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部前部長何佩珊日前因霸凌案辭職，由立法委員洪申翰接任，希望借重於他長期接觸公民團體的經驗，力求為霸凌案風波止血，並改革既有沉痾體制。雖然洪申翰曾任立委，但新官上任的他是首次擔任政務官，如何與甫爆發事故的高階文官們相處，改善官僚體制，同時保障勞工權益將是一大挑戰。 前任部長何佩珊曾任民進黨黨鞭柯建銘辦公室主任多年，有強烈政治性格，上任初面對即將到來的「勞保年改」政策，出手拆彈展現政治性格，成功將危機往後延，但面對高階文官體系爆發的政治危機，她為了維持文官體系穩定，選擇尊重勞動部的報告，最終造成政治危機，不得不下台止血。雖然何有政治優先的思考，但她過度依賴文官而非帶領文官，其幕僚格局成為從政以來的弱點。 洪申翰過去身處公民團體，與各團體、公部門長期打交道，後來擔任立委監督施政，更了解文官體系的問題。勞動部過去的官方立場傾向平衡勞資關係，而他長期接觸人民團體的經驗，使其立場接近於幫助底層勞工。相較於何佩珊，洪的定位更接近「除弊」而非「興利」，較能運用政治手段解決問題。 輕生霸凌案只是冰山一角，反映高階文官體系的沉痾，洪申翰上任改革，必然引起文官們的反彈，輕則消極不合作，重則透過媒體爆料、洩漏情資。 雖然會有政令難以實施的風險，但人民期待公務體系大破大立，而非坐視既有問題持續延燒。挑戰即是機遇，洪部長未來會是知名的政治人物或是政壇過客，將取決於他上任後的改革手段。 作者/Oscar

勞動部勞發署北分署公務員日前輕生，生前疑遭霸凌引發輿論譁然，此事件被網友形容是「洪仲丘案2.0」，然而勞動部霸凌案為政府帶來的負面影響，比起當年的洪仲丘案恐怕猶有過之，政府應妥慎應對！ 首先，洪仲丘案是國軍義務役受不當管教致死，而國軍違法犯紀醜聞屢見報端，社會觀感本已極差，民眾對類似洪仲丘案的事件早已見怪不怪，只是國防部和軍方荒腔走板的遮掩推諉激發民眾的憤慨；但勞動部是被民眾視作守護勞動權益的最高機關，卻反而帶頭霸凌部屬，致辛苦通過國考的公務員輕生，怎不叫社會大眾震驚、痛心與憤怒！而「目的良善」的調查報告也證實涉霸凌的長官確有過度交辦工作與不當對待下屬等侵害勞動權益情事，讓人看之不禁質疑勞動部是否應改名為勞改部？ 再者，並非每位台灣人都需服兵役，但幾乎所有人都要工作，也或多或少都歷經過職場霸凌，但為扛家計或應付生活開銷只能含淚咬牙忍耐，最後只有結束生命才能脫離絕望的深淵。勞動部霸凌案勾起民眾內心共同的傷痛，也斲傷了賴政府的威信。 傷害既已造成，賴政府若要止血，本案務必如賴清德總統所宣示的「嚴查嚴辦」，針對涉及霸凌者應從速偵辦、從嚴究責；此外，政府也應拿出魄力改革公部門長期普遍存在的霸凌問題，完善公部門的職場霸凌申訴、調查與處理機制，並明確界定主管工作指導與職場霸凌的差異、合理化工作量分配，以避免憾事再發生。倘若相關部門虛應故事、等待事件翻頁，那當年洪仲丘案如何重創馬政府的執政基礎，今天賴政府因勞動部霸凌案招致的衝擊只會更嚴重、更劇烈！ 作者：王昱培

介於新生南路及和平東路口的「和平新生天橋」，不僅有在空橋賞景的人文氣息，多部戲劇電影亦在和平新生天橋取景，即便和平新生天橋尚非屬於市定古蹟，但應當也是台北市重大文資記憶保存。不幸的是，當主張拆除蔣市府與保護天橋的公民團體溝通流於形式，導致2024年11月開始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拆除「和平新生天橋」，讓現場文資保護的公民團體灑下眼淚，大安區附近住戶高齡人士也無法透過安全的「和平新生天橋」到大安森林公園運動散步，想到有一天我們這一世代也會變老，拆橋行動著實令人感慨！ 根據台北市政府發布的新聞稿，指出需要立即拆除大安區和平東路與新生南路交叉口的急迫性，主要原因如下：首先，橋齡已達使用年限，該天橋興建於1982年，至今已有42年歷史，但考量橋樑結構已老化顧及行人安全，市府決定拆除；再者，天橋會影響周圍行車安全，尤其天橋的橋墩位置影響汽車駕駛者右轉視線，增加交通事故風險，於是市府拆除天橋以改善行車安全；第三，天橋實際上使用率降低，隨著人本交通觀念興起，行人多選擇平面斑馬線過馬路，天橋使用率下降，維護成本高昂，儘管部分居民對天橋有情感連結，蔣市府基於安全與交通考量，仍然決定拆除該天橋。 蔣市府提出三項拆掉天橋的理由，也並非不能提出反對聲音來據理力爭，反對拆除台北市和平新生天橋的聲音，其實主要來自當地居民與部分市民，筆者整理相關的意見與關注點如下：首先，拆除天橋對高齡者和行動不便者，公民團體認為天橋雖有老化問題，但其提供了一個安全的過街環境，特別是對於高齡者和行動不便者，使用天橋比平面穿越車流更安全；再者，和平東路與新生南路交叉口交通繁忙，倘若拆除天橋後行人需直接與車輛共用平面空間，勢必會增加潛在事故風險；第三，天橋其實具有長久歷史與文化意義並承載許多城市記憶，加上許多居民對天橋有情感連結，認為拆除是對當地歷史的一種損害。 既然雙方都言之有理，而且反對拆橋的公民團體甚至提出維修與改善的替代方案，甚至優先建議蔣市府應該可透過維修或局部改建延長天橋使用壽命，而非直接拆除，例如，可改善電梯設施： 增設或更新電梯，方便行動不便者使用；又例如：加強結構維修： 強化老化部分，確保天橋穩固與安全。此外，公民團體甚至提出「環境與成本考量」，拆除天橋勢必帶來工期的環境影響，公民團體擔心拆除工程會產生噪音、灰塵與廢棄物，影響周圍居民的生活品質。尤甚，還能避免公共資金浪費，倘若天橋仍可經修繕繼續使用，直接拆除被認為可能是對公共資金的浪費，應探索更具成本效益的方案。 行人友善的平面規劃不足，拆除天橋後的平面過街規劃是否足夠行人使用仍存疑。筆者認為若缺乏行人號誌與清晰的過街路徑，將增加行人面臨的危險。其實在拆除和平新生天橋之前，蔣市府需平衡行人安全、交通流暢與居民情感，提供更透明的評估數據與替代方案，以減少對拆橋計畫的疑慮和抗議聲浪。可嘆的是，雙方未能充分討論之際，甚至刻意忽略公民團體反對拆除天橋的訴求，蔣市府的工務局仍強制拆除和平新生天橋，官大學問大的官僚風氣有時更容易犯「第三類型錯誤」（Type III），意即正確的方法卻解決錯誤的問題。 作者：林士清

勞動部、衛福部近日爆發職場霸凌，目前看起來處理都難稱完美，正好是絕佳機會，可以檢視目前我國公部門職場霸凌的處理機制，根本性的問題為何。目前的法律、解釋與機制，導致一種奇怪的逆向淘汰：個別機關愈是積極重視職場霸凌，乃至主動訂定規則或受理申訴，屬員得到保障愈是完整；但若是機關事前啥也沒作，真的出事時，受霸凌者可能因為機關的不作為，而更難獲取事後客觀外部的救濟。這當然是亟需改進的制度破口，一勞永逸的辦法，就是法制化，直接透過國會立法要求機關遵循制度。 保訓會不承擔、人總參一咖　職場霸凌保障只能看服務機關良心 目前政府各機關間對於公部門發生職場霸凌，到底是否是侵害了公務員的權利，而有固定程式要求機關調查處理，是一個大家都不想碰的棘手問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認為，這是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9條，保障職場安全衛生的範圍，並且據該條授權，以各機關的安全衛生小組機制處理。而行政院人事總處108年4月29日頒定的「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處理建議作為」，給了一些提示，但要落實化，還是各機關要自訂行政規則。 這其中的巧門，在於保訓會主管的安衛小組，原則上是一個「官本位」的機制，採職權主義，由其主責職場霸凌，則是不是一定要受理霸凌調查申訴、受理的格式期限、調查與成立霸凌需不需要外部成員，定性上還是機關說了算。人總的建議作為，有清楚的申訴管道、格式以及外部調查決議機制，有申訴就要處理，較偏向處分權主義。但人總認為自己不是主管機關，採不採納建議端看各機關。其實，這情況並非理所當然，因為保訓會依據保障法第19條，有權制定全國性的安衛小組辦法，若把霸凌申訴調查機制統一定在該辦法，各機關都要遵守。112年3月24日保訓會性平小組性別及勞動法外部專家郭玲惠、焦興鎧，都指出職場霸凌目前並無法制，建議與行政院合作建立通報機制，就是在指這種情形。 勞衛二部均無通案制度化規定　「官本位」處理霸凌宛如恩賜 總之，現況是保訓會不願承擔、人總參了一咖，但最終公務員能否獲保障，還是看服務機關有沒有發揮良心，事前就把規定鉅細靡遺確立。這就比較像是恩賜，而非保障。從近日勞動部個案而言，該部就是沒有制定規定，根本不存在申訴管道，等到受害者往生，11月8日才由主管、員工、外聘專家展開調查，程序與時程也是該日討論定案，沒有規則供遵循。就確實展現了上述的沒有事前重視的機關，保障愈鬆散，且是「官本位」的職權主義。而且處理節奏倉促混亂，若事前明定必須外部專家參與的會議決議及決議範圍，當不至於如此。至於衛福部的情況，邱泰源部長說，必要時成立次長級專案小組調查。衛福部部也沒有制定規定（反而下級的疾管署有）。其實處理霸凌，應該是符合規定的申訴，都要有外部專家調查、固定成員開會決議是否成立，隨事態延燒而提高層級（次長級），反而是凸顯了沒有固定機制。 而這些事後發生時，機關才隨事態嚴重性，臨時組織處理機制，後續反而會因為沒有事前通案規定，保訓會就算受理再申訴的救濟，檢視的標準也只能流於寬鬆。 多個公務員改革的團體，在事發之後，發表聲明主張職場不法侵害事件，應由勞動部函釋，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這是這些民團聯盟基於決策成本最小，及過去主張延續，點出的改革方案。民團抓到了一個重點：霸凌事件必須直接界定成以法律所定的處理機制，以免前述各機關互踢皮球定位曖昧，只要機關不願意重視，屬員的保障就愈薄弱。 作者：邱子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