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由充滿希望與歡樂而至失望的第一任期，乃至於在台灣選務史上罕見的「邊投邊開」而低空飛過、驚險連任的第二任期以後，台北市長柯文哲的「新」政治可以說是徹底破產，「改變成真」也變成一則笑話，台北市政從大巨蛋、社宅、市場改建到捷運，市政堪稱千瘡百孔，已經到達必須由下一任市長來接手處理、收拾殘局的程度。
在這些議題當中，雖然「如何看待中正紀念堂/希望中正紀念堂與其週邊空間能夠做怎樣的處理」，以及「市屬各級學校校園之中，自威權時代設置後留存至今，以孫文與蔣介石等人為主的高度政治表徵性銅像，應該獲得怎樣的處置」等等與轉型正義及歷史課題有關的市政議題，急迫性與優先順位見仁見智，但市長候選人們如何看待這類問題，卻也展現各自的思考本位與立場—特別是對台灣與台北市的歷史抱持什麼樣的觀點，而這些思考本位與立場也會反映到他們當選後的施政上，因此仍然有一定的意義。
更特殊的是，本次台北市長3名主要候選人的其中1人—亦即中國國民黨所提名、現任中山．松山選區立法委員的蔣萬安，自從跟隨其父親蔣孝嚴（原名章孝嚴）「認祖歸宗」後，從政道路上也有相當的程度，得益於其蔣家後代子孫的自我宣稱。畢竟，無論如何，作為其（理論上）先人的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自1949年年底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遷台以後，先後以中國國民黨總裁、中華民國總統及行政院長等黨政最高領導者的身份，統治台灣達38年之久，對於中國國民黨的核心支持者而言，擁有蔣家後人的身份—或者即便是自我宣稱也好，無疑號召力的象徵，在這些核心支持者居多的選區參選公職民代，有助於使其個人政途走得比別人更加平順一些，而蔣萬安的從政之路，也確實有著相似的路徑。
但，另一方面，蔣介石父子卻也因為其以佔領者之姿，強行君臨於台灣人之上，以中華民國當局最高領導者的身份，透過228-清鄉大屠殺、以及其後的白色恐怖，與黨國體制下的軍警情特監控體制等等方式，將一代台灣精英或清洗屠戮殆盡，或使其噤聲遠離政治、或使其不得不為黨國所用，並在白色恐怖時代以反共或反內亂等等的名義，將主張台灣獨立建國的非共產主義人士，也一併列為政治牢獄的收監甚至刑死對象；加上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黨國體制，透過其媒體、教育等柔性規訓體制，對2～3代的台灣人，在意識型態上植入中國人認同，在語言上將其與台灣本土語言割離、以所謂「國語」取而代之，並在各種與政府權力有關的資源與機會分配上，產生相當程度的錯置與不義，對1949年前後移民的安排明顯較台灣人更加有利。這些史實疊加以後，使得台灣人對蔣家的觀感與歷史評價，產生與中國國民黨核心支持者天差地別的情況，而民主化所伴隨的公共領域的台灣-台灣人復權，也因此連帶產生轉型正義的訴求。
而自從政起，在中國國民黨核心支持層、乃至於泛藍選民中，持續因為「蔣家後人」的光環而享有一定便利與優勢的蔣萬安，如何看待其（至少是理論上的）曾祖父蔣介石與祖父蔣經國的過往，在不同國家認同及政黨支持者間因此般過往而生、判若雲泥的評價，以及對這些過往遺緒有關的有形象徵應當如何處置的主張，也因為蔣萬安本次的出馬角逐台北市長，加上台北市在都市空間方面仍然存有相當數量的威權象徵，而益加有其意義。
不過，稍加整理檢視蔣萬安自獲得提名起，與其先人過往歷史、以及都市空間威權象徵有關的種種言行軌跡以後，可以得到這樣的概觀評價：他的相關言行，雖然能夠在其核心支持層—亦即台北市的多數泛藍選民—當中，獲得肯定的評價、並且進而產生鞏固票源的效果，但，另一方面，這樣的言行，卻也不免讓泛藍之外的台灣人選民，開始產生「如果蔣萬安真的在11月26日晚間開票後，確定當選台北市長，他是不是會在都市空間仍存在的威權象徵、以及與歷史有關的意識形態場域等議題，將台北市重新帶回馬英九與郝龍斌2位市長執政的時代」之類的大哉問。
這樣的大哉問並非毫無依據。
首先，必須很遺憾地說，蔣萬安對兩蔣父子的歷史評價，並未能夠超越其同溫層歷史意識形態的窠臼、也無法理解「為什麼在泛藍的同溫層之外，會有一定比例的人—尤其是認同『台灣必將建國、也必須建國』的台灣人—會對兩蔣父子抱持一定程度的反感與負面評價」的情況，而是恣意地在其同溫層中，以對兩蔣的無條件全肯定，充分利用「蔣家後人」的表徵與光環，來作為其競選活動鞏固核心支持層的工具。這點在他9月中旬參加其大安區後援會成立大會時的發言，可謂是展露無遺，在該大會上，蔣萬安不僅將所謂國家被撕裂的責任全然歸咎於民進黨，更以所謂十大建設等建設為引，強調「兩位蔣總統對這片土地的貢獻不容抹滅」，頗有不知今夕是何夕之感，可以這麼評價：蔣萬安無疑是以青壯的軀殼，承載著黨國的靈魂。
既然對兩蔣的歷史有如此的基本定性，那麼，對於都市空間中與此般歷史過往有關的具體表徵，應當做怎樣的處置，也就無法期待蔣萬安能夠有什麼開創性或突破性的觀點。
面對座落於台北市中心、儼然另類中式帝王陵寢的中正紀念堂，蔣萬安一方面在廣播節目專訪時，透過將中正紀念堂列為「一定會帶來台北觀光的外國友人前去的景點」，展現對中正紀念堂存在的肯定態度；另一方面卻也迴避民間團體透過公共論壇，探求中正紀念堂空間轉型可能性的論議機會，原本民間自組的「中正紀念堂園區新願景概念競圖執行小組」，有意邀請共計12位的台北市市長候選人，在10月4日舉行「台北市準市長論壇」，讓候選人就中正紀念堂空間轉型有一個自抒己見的機會，但蔣萬安卻回覆稱「當日已有既定行程，不克出席」，顯見他在公共領域方面，並沒有與其他人談論「維持中正紀念堂」以外其他可能的選項的誠意。
但他在對他相對友善得多、在「維持中正紀念堂存續」的基本立場不會遭到他人挑戰的公開場合，卻也曾經透露過他對中正紀念堂的想法，他在9月底一場由台大政治系系學會與亞太青年協會所合辦的「與市長有約」活動，被問及「如何運用自由廣場（中正紀念堂）」時，他表示可以在既有的基礎上納入更多元素，例如可以透過策展的方式，感念榮民、女工及原住民族等對台灣土地付出貢獻的人們。這樣的回答，顯見蔣萬安出於其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史觀，對台北市都市空間的威權象徵，基本上仍然抱持肯定其存有、希望能繼續維持下去的觀點，而他口中「對台灣土地付出貢獻的人們」，也就只能成為帝陵主體的緣飾與綠葉了。
基於同樣的調性，也難怪蔣萬安在其他公開場合中，會對台北市市屬各級學校及其他公共空間之中，現存的蔣「公」銅像等威權表徵，有著符合黨國史觀的觀點。
在9月下旬出席北市商業總會座談會時，蔣萬安被問及如何處置銅像的看法、記者也一併提及「陳時中（前衛服部部長，民進黨提名的北市長候選人）支持拆除」的時候，蔣萬安一方面以「肯定兩位蔣總統對台灣土地的貢獻」、「不能為拆銅像而拆銅像，應該尊重校園空間的專業規劃」等理由，為作為威權表徵的蔣「公」銅像做開脫；另一方面對陳時中傾向拆除的立場冷眼以對。在9月下旬稍後的一次拜票活動，蔣萬安更偕同馬英九，一起向公園中的蔣介石銅像行三鞠躬禮，對威權象徵的傾慕之情更是溢於言表。以上的這些舉措，對蔣萬安而言，實在是一點也不令人意外。
除了對兩蔣、以及對都市空間威權表徵的觀點充滿時顯時隱的黨國色彩以外，更大的問題是：蔣萬安有「想要透過台北市長的職位、以及市長可得行使的行政權限，來影響台北市各級學校學子歷史認知」的意圖，這點從他在9月28日參加其新書《台北．萬安》發表會的公開發言，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來，無論理由如何牽強（「很多學校、家長在與他們反應，認為現在孩子所接觸學習到的歷史，跟過去相比並不全面，甚至很多孩子在網路上查到的相關資訊，國內外的資料，都跟現在學校課本上的都有一些出入」）、修改課綱與其內容也不是北市市長與市府教育局的法定權限，但他仍然表態「至少我們應該讓孩子、下一代有正確的歷史觀，我們該把完整的這些歷史，能夠讓孩子知道」、「這部分他會與教育界或專家來談，台北市能做的，一定會先做」，這也預示：若蔣萬安當選台北市長，台北市將會因此掀起波瀾、不惜與中央政府起衝突，也要對台北市各級學校的學子，強行重新恢復黨國使觀的植入。
綜上，恕筆者直言：一個以身為蔣家後人為榮、靈魂充滿黨國思維的青壯立委，是不是真的適合擔任台北市長的職務，是一個非常值得商榷的問題。但願台北市民在投票前，能夠審慎、冷靜地思考，並且做出正確的判斷。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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