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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議司法人員的國安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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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近期檢察總長、法務部長及司法院長等人的相關發言談起

近日,以中華民國法務部的邢泰釗檢察總長為首的訪問團,出訪德國,並在外交部牽線下,與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大法官會晤、創下台灣與德國司法實務界交流的首例,訪德期間,邢泰釗檢察總長有鑑於「德國稍早曾爆發所謂極右派團體政變密謀」一案,感慨司法系統至今尚無專責機關長期分析研究並偵辦國安案件,且若司法官無明確國安偵審概念,將對國家造成實質危機,疾呼此般問題必須得到更多重視。

坦白講,這已經不是司法實務界幾大領袖,近期針對國安案件議題所作的第一起相關發言。就在一月月中,司法院舉行第78屆「司法節」學術研討會時,許宗力司法院長也在會中致詞時,呼籲全民必須對中國軍演騷擾我國抱持危機意識、並力保審判獨立不失,否則台灣將距離地獄不遠;而蔡清祥法務部部長也表示國安案件有其特殊性、對國家社會及人民影響極大,不容小覷,潛在危害性更與一般刑案完全不同,進而呼籲司法人員「必須在維護審判獨立的情況下,綜合考量國安犯行侵害的各種法益與長期風險、以及自由民主根基所遭到的侵蝕,並基於保障國家利益,對各國安案件做出個別化的處置」。以上三位司法實務界領袖相關發言,可以確定的是,中國對台灣的滲透、以及所引發出的刑事司法國安案件,數量之多、影響之嚴重,已經得到這三位司法實務界領袖的相當重視,憂心與呼籲也因此而生。

問題是,從最近一段時間的國安相關刑事案件,在中華民國司法系統所得到的處遇來看,很顯然司法系統有自己的玩法,而不太會去真正重視到問題的嚴重性與危險性。

就舉最近這幾年的案例來講,王炳忠、侯漢廷與周泓旭的共諜(中國間諜,下同)案在去年8月無罪確定,侯漢廷甚至已經連任台北市議員;退役陸軍中將羅文山收受中國政協委員等非法政治獻金838萬元,卻以年事已高、加上向所屬社團繳回侵吞帳款,獲得減刑、無須入獄;至今為止最大的共諜案主謀鎮小江竟只判有期徒刑4年、已在2018年7月服刑完畢並遭驅逐出境;退役空軍少將錢耀棟與退役陸軍中校魏先儀,2人涉及同一共諜組織案,台北地院於本月10日一審判決2人有罪,但因法院認定2人並未對國安造成具體危害,而諭知2人為緩刑判決。

另外,雖然案件尚在偵辦中,但前立法委員羅志明與退役海軍少將夏復翔2人,遭中國諜報系統吸收、涉嫌在台灣發展共諜組織一案,本月5日遭高雄地檢署聲請收押,但高雄地院卻裁定2人各以20萬及15萬元保金交保候傳;所幸高雄地檢署鍥而不捨、提出抗告,高雄地院也終於以2人有串證及逃亡之虞為由,更易裁定,將2人收押禁見,若不是雄檢堅持抗告,難保羅夏2嫌不會在交保候傳後棄保逃亡中國。類似的案件還有很多(例如名譟一時的向心案),但受篇幅所限,不另一一列舉。

而這些輕放或輕判中國間諜的案件,不僅一而再、再而三地,讓台灣人對中華民國的司法系統產生信賴危機;更不啻於是對當前蔡英文總統與其政府所提出的「抗中保台」主張,產生「挖牆腳」式的效應,致使抗中保台的具體實踐,在中國間諜的防治與懲戒效果上大幅減損,無論從什麼角度來看,對台灣來說都不是好事。

但,為什麼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司法系統,會不斷在對中國間諜案件的偵辦及判決上,一再重複輕縱的模式?依筆者的長期觀察,可以從司法官的年齡分層,分別探求其成因。

依管見,以中年以上的司法官來講,會形成中國間諜一再被輕縱的處境,主要有以下的原因:

1.國家認同與黨化教育

中華民國在台的政府,實際上僅係基於1945年東京盟軍總司令部(GHQ)「一般命令第一號」,而獲得軍事佔領台灣的權原,但在決定戰敗國日本外地領土等最終處置的終戰和平條約—舊金山盟國對日和約、以及解釋上具有其附約性質的「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俗稱「日華台北和約」)之中,中華民國均未因此獲得台灣與澎湖群島主權,而台澎實際的主權狀態,也因此成為自1648年「西發利亞」和約初步確立國際法主權國家概念以後,史無前例由流亡政府與主權待最終確定的領域嵌合而成的「自治的政治實體」。

但,中華民國政府卻從1945年10月正式對台行使軍事佔領權限以來,即主張其已「光復」台灣,「將台灣收歸中國版圖」,並據此在社會的各個體系中,對包含台灣人、以及1949年前後遷徙來台的中國裔難民(過去俗稱外省人)在內的台灣現地住民,展開教育、宣傳與洗腦活動,將一部分台灣人洗腦成認同中國的中國人;更不用說「228—清鄉」屠殺期間與其後,中華民國政府是怎樣在台灣殺害日本時代所育成的部分法曹、並且用軟硬壓力逼使剩下來的法律人,或閉嘴不問政事、或轉向與其合作,以及這一系列舉措對台灣既有法律從業者、與其職業社群文化的傷害有多麼嚴重了。

而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司法官育成體制,基於其中國人的國家認同(請不要忘記:中華民國的司法節,係為紀念1943年美英廢除在華領事裁判權、與其簽訂「平等新約」而設置,而不是紀念台灣法律史上具有一定意義的什麼重大事件)、以及涉及意識形態與國家暴力的實踐等理由,更延續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尚未敗逃來台前的育成模式,為了培養出忠黨愛國的審判人員,可以說是極盡宣傳與洗腦之能事,不僅司法官考試長期有黨化教育的相關考科,甚至直到1981年為止還有國父遺教等黨化教育課程,其後雖然沒有明目張膽設置黨化教育科目、但仍然維持一段時期的化整為零式黨化教育,輔以準軍事管理等措施,這樣的司法官育成體制,想要培育出敢質疑黨國體制、認同台灣作為其國家的司法官,未免太過緣木求魚。另外,中國國民黨在戒嚴時代,很長一段期間也明目張膽的在檢審系統中開設黨部,不入黨的司法官也較容易被「點油做記號」,甚至影響其升遷考績。

經歷過此般黨化教育與黨國時期的司法官,目前仍有一定比例,已被晉升至較高的職等及職務、或者享有高齡司法官的司法官優遇,仍然對司法實務界的實務見解、組織文化與人脈,發揮其實質影響力,而司法界所存在的國家認同預設值—認同中國、而非認同台灣,輕忽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活動國安案件的嚴重性、甚至用盡心機為涉案被告迴護開脫,也就一點也不令人意外了。

2.中華民國司法體制之作為轉型正義的死角

在台灣社會至今仍對國家認同產生相當分歧,有數百萬人仍然心向中國,並以中國人的自我認同身份,對台灣社會展開種種有利於中國對台侵略滲透活動的情況下,主政者即便真的有心以台灣人的自我認知,就中華民國軍事佔領台灣以來,對台灣人所展開的種種國家暴力活動與其損害,展開全面的轉型正義活動,來導正過往的錯誤、確立新的正義觀,都會被認同中華民國的人士,展開一定程度的負隅頑抗。

更何況蔡英文總統與其政府這幾年來的轉型正義活動,不僅並未碰觸到軍方及司法系統等等的深層問題,更有將轉型正義淺薄化、犬儒化及娛樂化的嫌疑,以致於連台灣人都已經開始不再信任其轉型正義措施,在這樣的情況下,檢討司法系統在過去黨國體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對濫權枉法司法官等相關有權者的追訴等處理,希望也就變得更加渺茫,司法系統在沒有受到社會要求其自清內肅、摒除黨化份子的壓力下,自然可以繼續「好官我自為之」。

而較為青壯一代的司法官,先不論家族如果逐漸形成新的法曹世家,其政治傾向對新一代法曹可能造成的影響,但受到晚近30多年民主化、以及法學教育內容受新一代留學回台任教教授所帶來的左傾思想所影響,他們或對於黨國司法矯枉過正,認為必須無條件地節制國家刑事司法權的發動,或乾脆受到「進步」思想浸淫,基於其國家認同與人權保障的觀點,去為中國間諜開脫。

另一方面,由於目前台灣各大學法律系法學教育的主流,在國家認同的光譜傾向上,多認為「台灣已經是一個國家,國號叫中華民國,現在對台灣來說,已經沒有建國的必要性,只有民主深化、發揚人權保障與節制國家高權的問題」,青壯世代的司法官們,如果抱持這樣的「華獨」式國家認同,很明顯的,對於中國涉台國安案件,所產生的問題及危機意識,不會高於認同「台灣尚待建國」理念的司法官,遑論嘗試盡可能對中國間諜從重處斷。

恕筆者直言,當前的「中華民國台灣」法律體系,在面對中國侵略滲透的國安案件所遭遇的困境—包含司法系統的普遍輕判、台灣社會一定比例民眾對本類案件處遇的期待,以及2者之間所產生的落差在內,可以說是「先天失調、後天不足」的體現,但在蔡英文政府已經進入執政末期、很難再推動什麼有意義的重大改革的情況下,光是正在上路中的「國民法官」制度,其磨合就已經會消耗司法系統的大半改革精力了,加上蔡政府認為轉型正義已經進入新的階段、連單一或主義專責機關的繼續設置也沒有必要,實在很難期待蔡政府會再去推動司法的轉型正義、以及國家認同的釐清,恐怕在可預見的短期幾年內,在改革動能不足、社會也沒有就司法系統的問題與改革形成新共識—而這樣的共識又與國家認同的釐清、以及國本共識的確立高度連動—的情況下,台灣人還需要忍受中華民國的司法系統,繼續輕判或甚至迴護中國間諜吧?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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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08 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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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國會眾議院於2月8日進行提前改選投票,由高市早苗率領的自民黨以壓倒性得票勝出,睽違5年重新取回國會單獨過半的絕對多數地位。 根據《NHK》、《全日本新聞網》(ANN)與《日本新聞網》(JNN)分別進行的出口民調,在眾議院總席次465席中,自民黨有望取得300席以上。若再加上目前聯盟執政的日本維新會,高市早苗內閣將可望跨越眾議院三分之二席次的關鍵門檻,不僅使首相在立法程序上取得足以略過參議院的絕對執政優勢,也讓自民黨2012年自安倍晉三第二次內閣以來,再度取得啟動修憲可能的機會之窗。 在確定自民黨篤定取得眾議院過半多數後,原本在首相官邸等待結果的高市早苗,也在日本時間8日晚間9點30分進入自民黨總部並接受媒體採訪。高市早苗表示,儘管勝選的結果讓人鬆一口氣,但目前暫時沒有內閣人事改組的必要與規劃,她強調自民黨仍希望繼續與維新會聯合執政,並表示「自民黨內部也已對修憲有具體構想」,之後將在眾議院憲法審查會中,同其他政黨一同作更全面的討論與審議。 儘管自民黨目前在日本國會參議院並未取得過半席次(248席中僅有101席),且無法提前解散的參議院,最快也得等到2028年才會改選。然而,在日本的兩院制設計之下,即便法案遭到參議院杯葛或否決,法案只要眾議院以三分之二以上席次再次表決仍可生效。因此,一旦能穩定掌握日本國會眾議院三分之二席次門檻,高市內閣實際上也將重返對一般立法擁有絕對的主導權。 改選前,自民黨在眾議院僅有198席,加上聯合執政的日本維新會(34席),高市早苗內閣232席的勉強過半地位。但截至台灣時間8日晚間8點30分為止,《NHK》的出口民調顯示:自民黨已篤定能突破261席的「絕對安定執政」門檻(眾議院過半,並能取得所有委員會的主席與多數席次),且有機會取得300席以上。至於選前最大的在野黨──由立憲民主黨和公明黨所組成的中道改革聯合,則從選前合計的167席,驟跌至50席以下。 在中道改革聯合的崩潰式敗北的同時,國民民主黨、參政黨等在野的右翼政黨則避免了「高市吸票」的困境,預計席次將與選前持平;換言之,這場選舉已確定會成為日本泛右翼與保守派陣營的全面勝利。 聲勢仍在高點,高市提前改選國會「超短期決戰」的政治豪賭 2026年1月30日,日本秋田縣下雪的街道上,一塊選舉公告牌上張貼著候選人的海報。 本次日本眾議院選舉,自1月23日正式解散國會至2月8日投開票,前後僅有16天──這不僅是戰後日本政治史上為期最短的一場選戰,高市早苗選擇在1月分解散國會的時機之大膽,也因此被政壇輿論稱作「超短期決戰」。 在內閣制的政治體制之下,提前舉行大選向來被視為新任總理取得民意授權的必要程序。高市早苗於2025年10月贏得自民黨總裁選舉並接掌內閣總理大臣職務後,其內閣執政尚未經歷眾議院大選,因此政界各方早有預期,高市內閣勢必得在2026年春季前後解散國會、重啟大選。 然而,這場原本被視為「預料之中」的超短期決戰,仍引發日本社會的批評與質疑。根據《NHK》2月2日公布的全國民調,在宣布提前大選之後,儘管高市內閣的支持度仍維持在58%的過半水準,卻有高達49%的國民「不認同首相此時解散國會是恰當的決定」,此一數字也較支持解散、認可選舉的民意多出14個百分點。 輿論疑慮的爭議點在於,高市早苗選擇在2026年度國會常會的開議首日宣布解散──會期才剛開始便宣告終結,直接導致事關民生經濟、必須在4月新財政年度開始前通過的「2026年度總預算案」被迫停擺。 此外,本回選舉也是日本眾議院時隔36年再度出現的「1月解散」。在政治傳統上,日本過往多會迴避在1、2月舉行大選,一方面是因為新年伊始,各行各業忙於開工,各級學校也集中在此時舉辦入學考試,候選人此時不僅難以即時動員支持者,拉票活動也容易招致「擾民」批評;同時,日本的1~2月正逢隆冬雪季,常見的大雪不僅經常封鎖交通、癱瘓社會日常運作,更嚴重干擾基層選務工作,甚至大幅影響選民外出投票的意願。 另一方面,僅有16天的超短選戰時程,也在朝野政壇引發批評聲浪。在自民黨內,不少身處艱困選區,或從政資歷尚淺的參選人,都抱怨過於倉促的選戰節奏讓他們「來不及充分備戰」;在野陣營則集中火力批評高市內閣,為了選舉操作竟寧可延誤國家總預算。 但對高市早苗而言,這場政治豪賭背後卻有著極其現實的理由。選前的自民黨雖然仍是國會第一大黨,但在參、眾兩院的席次皆未能跨越過半門檻,不僅必須仰賴拒絕入閣的日本維新會進行政治結盟以維持執政,在重大政策的推動與國會攻防上,也面臨不小的政治阻礙。考量到高市內閣自就任以來就一直維持民調過半的高支持率,為了避免夜長夢多、趁著聲勢仍在高點時提前改選國會,也就成為高市內閣選擇提早發動超短期決戰的主因。 自民黨全勝的「高市旋風」: 壓倒性的年輕選民好感度、迴避具體政見對決的釜底抽薪之策 2026年2月7日,日本首相兼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右)抵達東京礫川公園,在發表競選演講前向民眾鞠躬致意。高市早苗的「超短期決戰」策略,搭配內閣選前居高不下的支持率,讓她在選戰期間占盡主動優勢。首先,僅16 天的選戰時程,極大化地壓縮了對手政黨的應變空間,使其難以在短時間內凝聚反攻能量,或提出足以挑戰現任政府、且具備選民吸引力的政見亮點。 其次,高市早苗居高不下的支持率,成功轉化為帶動自民黨選情的「火車頭」效應。 過去,高市早苗的政壇形象以保守、強悍著稱,甚至被認為略顯固執,她當選自民黨總裁之初,政壇一度質疑自民黨恐將走向極右化,並進一步流失社會主流與年輕選民。然而,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後的形象卻明顯轉向親民與柔和,在30歲以下年輕選民中,更取得超過8成支持度,形成壓倒性優勢。 日本《朝日新聞》與美國《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皆指出,高市早苗之所以深受年輕選民歡迎,關鍵在於她在就任首相後,成功營造出一種獨特的「新舊融合感」。 一方面,高市早苗作為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首相,其政策論述風格俐落、易於理解,塑造出勤奮務實、與大眾站在一起的新鮮形象;另一方面,過去30年來,日本社會對「國際地位快速下滑」的焦慮愈發強烈,民間普遍瀰漫著一種期待大刀闊斧改革前進的情緒──但這種「改革」期待,未必指向社會價值與政治制度的進步,而更著重於安全、富足、讓國家重新變強的傳統實力。在此背景下,做事認真、決策果斷,且能在黨內有效領導男性保守派的高市早苗,便被投射為一種足以帶領國家向前的「力量」象徵。 但在質疑者眼中,高市早苗所營造的「新舊融合」,更像是一種經過精心設計的政治包裝,其政見本身並未提出足以稱之為「改革」的實質藍圖。著名女性主義社會學者上野千鶴子便指出,高市早苗雖然是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首相,但在涉及女性權益與社會價值等議題時,其政治路線反而呈現出「比男人更男人」的行事傾向。 上野指出,「當少數者試圖打入多數派集團時,往往會變得比多數派更像多數派。」而在她看來,高市早苗與其政治偶像──被稱為「鐵娘子」的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相似之處,正在於對「強勢」風格的高度追求。在此邏輯下,高市早苗的「改革形象」實際就是保守派復興,除口號之外,並沒有帶領自民黨真的在政治、價值觀上有任何明顯而具體的改變。 然而,來自學界與媒體的質疑雖然嚴厲,卻絲毫未能動搖高市早苗在選戰中的超高人氣。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在於自民黨採取了極為有效的「閃電戰」策略──透過「超短期決戰」大幅壓縮選舉節奏,並刻意模糊化實質政見的交鋒。為期16天的選戰中,在野陣營除了針對高市個人與自民黨的右傾化提出廣泛批評之外,幾乎無法就具體政策論述找到任何有效施力的選情突破點,反而被牢牢鎖入自民黨所設定的節奏之中,讓這場選戰進一步被簡化成一場圍繞高市早苗個人政治魅力的「好感度投票」。 公明黨與立憲民主黨「老老結盟」成效不佳,席次大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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