罷韓」、「罷黃捷」等案例讓罷免成為具有群眾動員與政治操作性的工具。2025年的「大罷免」是首次以「國會行為」為主訴求的大規模聯合罷免，這顯示台灣民眾對於立法權濫用的警覺正逐漸提高，也反映社會對代議政治信任逐漸流失。        制度設計上，台灣的罷免門檻相對高：需25%選區合格選民同意，且投票率需達一定比例。這代表罷免難以被濫用，必須有充分民意支持，方能成立。因此，將「大罷免」視為「民主暴民化」未免誇大其詞，反之，它是一場民意強力反制權力濫用的制度性回應。          筆者認為，對國會議員行使罷免權是官逼民反，官台灣憲政制度，行政權及立法權皆有直接民主性，然長期以來國會成為畸形發展，常有情緒性、利益交換性立法，更甚者，從實務來看。選舉代價太高，急需選後其他方面補償，無論是利是名，皆註定立委行使職權無法客觀中立。此次罷免潮的核心，是民眾對藍白聯手強推《國會職權行使法》修法的反感。該法案將立院調查權、藐視國會罪制度化，但程序未經充分討論、公聽會匆促草率、質詢紀錄缺乏透明，引發「立法霸權」、「搶奪行政調查功能」等質疑。           社會之所以出現「青鳥行動」這類非政黨主導的抗議潮，是因為制度原應保障人民參與與監督的功能失靈，而人們只能回到最原始、最具象的民主工具：投票與罷免。這是一種制度危機下的群體免疫機制。更值得注意的是，這股罷免動能來自各地方志工與年輕世代主導的草根運動。他們不受政黨操控，發動募資、聯署與連署，透過社群媒體散播資訊，彌補主流媒體不報導的空白，構成一場「去中心化的公民行動」。           支持藍白者質疑罷免制度被「濫用」、導致國會失能，甚至呼籲修法提高罷免門檻，以阻止「選舉結果未滿即翻案」。但從制度層面來看，罷免並非否定選舉結果，而是對「當選後失職」的糾正機制。          若立委無視選區民意、違背競選承諾，甚至違憲立法，那麼民眾以罷免表達不信任，是憲政制度中重要的權力制衡。制度不該成為護航政治人物的防火牆，而應保障選民主體性。反過來看，若制度讓民意無法有效懲戒濫權，那才是真正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