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美兩強競爭態勢越趨強烈，兩軍在第一島鏈上的對峙、頻率快速升高（東海、南海），去年中共《央視》曝光解放軍海軍殲16戰機驅離美海軍F-35戰機的畫面，過程中殲16採取倒飛「座艙對座艙」的模式進行攔截。消息一出，殲16與F-35若發生空戰？最終的勝利者誰成為各方分析的重點。 然而，欲分析兩款戰機在空戰的表現，必須先從「戰機性能」與「作戰環境」分析。 首先，中共海軍的殲16戰機為一款重型戰機，在載彈量、雷達性能、武器配備確實不容小覷，在解放軍「體系化作戰」下，若和空警500預警機配合，確實能在空中形成作戰優勢（殲35匿蹤戰機因服役數量少，暫時不列入參考）；但缺點在於，殲16屬於傳統四代半戰機，縱然能和其他機種進行配合，但受限於機體構型的限制仍舊無法在空戰環境中獲得絕對優勢。相對的，美軍F-35與F-18E/F戰機的配合，前者能發揮匿蹤優勢，後者能與空中預警機進行配合，獲得即時的戰場資訊以發動攻擊。 第二，在美國海軍的空戰構想中，F-35為匿蹤構型戰機，對於敵方雷達偵測有匿蹤的效果，無論是執行視距外空戰、聯合打擊，F-35將聯合F-18E/F超級大黃蜂戰機、E-2D空中預警機進行聯合打擊任務；F-35透過自身匿蹤優勢，在執行「視距外」空戰享有優勢，能透過機上的視距外飛彈，配合空中預警機取得目標，和F-18E/F戰機進行空戰任務時，因本身的載彈量優於F-35，故能攜帶相當數量的空對空飛彈，和F-35發揮聯合空戰的優勢。 第三，在空中電子戰的作戰構想上，美海軍能以F-35、F-18E/E、E-2D等機種組合，對上殲16、空警500，即使中共海軍派出殲16D電戰機，仍會遇上美海軍EA-18G電戰機的電磁干擾，從過往的作戰紀錄來論，美軍在電子戰、制電磁權的性能仍優於多數國家，縱然中共解放軍在電戰機的技術持續更新，但美軍在相關技術的發展/應用，其性能仍舊獲得各界認可。 美軍F-35偶發性的遇上中共殲16戰機，雖然最後遭到驅趕的命運，但若此斷言F-35戰機遜於殲16戰機的性能仍有失偏頗。在真實的作戰構想、環節，美海軍將以F-35匿蹤戰機、F-18E/F戰機、EA-18G電戰機與E-2D預警機進行編隊合作，已能應付潛在的海上（空中）威脅，而中共海軍在殲16戰機、殲16D電戰機、殲35匿蹤戰機與空警600預警機，因尚未部署到位，相關的作戰經驗居於劣勢，美軍F-35依舊能在「聯合作戰」上發揮的空戰優勢。 作者：宋磊

在全球地緣政治的棋盤上，台灣與以色列分別位於亞太與中東的關鍵樞紐。儘管兩國在地理距離、宗教文化與建國背景上截然不同，但在國際生存環境與發展軌跡上，卻展現出高度的相似性。這兩顆被強鄰環伺的「民主珍珠」，在面對生存威脅時的強韌適應力，成為了雙方進行深度科技與軍事合作的堅實基礎。透過深入頗析兩國的異同點，我們能更清晰地預見兩國未來的戰略價值。 從相近之處來看，台灣與以色列最顯著的共通點在於「極度的安全威脅」。以色列自建國以來便處於敵對國家的包圍中，經歷多次中東戰爭的洗禮；台灣則長期面臨中共的武力威脅，雙方都存在著「生存即勝利」的現實緊迫感。這種強大的外部壓力，促使兩國社會發展出極高的危機意識。此外，兩國皆缺乏天然資源，這迫使兩國不得不將「人才與技術」視為唯一的生存資本。這種環境孕育了特殊的創新文化，以色列擁有世界知名的創業精神，而台灣則打造了領先全球的半導體供應鏈，兩國皆成功將「生存壓力」轉化為「經濟競爭力」。 然而，兩國在發展脈絡上也存在明顯的差異。以色列的國家主權獲得國際社會普遍承認，並擁有強大的自主軍事投射能力與研發能量，其社會組織高度軍事化，徵兵制深入國民 DNA，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軍民一體科研體系。相比之下，台灣的國際處境更為特殊且艱難，主權地位常因大國博弈而受到排擠。在經濟結構上，台灣以大規模、高效率的硬體製造與供應鏈管理見長，而以色列則專注於軟體開發、網路安全及原始技術的創新與突破。這種「硬體製造」與「軟體創新」的互補，正是兩國合作最迷人的潛力所在。 深入分析為何兩國在科技與軍事上的合作對未來發展至關重要，首先必須談到「不對稱作戰」的技術整合。以色列在無人機、反飛彈系統及數位戰場管理上擁有豐富的實戰經驗與領先技術，這些領域正是台灣應對台海潛在衝突、建立防禦韌性的核心需求。透過技術引進與共同開發，台灣能加速國防自主的進程；而對以色列而言，台灣強大的硬體生產與精密度製造能力，能將其前瞻性的軍事技術低成本、大規模地轉化為實體裝備，提升其在全球國防市場的競爭力。 在民用科技領域，兩國的合作更是未來數位轉型的引擎。以色列在人工智慧、網路安全及生物醫療領域的原始創新，需要與台灣的半導體能量接軌。當以色列的頂尖演算法遇上台灣的先進製程晶片，將能產出更強大的邊緣運算設備或醫療偵測工具。這種深度嵌入彼此供應鏈的合作，能有效分散因區域緊張帶來的斷鏈風險。兩國透過建立「民主韌性供應鏈」，不僅能確保關鍵技術不被威權國家壟斷，更能共同定義未來的科技標準。 總結來說，台灣與以色列的合作並非僅止於商務往來，更是一種基於「共同價值觀」與「生存邏輯」的戰略盟約。雙方在軍事科技的深度交流，能強化彼此在面對區域威脅時的嚇阻力；在高端科技的資源互補，則能鞏固兩國在國際分工中不可取代的地位。在動盪的 2026 年，這種跨越地理限制的強強聯手，將為兩國在充滿變數的國際秩序中，開創出更具韌性與主動性的未來。

在伊朗伊斯蘭政權月前殘酷鎮壓抗議民眾，引發國際震驚、譴責之後，外界認為美國可能會軍事介入，如今這個預測極有可能成真。 過去數個星期以來，川普的女婿庫許納(Jared Kushner)與外交特使魏科夫(Steve Witkoff)代表美國方面和伊朗進行多次祕密談判，而伊朗方面仍虛以委蛇的情況之下，日前美國總統川普表明只給伊朗十天的期限重回談判桌簽署核協議，在核武、飛彈等地緣威脅問題交出讓美國方面滿意的條件，否則將命令美軍發動攻擊。同一時間美軍正大舉集結中東，準備在伊朗無意讓步後動手，而去年空襲伊朗的以色列也積極動員，美以聯手攻擊伊朗的態勢已然成形。 伊朗伊斯蘭政權為何在這個對它僅次於兩伊戰爭的政權危機的當下，仍然冥頑不靈，不肯認真的作出實質讓步？主要是伊朗伊斯蘭政權從過去歷任美國政府交涉核武問題的經驗中，認定美國不敢跟它冒著大規模衝突的風險強迫它讓步，因為大規模衝突帶來的油價上漲及經濟衝擊並非美國所能承受，川普政府也不例外；再者，在屠殺抗議民眾、經濟困境無解的情況下，伊朗伊斯蘭政權的核心革命衛隊更堅持要保留，甚至加速開發核武、長程飛彈，作為嚇阻美國、以色列趁虛而入的關鍵武器，如果放棄核武、飛彈，伊朗伊斯蘭政權勢必將步上伊拉克海珊、利比亞格達費的後塵，遭到內外夾擊而崩潰。 對於川普政府來說，在目前這個時刻要求伊朗放棄核武、飛彈，從美國及中東盟邦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等國看來，是再好不過的時機，此時的伊朗伊斯蘭政權已經喪失民心、去年以色列重創防空系統及軍政高層的打擊尚未恢復，極限施壓乃至一定程度的外科手術攻擊，能夠達成外交目標迫使伊朗讓步，甚至可能讓伊朗伊斯蘭政權如同委內瑞拉那樣，在最高領袖哈梅內衣更迭(被殺或逃亡他國)之後轉向親美，有助於美國的地緣政治佈局。 綜合前述情況看來，在伊朗伊斯蘭政權無意真正讓步，以及川普政府持強硬態度持續施壓之下，近日內發生如去年美、以輪番空襲伊朗的有限衝突的可能性非常高，但是困獸猶鬥的伊朗伊斯蘭政權是否會冒險擴大衝突，引發難以控制的區域性戰爭，是難以預料的變數。 對於台灣來說，面對極有可能爆發的美伊衝突，除了油價上漲的經濟影響之外，更該關注的是中國的動作，習近平是否可能以和事佬姿態介入，以此向川普政府在台海問題上「討人情」？還是趁此機會擴大對台日的灰色地帶侵擾？種種可能變化值得台灣各界持續關注並未雨綢繆。 作者：局外人

2026年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SCOTUS）針對「學習資源公司訴川普案」（Learning Resources, Inc. v. Trump）作出震驚全球的裁決，以 6 比 3 的票數判定川普總統自2025年初以來，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所加徵的「互惠關稅」與「反走私關稅」違憲。大法官會議明確指出，IEEPA 賦予總統在緊急狀態下「規管進口」的權力，並不等同於憲法授予國會的「課稅與徵收關稅」權。此裁決不僅讓川普一年多來橫掃全球的關稅大棒瞬間失靈，更引發了對於行政權過度擴張的司法逆襲。一時間，華盛頓陷入了新一輪的政治鬥爭與憲政疑雲；當行政首長以「國家緊急狀態」為由強推政策，司法體系是否有權介入、甚至推翻已執行的國際貿易協議？美國是否正走向一場新的權力分立危機？      回顧美國憲政史，行政權與司法權的拉鋸戰從未停歇。自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起，羅斯福總統推動「新政」，國會開始將大量經濟調度權轉授給行政部門，形成了所謂的「大行政國家」。在過去近百年間，尤其在冷戰與反恐戰爭期間，法院對於總統以「國家安全」或「經濟緊急狀態」為名的裁量權多半採取尊重態度，這在1962年《貿易擴張法》第232條（國安關稅）的長期實踐中清晰可見。然而，川普時代的強勢領導風格，挑戰了憲法第一條賦予國會的稅收專屬權。此次最高法院的駁回，是基於「重大問題準則」（Major Questions Doctrine）的進一步確立。首席大法官羅伯茲在多數意見書中強調，關稅涉及數兆美元的經濟變動，若無國會明確的授權，行政部門不得僅憑模糊的法律詞彙就自創稅收。 從歷史經驗看，當行政首長試圖繞過立法機關進行社會重構時，聯邦法院往往扮演「煞車皮」的角色。這並非單純的政治鬥爭，而是司法體系在面對長期以來「行政權膨脹」後的導正。當前美國財政赤字屢創新高，關稅本是川普填補國庫的重要手段，但法院的介入使得行政決策必須回歸國會協商，此對一名習慣以行政命令治國的強勢總統而言，無疑是對試圖凌駕憲政的重大挫敗。     在法律層面上，最高法院的裁決導致川普之前依據 IEEPA 與各國（如加拿大、墨西哥、甚至部分印太夥伴）談成的關稅減免或調整協議，陷入法律上的「無效狀態」。由於這些協議的法理基礎即總統的緊急狀態權力，已被法院裁定不存在，意味著那些被強迫簽署、以「交換關稅豁免」為條件的投資承諾或貿易協議草案，其執行效力已搖搖欲墜。    雖然川普政府隨即啟動《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等其他替代方案試圖補救，但這些舊有法律具有更嚴格的時效限制（如150天）與程序審核。惟將導致美國與盟友間的貿易關係進入一段高度不確定的「談判博奕期」。各國政府面臨兩難；是繼續遵守已達成的協議以維持穩定，還是利用美國法院的裁決提起追討關稅的集體訴訟？根據最新統計，2025年所徵收的關稅總額高達數千億美元，若法院最終判定必須退賠，將對美國財政造成災難性衝擊，也讓美國在全球貿易談判中的誠信度跌至谷底。     對於台灣而言，近期剛簽署的《美台互惠貿易協議》（ART）首當其衝。在該協議下，台灣以大幅投資美國半導體產業並開放農產品進口為代價，換取美國將關稅從20%降到15%。隨著最高法院的裁決，美方原先徵收20%關稅的基礎（IEEPA）已消失，台灣產業理應回歸更低的稅率。然而，川普政府若改以其他條款強行維持高關稅，原本談定的15%優惠是否依然有效？將為依賴深厚的台美經貿關係埋下隱患，更深層原因仍是台灣握有90%以上先進晶片製造，此無疑懷璧其罪，尤其晶片又被稱作「21世紀石油」；不難猜測，多變的川普必然有新的晶片法案來應對。      故我國於此刻不應僅是被動觀察，而應採取更為主動的憲政與貿易雙軌策略。首先，外交與經貿部門必須與美國國會建立直接聯繫。既然法院將權力歸還國會，台灣應尋求在國會層級獲得法律保障的貿易地位，而非僅依賴隨時可能被推翻的總統行政命令。其次，台灣應審慎評估已承諾的投資進度，將其作為重新談判的籌碼。      最後，關稅爭議反映近代美國權力分立的衝突。台灣應體認到，在強勢總統與獨立司法的博弈中，法治做為家穩定的基石早已隨著國際強人頻仍崛起時已動搖。未來台灣在經貿之策須具備更多備案與「劇本」，在美方行政、司法與立法的三方角力中，尋求法制化的長遠保障，而非僅追求短期政治協商的成果。 作者 / 劍藏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