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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轉型正義與蔣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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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由充滿希望與歡樂而至失望的第一任期,乃至於在台灣選務史上罕見的「邊投邊開」而低空飛過、驚險連任的第二任期以後,台北市長柯文哲的「新」政治可以說是徹底破產,「改變成真」也變成一則笑話,台北市政從大巨蛋、社宅、市場改建到捷運,市政堪稱千瘡百孔,已經到達必須由下一任市長來接手處理、收拾殘局的程度。

在這些議題當中,雖然「如何看待中正紀念堂/希望中正紀念堂與其週邊空間能夠做怎樣的處理」,以及「市屬各級學校校園之中,自威權時代設置後留存至今,以孫文與蔣介石等人為主的高度政治表徵性銅像,應該獲得怎樣的處置」等等與轉型正義及歷史課題有關的市政議題,急迫性與優先順位見仁見智,但市長候選人們如何看待這類問題,卻也展現各自的思考本位與立場—特別是對台灣與台北市的歷史抱持什麼樣的觀點,而這些思考本位與立場也會反映到他們當選後的施政上,因此仍然有一定的意義。

更特殊的是,本次台北市長3名主要候選人的其中1人—亦即中國國民黨所提名、現任中山.松山選區立法委員的蔣萬安,自從跟隨其父親蔣孝嚴(原名章孝嚴)「認祖歸宗」後,從政道路上也有相當的程度,得益於其蔣家後代子孫的自我宣稱。畢竟,無論如何,作為其(理論上)先人的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自1949年年底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遷台以後,先後以中國國民黨總裁、中華民國總統及行政院長等黨政最高領導者的身份,統治台灣達38年之久,對於中國國民黨的核心支持者而言,擁有蔣家後人的身份—或者即便是自我宣稱也好,無疑號召力的象徵,在這些核心支持者居多的選區參選公職民代,有助於使其個人政途走得比別人更加平順一些,而蔣萬安的從政之路,也確實有著相似的路徑。

但,另一方面,蔣介石父子卻也因為其以佔領者之姿,強行君臨於台灣人之上,以中華民國當局最高領導者的身份,透過228-清鄉大屠殺、以及其後的白色恐怖,與黨國體制下的軍警情特監控體制等等方式,將一代台灣精英或清洗屠戮殆盡,或使其噤聲遠離政治、或使其不得不為黨國所用,並在白色恐怖時代以反共或反內亂等等的名義,將主張台灣獨立建國的非共產主義人士,也一併列為政治牢獄的收監甚至刑死對象;加上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黨國體制,透過其媒體、教育等柔性規訓體制,對2~3代的台灣人,在意識型態上植入中國人認同,在語言上將其與台灣本土語言割離、以所謂「國語」取而代之,並在各種與政府權力有關的資源與機會分配上,產生相當程度的錯置與不義,對1949年前後移民的安排明顯較台灣人更加有利。這些史實疊加以後,使得台灣人對蔣家的觀感與歷史評價,產生與中國國民黨核心支持者天差地別的情況,而民主化所伴隨的公共領域的台灣-台灣人復權,也因此連帶產生轉型正義的訴求。

而自從政起,在中國國民黨核心支持層、乃至於泛藍選民中,持續因為「蔣家後人」的光環而享有一定便利與優勢的蔣萬安,如何看待其(至少是理論上的)曾祖父蔣介石與祖父蔣經國的過往,在不同國家認同及政黨支持者間因此般過往而生、判若雲泥的評價,以及對這些過往遺緒有關的有形象徵應當如何處置的主張,也因為蔣萬安本次的出馬角逐台北市長,加上台北市在都市空間方面仍然存有相當數量的威權象徵,而益加有其意義。

不過,稍加整理檢視蔣萬安自獲得提名起,與其先人過往歷史、以及都市空間威權象徵有關的種種言行軌跡以後,可以得到這樣的概觀評價:他的相關言行,雖然能夠在其核心支持層—亦即台北市的多數泛藍選民—當中,獲得肯定的評價、並且進而產生鞏固票源的效果,但,另一方面,這樣的言行,卻也不免讓泛藍之外的台灣人選民,開始產生「如果蔣萬安真的在11月26日晚間開票後,確定當選台北市長,他是不是會在都市空間仍存在的威權象徵、以及與歷史有關的意識形態場域等議題,將台北市重新帶回馬英九與郝龍斌2位市長執政的時代」之類的大哉問。

這樣的大哉問並非毫無依據。

首先,必須很遺憾地說,蔣萬安對兩蔣父子的歷史評價,並未能夠超越其同溫層歷史意識形態的窠臼、也無法理解「為什麼在泛藍的同溫層之外,會有一定比例的人—尤其是認同『台灣必將建國、也必須建國』的台灣人—會對兩蔣父子抱持一定程度的反感與負面評價」的情況,而是恣意地在其同溫層中,以對兩蔣的無條件全肯定,充分利用「蔣家後人」的表徵與光環,來作為其競選活動鞏固核心支持層的工具。這點在他9月中旬參加其大安區後援會成立大會時的發言,可謂是展露無遺,在該大會上,蔣萬安不僅將所謂國家被撕裂的責任全然歸咎於民進黨,更以所謂十大建設等建設為引,強調「兩位蔣總統對這片土地的貢獻不容抹滅」,頗有不知今夕是何夕之感,可以這麼評價:蔣萬安無疑是以青壯的軀殼,承載著黨國的靈魂。

既然對兩蔣的歷史有如此的基本定性,那麼,對於都市空間中與此般歷史過往有關的具體表徵,應當做怎樣的處置,也就無法期待蔣萬安能夠有什麼開創性或突破性的觀點。

面對座落於台北市中心、儼然另類中式帝王陵寢的中正紀念堂,蔣萬安一方面在廣播節目專訪時,透過將中正紀念堂列為「一定會帶來台北觀光的外國友人前去的景點」,展現對中正紀念堂存在的肯定態度;另一方面卻也迴避民間團體透過公共論壇,探求中正紀念堂空間轉型可能性的論議機會,原本民間自組的「中正紀念堂園區新願景概念競圖執行小組」,有意邀請共計12位的台北市市長候選人,在10月4日舉行「台北市準市長論壇」,讓候選人就中正紀念堂空間轉型有一個自抒己見的機會,但蔣萬安卻回覆稱「當日已有既定行程,不克出席」,顯見他在公共領域方面,並沒有與其他人談論「維持中正紀念堂」以外其他可能的選項的誠意。

但他在對他相對友善得多、在「維持中正紀念堂存續」的基本立場不會遭到他人挑戰的公開場合,卻也曾經透露過他對中正紀念堂的想法,他在9月底一場由台大政治系系學會與亞太青年協會所合辦的「與市長有約」活動,被問及「如何運用自由廣場(中正紀念堂)」時,他表示可以在既有的基礎上納入更多元素,例如可以透過策展的方式,感念榮民、女工及原住民族等對台灣土地付出貢獻的人們。這樣的回答,顯見蔣萬安出於其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史觀,對台北市都市空間的威權象徵,基本上仍然抱持肯定其存有、希望能繼續維持下去的觀點,而他口中「對台灣土地付出貢獻的人們」,也就只能成為帝陵主體的緣飾與綠葉了。

基於同樣的調性,也難怪蔣萬安在其他公開場合中,會對台北市市屬各級學校及其他公共空間之中,現存的蔣「公」銅像等威權表徵,有著符合黨國史觀的觀點。

在9月下旬出席北市商業總會座談會時,蔣萬安被問及如何處置銅像的看法、記者也一併提及「陳時中(前衛服部部長,民進黨提名的北市長候選人)支持拆除」的時候,蔣萬安一方面以「肯定兩位蔣總統對台灣土地的貢獻」、「不能為拆銅像而拆銅像,應該尊重校園空間的專業規劃」等理由,為作為威權表徵的蔣「公」銅像做開脫;另一方面對陳時中傾向拆除的立場冷眼以對。在9月下旬稍後的一次拜票活動,蔣萬安更偕同馬英九,一起向公園中的蔣介石銅像行三鞠躬禮,對威權象徵的傾慕之情更是溢於言表。以上的這些舉措,對蔣萬安而言,實在是一點也不令人意外。

除了對兩蔣、以及對都市空間威權表徵的觀點充滿時顯時隱的黨國色彩以外,更大的問題是:蔣萬安有「想要透過台北市長的職位、以及市長可得行使的行政權限,來影響台北市各級學校學子歷史認知」的意圖,這點從他在9月28日參加其新書《台北.萬安》發表會的公開發言,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來,無論理由如何牽強(「很多學校、家長在與他們反應,認為現在孩子所接觸學習到的歷史,跟過去相比並不全面,甚至很多孩子在網路上查到的相關資訊,國內外的資料,都跟現在學校課本上的都有一些出入」)、修改課綱與其內容也不是北市市長與市府教育局的法定權限,但他仍然表態「至少我們應該讓孩子、下一代有正確的歷史觀,我們該把完整的這些歷史,能夠讓孩子知道」、「這部分他會與教育界或專家來談,台北市能做的,一定會先做」,這也預示:若蔣萬安當選台北市長,台北市將會因此掀起波瀾、不惜與中央政府起衝突,也要對台北市各級學校的學子,強行重新恢復黨國使觀的植入。

綜上,恕筆者直言:一個以身為蔣家後人為榮、靈魂充滿黨國思維的青壯立委,是不是真的適合擔任台北市長的職務,是一個非常值得商榷的問題。但願台北市民在投票前,能夠審慎、冷靜地思考,並且做出正確的判斷。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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